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沙孟海是當代影響力和名氣最大的書法家之一，很多人都把他的話當成“圭臬”，并認真臨習他的作品。對于這樣“德高望重”的大師，一般人“不敢”提出任何質疑，更不用說批評了。不過，書法界始終存在一個觀點，就是“沙孟海的書法審美不高”。
我們不妨就這句話作一分析。再講之前，我們要先知道沙老對帖學、碑學以及宋代以來諸多名家的看法。沙老早年希望拜吳昌碩、康有為為師，可惜都沒有成功，但他依然將這兩位視為“導師”，并繼承他們的學說。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趙孟頫、董其昌、王鐸等人以及對“妍美書風”和晚明書法的評價了。當他盛贊王鐸書法時，捎帶著把趙、董給批判了一番：“一生吃著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結果居然能得其正傳，矯正趙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
而對董其昌，他更是不留情：“自來評董字，大抵言過其實。梁巘說他‘晚年臨唐碑大佳，然大碑版筆力怯弱’，這話比較公允些。最說得恰當的是康有為《書鏡》：‘香光俊骨逸韻，有足多者。然局促如轅下駒，蹇怯如三日新婦。以之代統，僅能如晉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舊物而已。’”
意思是說董其昌的字好比西施對嫫母，怯弱、拘謹。由此可以看出，沙孟海應是對“妍美”一路書風是持批判態度的，而對“寧丑毋媚”為代表的“四寧四毋”之風較為推崇。但是，如果我們再看他對另一位書家梅調鼎的字的評價，就會發現不對勁，他說：“他的作品價值，不但當時沒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沒有這樣高逸的作品。”
梅調鼎，字友竹，號赧翁，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生于這件慈溪，自幼臨習書法，而且還學過董其昌的字，他取法于二王、趙、董一派，學界對他的評價是“難入一流大師之行”，至于“高逸”，不論是劉墉、張照，還是何紹基、錢灃、翁同龢，都遠勝于他。
正是這些例子，讓人質疑沙孟海在評判其他書家時是不是過于“雙標”。有人認為，梅調鼎與他是同鄉，所以評價時難免說好話，但這就更說明沙孟海的話不可信、不客觀了。其實，民國以來的書法家，受碑學影響太大，對帖學的貶低也太甚。
特殊的社會風氣和書法潮流，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而且很難做到完全摒除個人好惡，我們在看民國書法家的書評時，要認真思考，不可偏信、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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