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為何癱瘓

文 | 雷頤

我現在還記得當年插隊時在煤油燈下冒險讀羅曼·羅蘭所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時的激動與興奮——之所以是“冒險”，因為當時這是絕對禁書。克利斯朵夫那種“不是為了成功，而是為了信仰”的精神，給當時正在苦悶彷徨中的我以極大的精神鼓舞和力量。當然，羅曼·羅蘭也因此成為我的精神偶像之一。及至 “文革”結束，文壇開禁，他的作品重又出版，我當然是悉數買來，后中央電視臺插放連續劇《約翰·克利斯朵夫》時，不太看電視的我更是集集不落。不過，不知是電視劇改編得不成功還是因為現在的處境心境不同，竟全然沒有當年讀小說時那種刻骨銘心的感受。近來讀了他在六十幾年前寫的《莫斯科日記》，對他更感遺憾。

羅曼·羅蘭于1935年6-7月對莫斯科做了為時1個月的訪問，那是全世界的“進步知識界”都傾慕、信仰蘇聯的時代。對蘇聯的態度，一時竟成革命、進步、落后甚至反動的試金石。在《莫斯科日記》中，羅曼·羅蘭對這次訪問的經過和觀感都作了詳細的描繪。在日記中，他對蘇聯的許多新氣象作了熱烈的贊揚，但同時他又以作家的敏銳和人道主義思想家的深刻，看到了某些嚴重的問題，對一些現象表示了深深的疑慮。值得玩味的是，他對自己產生這些疑慮似乎又有一種負疚感，總要想出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自我解釋一番，以消除疑慮。他同時要求這部日記在50年后才能開封。

比如，他雖然稱頌斯大林，但對那種過分的、令人作嘔的個人崇拜又大表反感，認為斯大林像“羅馬皇帝”一樣欣賞自己的“封神儀式”。不過稍后，他又認為這是人們“高興地意識到自己的力量，為成就而自豪，真誠地信任自己的事業和自己的政府——這是成千上萬、甚至千百萬蘇聯男女所體驗到的情感……所有的人都處在集體狂熱的影響之下——期望、快樂和信心的狂熱，狂熱地確信他們在世界上為之效力的事業的正確和宏偉。在歷史上，這被稱為‘成功時刻’——人民最充分地經受自己命運的時刻”，“雙手服從大腦——共產黨及其人民委員會。這是可靠的大腦，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頁)。

當他得知有些青年僅僅因為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就被剝奪了上大學或進工廠的權利時，極為氣憤。對農民在“集體化”中的悲慘遭遇他深深同情，對濫殺無辜和種種殘酷的政治迫害(一些兒童都未能幸免)他更感難以接受……但后來，他居然全都想通了，認為這是因為蘇聯在國內還有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的反抗、國外被帝國主義包圍的形勢所致。“精心選擇的政黨對千百萬非黨人士的不屈不撓的專政是需要的。非黨人士或許比敵人更危險，因為不能確定他們的準確人數……我不能譴責專政(只能因為它努力偽裝起來而譴責它)，因為危險仍然存在”(第114頁)。所以，他認為許多暴行，“包括把不信任轉移到兒童身上，而這種不信任或許是他們的父輩或者他們根據出身所屬的階級所應得的”，“無論如何不能不理解這一切。這是‘戰時狀態’。這是‘戒嚴狀態’……濫用權力是由情勢(和事實)的邏輯所引起的”(第115頁)。讀到這些“非黨人士或許比敵人更危險”、“對千百萬非黨人士的不屈不撓的專政是需要的”、這些兒童不被信任(實際是歧視)是“應得的”這一類的文字，不能不使人不寒而栗。很難想像，這些文字是出自《約翰·克利斯朵夫》、《欣悅的靈魂》、《貝多芬傳》、《托爾斯泰傳》……這些悲天憫人、滿懷博愛精神之作的作者的筆下。

作為一個敏感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看到蘇聯的領導人擁有極大的、不受任何監督的權力，在生活中實際享有超出人們想像的特權，事實上正在形成一個“新貴”階層。對此，他深表憂慮，屢屢談及，認為今后很可能會產生一個龐大的“特權階層”，他急迫真誠地希望蘇共和斯大林能正視、解決這一問題。但隨即他又表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不會大肆宣揚革命的失敗。我從不認為，革命能夠一下子、立即實現人類兄弟般的團結和無階級的社會。每一次革命(而且，這應該不是最后一次，否則人類就會停止前進)，每一次革命——這都是在通向偉大理想的道路上被征服的一個階段。蘇聯革命可能成為人類社會在通向這個目標的道路上邁出的最大一步。對蘇聯革命的榮耀來說，這已足夠……無論今后將發生什么，將始終需要管理人類巨大軀體的中樞”。(第119頁)

《莫斯科日記》中類似的思想矛盾與“想方設法”的自我解釋還有許多許多，無須再舉。羅曼·羅蘭無疑是杰出的思想家，更是公認的敏感深刻、胸懷博大、充滿愛心的作家，對社會的不公、人類的痛苦與罪惡有著超乎常人的感受、悲憫和憤怒。所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群情狂熱中才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堅決反戰，公開主張“讓祖國戰敗”，因此被自己的同胞和政府視為“叛徒”、“賣國賊”，完全孤立，備受打擊迫害。面對窮兇極惡的法西斯主義，他更是甘冒生命危險，公開揭露其罪惡，要人們認清它的巨大危害。

