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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醬園弄》已經定檔，眾星云集，宣發熱鬧，這也激起我讀原著的興趣。故事講得是民國三十五年春，上海醬園弄發生了一起殺夫案。八十斤的弱女子詹周氏，將二百斤的丈夫大卸十六塊裝入箱中。這起案件如同一面多棱鏡，折射出民國女性的生存困境與時代的荒誕邏輯。

詹周氏并非天生殺人狂。她是個貧家女，被詹家收養為丫鬟，成年后由老爺做主嫁給府中長工，還得了資金支持開當鋪。這看似是底層女性難得的上升通道——若在太平年月，她或許能守著當鋪終老。然而亂世打破了這種可能。當鋪倒閉后，丈夫沉溺賭博，輸了錢便回家施暴。

民國法律卻規定，離婚只能由男人提出。丈夫那句“等你有了姘頭再離婚”的威脅，道出了當時女性離婚之難——找情夫死路一條，忍耐則是慢性自殺。詹周氏最終選擇了一條極端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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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醬園弄昏暗的屋檐下，一把菜刀劃破了上海的夜空。這一極端暴力行為背后，是詹周氏這個被時代擠壓變形的靈魂最后的反抗。她最終被捕入獄，圍繞著她的殺夫，眾生一一登上舞臺。

案件發酵過程堪稱民國媒體奇觀。當時小報《泰來報》為討好警察局長薛至武，將兇殺案包裝成獵奇故事，又大力渲染薛至武的賣力偵查。這個報道引發熱議。其對家記者犀利的質疑“八十斤女子如何肢解二百斤壯漢”，讓薛至武陷入了尷尬境地，《泰來報》也偷雞不成蝕把米。

薛至武在調查中對詹周氏本就懷有同情，或者是對柔弱的女人懷有同情，但此時輿情轟動，他更加堅定了對“幫兇”的執著追尋。這不僅是對社會的一個交代，更是他為上升搭建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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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喧囂中，女作家蘇青（讀到蘇青部分的時候，感覺不是在讀小說）的表現尤為矚目。她迅速捕捉熱點，將改編自詹周氏案的時事劇搬上舞臺。“臺上男演員罵女演員‘撒謊下賤的女人’，女演員但凡頂嘴，便會遭到男演員毆打”，這場景讓更多的女性發出聲音，也讓這樁殺夫案更迅速地傳播。在這個過程里，也有很多人“刻意淡化家暴”強調“女性兇殘”等聲音

但作者并沒有將蘇青簡單塑造成女性代言人，而是穿插了她與胡蘭成、張愛玲的情感糾葛（大致是蘇青是愛胡蘭成的，張愛玲是幽怨的，胡蘭成在文字上是有大魅力的，反映了《醬園弄》作者對三人關系的態度，又附上作者的猜想，那就是假若蘇青當年嫁給胡蘭成，會怎樣怎樣）。這樣或許會讓小說好看，但對于熟悉三人關系的讀者來說，會覺得作者在這里故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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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還牽扯出《滬上日報》主編吳玲的遭遇。這位抗戰熱情高漲的知識女性被捕后，日報的副主編竟賄賂警方欲置她于死地（當然是為了搶奪主編位置）。薛至武收錢卻放人的行為，也是他性格灰度的刻畫。薛至武與吳玲的初次交集，很可能始于公務往來。一個是手握實權的警界要員，一個是言辭鋒利的媒體精英，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這倆人的交往注定充滿張力。吳玲的抗戰立場與薛至武的職務身份本是對立的，但權力場往往會超出非黑即白的簡單邏輯。

原著中隱晦提及到薛至武“或許之前有一段情感糾纏”，我們會不自覺猜到是吳玲。當吳玲因抗日活動被捕時，薛至武默許副主編買兇，卻又暗中放走吳玲。這種矛盾背后，可能是權力算計與個人情感的拉鋸：既要在官場保持“正確立場”，又不愿親手毀掉這個特別的女子。在放走吳玲時，那句“永遠別回上海”的警告，或許藏著連他自己都不愿承認的關切與愛意。

這個在權力游戲中游刃有余的男人，終究為自己保留了一小塊溫柔之地。美麗颯爽的吳玲之于他，就像詹周氏案中那個永遠找不到的“幫兇”，成了他仕途生涯里無法自洽的缺失環節。在新時代來臨前，這些未能說清的關系，最終都化作黃浦江上的晨霧，隨著汽笛聲消散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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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拜休是《醬園弄》后期出現的一個角色。他留洋歸來，滿口西方法律精神，卻因結巴而在法庭上屢屢受挫。施拜休最初關注詹周氏案，并非純粹出于正義感。這樁“弱女子殺夫案”轟動全城，作為一個年輕律師，施拜休敏銳地意識到——如果能替詹周氏翻案，他將一戰成名。

于是，他主動聯系了同情詹周氏的女作家蘇青，并說服了經驗豐富的老律師徐沛東加入辯護團隊。在法庭上，施拜休的結巴一度讓他陷入尷尬，但他最終用扎實的法律邏輯和醫學證據（如詹周氏身上的長期傷痕）打動了法官。他提出詹周氏的丈夫酗酒、賭博、家暴，社會卻無救濟途徑，民國法律剝奪女性離婚權，逼她走上絕路，分尸存疑，但動機合理，應酌情減刑。

最終，詹周氏免于死刑，改判有期徒刑。施拜休因此聲名鵲起，成為上海灘的“人權律師”。新中國成立后，施拜休因法律專長被委以重任，甚至參與婚姻法的修訂，推動“男女平等離婚權”。然而，新法實施后，社會并未如他預期般變得更美好，反而出現了大量“殺妻案”——許多男性因妻子提出離婚而惱羞成怒，痛下殺手。這一現象讓施拜休又陷入自我懷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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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周氏殺夫案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理解民國女性處境的多重門扉。從法律制度的性別歧視，到媒體司法的利益合謀；從知識女性的有限抗爭，到底層女性的暴力反抗；從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到實質上的經濟自主；盡管是出于自私念頭，某些有權有才的男子幫助了詹周氏，然而這仍然可以看做是某種意識的松動——這些層面共同構成了女性婚姻解放的漫長征程。案件涉及的每個人物都在時代洪流中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而這些選擇的總和，便是歷史的真相。

新社會里，詹周氏被釋放，成為福利院教師，擁有了家庭和孩子。但九十多歲的她仍會對來訪者表現出神經質的警惕。我想，醬園弄的故事不是一個個體的創傷記憶，也遠不止于一樁奇案這樣簡單，它提醒著我們，在不同的時代鏡頭前，或許還有詹周氏的影子，瘋婦或可憐人……

作者：樵髯，喜歡紅樓及一切有趣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