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意投訴的認定需綜合考量主觀意圖與客觀行為的雙重維度，其核心在于投訴人是否以非法占有公共資源、破壞市場秩序或打擊競爭對手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偽造證據等手段實施投訴行為。這種行為不僅浪費行政監管資源，更可能對市場主體的正常經營造成實質性損害，因此法律對此類行為設置了明確的否定性評價與多重責任體系。

主觀故意是惡意投訴成立的首要條件。投訴人明知其投訴內容缺乏事實依據或法律依據，仍基于不正當目的啟動投訴程序，例如為迫使競爭對手退出投標而虛構其存在商業賄賂行為，或在明知商品符合質量標準的情況下，通過偽造檢測報告投訴商家售假。司法實踐中，投訴人的歷史行為模式常成為判斷主觀故意的關鍵證據——若某企業在一年內針對同一競爭對手發起三次以上投訴，且每次均因證據不足被駁回，其行為模式已明顯超出正常維權范疇，更符合通過程序性手段實施商業詆毀的特征。

客觀行為的違法性體現在投訴內容的虛假性與手段的不正當性上。虛假內容可能表現為虛構交易記錄、篡改檢測數據、冒用他人名義投訴等，而不正當手段則包括利用行政程序的漏洞拖延時間、故意提交矛盾性材料干擾調查等。某電商平臺商家為打擊競爭對手，通過PS技術偽造商品侵權圖片并向平臺投訴，導致對方店鋪被錯誤下架三天，此類行為不僅虛構了侵權事實，更利用平臺規則惡意占用爭議處理資源。行政與司法實踐中，投訴人拒絕配合調查、銷毀關鍵證據或教唆他人作偽證等行為，均會被認定為惡意投訴的加重情節。

法律后果呈現多層次性，既包括對直接受害者的民事賠償，也涵蓋對公共管理秩序的行政責任，情節嚴重者還需承擔刑事責任。民事層面，惡意投訴導致被投訴方經濟損失的，需賠償直接損失（如銷售額下降、商譽貶損）與間接損失（如為應對投訴支付的律師費、鑒定費）。行政責任方面，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捏造事實、偽造材料進行投訴的，行政監督部門可處以罰款，并列入不良行為記錄名單。刑事責任的適用則集中于情節特別惡劣的情形，如通過惡意投訴騙取巨額賠償金構成詐騙罪，或利用投訴手段強迫交易構成敲詐勒索罪，涉案人員可能面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對惡意投訴的規制已從個案懲處轉向系統治理。部分行業監管部門建立了投訴人信用檔案，將多次實施惡意投訴的主體納入“黑名單”，限制其參與政府采購或招投標活動；電商平臺則通過技術手段識別異常投訴行為，對高頻次、低質量的投訴自動觸發復核機制。這種“民事賠償+行政處罰+信用懲戒”的立體化追責體系，既能精準打擊惡意投訴行為，又能引導市場主體通過合法途徑解決爭議，最終實現維護公平競爭秩序與優化營商環境的雙重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