然而，在看到斯大林主義的某些弊病甚至罪惡時，羅曼·羅蘭卻不顧事實對其公開頌揚，只在日記中悄悄吐露自己的疑慮、寫下所見的某些真實情況，但隨即，又千方百計為其找出種種“可以理解”也即“可以原諒”的理由。盡管只是略有微辭，但他仍生怕引起50年后的讀者對蘇聯、對他的態度和觀點的“誤解”，所以在日記的最后，他再次強調：“當我重讀這些筆記時，我感到擔心，它們可能顯得過于持批判態度，并使得把我當作兄弟的人們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將不會發生這樣的事，那些將閱讀我的日記的人們，能感覺到我對我所寫到的人們的尊敬和依戀，我把刻畫他們的個性特點作為自己的任務(況且我的分析可能是錯誤的)。我不希望，批評性意見以及對某些事情的某種克制態度會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在作出總結時，說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蘇聯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見。目前這些政策包含某種消極的東西;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沒有錯誤(‘犯錯誤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積極的東西遠遠超過所有消極的東西。我絲毫不懷疑，世界更美好的未來是與蘇聯的勝利連在一起的”(第137頁)。

今日讀此文字，使人不禁啞然失笑。與他的擔憂恰恰相反，50年后閱讀他的日記的人們不是認為他對蘇聯“顯得過于持批判態度”而反感，反而是對他對這些人物和體制的 “尊敬和依戀”感到遺憾，對他當時沒有公開自己的某些批判感到遺憾。事實說明，他的擔憂、他對歷史的預測完全錯誤，這確使人感到歷史的嘲諷實在過于殘酷。當然，我們不必也無權嘲笑、苛責先賢，但這一切不能不使人心情格外沉重地進行一種歷史的追問：這是為什么?否則，這段歷史就是一片空白。

羅曼·羅蘭從不缺乏勇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國內“愛國主義”極度高漲，群情洶洶，舉國滔滔，幾到白熱化程度。他卻以一人敵一國的勇氣果敢地站出來，堅決反對戰爭、反對“愛國”，甚至提出公民的責任是使自己的祖國戰敗，雖被罵為“奸細”、“賣國賊”，被萬眾怒斥而無所顧忌。很明顯，并不是對一種外在力量的懼怕使他“不敢”對斯大林的蘇聯作出批評，而是一種道德性的內在約束使他噤若寒蟬。他確可說是歐洲，不，是全人類的良知，但在實際是以各種宏偉說辭為精美包裝的罪惡面前，他的良知卻完全“癱瘓”，所以他雖然看到了種種嚴重的問題，但又為自己會有這種“思想”而深感歉疚，更不愿意將其說出，生怕造成各種“不良影響”，甚至進一步為其找出種種 “可以理解”的理由。他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實際使任何罪惡都可以得到解釋。罪惡一旦被開脫，罪犯便更加肆無忌憚。

其實，正是“人類良知”們的這種回避或自我欺騙，使更多的人被欺騙，因為他們不僅以自己淵博的學識、更以一種道德的力量深受蕓蕓眾生愛戴和信賴。或許他們用心良苦，但終使悲劇更為深重。事實說明，他缺乏的并不是承認、說出真理的勇氣，而是認識真理的理性，所以“良知”就被那些“宏偉說辭”輕易捕獲。事實說明，無論真假，誰占有了那套“宏偉說辭”誰就真的占有了一種巨大的“道德優勢”，而對這種說辭下的罪惡的揭穿反居“道德劣勢”。羅曼·羅蘭的同鄉，法國作家紀德的遭遇，就頗能說明問題。紀德本是左傾作家，在沒有到過蘇聯以前也曾對蘇聯充滿憧憬，但他在1936年應邀訪蘇后立即敏銳地發現了當時的種種問題，與盲目歌頌斯大林和蘇聯的其他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國后發表了《從蘇聯歸來》一書，對蘇聯當時的問題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評。盡管紀德一再申明、表白自己是發自內心地為蘇聯好，相信蘇聯終歸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錯誤，因為“真理無論如何痛苦，它傷人，只為的要醫好他”(紀德：《從蘇聯歸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但他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圍攻，一時間群情洶洶，被指為落后、反動、背叛。因此，對那類虛假言辭的揭露實際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氣、更強的理性和智慧。

羅曼·羅蘭可能萬萬不會想到，就在他寫下這些日記半個多世紀后，曾經無比強大的蘇聯竟會轟然坍塌，徹底解體。蘇聯的灰飛煙滅原因當然很多，但像羅曼·羅蘭這種有“人類良知”之稱的人們明明看到了它的嚴重弊病，卻出于自以為是“道德”的原因為其“諱疾忌醫”，終于沉疴不治，無疑也是其中一個雖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

但愿羅曼·羅蘭這種事與愿違的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