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諶旭彬，筆名言九林，歷史研究者，騰訊歷史頻道原主編，對歷史有著深入的研究，頗有心得。曾出版歷史暢銷書《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運》《大變局：晚清改革五十年》等。

1861年，因洋人不肯跪拜而誓死不肯接見外國公使的咸豐皇帝，終于死在了承德避暑山莊。與之一同死亡的，還有他那“以夏制夷”與洋人決戰的政治理想。恭親王奕訢與總理衙門啟動了改革，徐繼畬也重新進入朝廷的視野。1865年，徐奉旨抱病入京，成了“總理衙門行走”。

此刻的徐已是年逾七旬的老翁。奕訢看中的，已非他的具體辦事能力，而是希望通過起用他來向外界傳遞一種改革信號。當然，除了給朝廷充當改革風向標，徐也可以為核心決策層提供知識與智力方面的支持--曾幾何時，《瀛寰志略》讓徐繼畬成了清帝國知識界人人唾棄的臭狗屎;如今，總理衙門不但要重新起用他，還決定重印《瀛寰志略》，將之定為京師同文館的教科書之一。

為了讓徐繼畬的見識在改革中發揮更大作用，1867年2月，在奕訢的支持下，朝廷又任命徐繼畬為“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與該任命相配套，奕訢剛剛發起了一項改革，要在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二館，招收科舉正途出身者入館學習。奕訢很希望由徐繼畬來主持此事。畢竟，徐正是一位科舉正途出身做到封疆大吏，同時又熱衷西學和洋務之人。

總理衙門的推薦讓《瀛寰志略》的影響力略有擴張。在1858年責備徐繼畬“長英國志氣，滅中國威風”的曾國藩，于1867年重新讀起《瀛寰志略》。據曾國藩的日記，從該年舊歷十月起，他花了很多時間在這本書上:初六“閱《瀛寰志略》十六葉”，初七“閱《瀛寰志略》三十六葉”，初八“閱《瀛寰志略》廿葉”，初九“閱《瀛寰志略》十四葉”，初十“閱《瀛寰志略》十九葉”，十一日“閱《瀛寰志略》十六葉”，十二日“閱《瀛寰志略》十三葉”，十三日“閱《瀛寰志略》十七葉”28……曾國藩的這場閱讀持續了數月之久，是真當成知識在吸收，而非走馬觀花隨便一翻。

時代變了，曾國藩們也變了。

但徐繼畬在京師同文館的改革幾乎沒有進展。他試圖貫徹恭親王的期望，將同文館從一所單純學習英、法、俄三國語言的翻譯人才培訓學校，轉型為一所可以傳授國際法、世界地理和西方天文歷史知識的綜合性高等教育機構。可惜的是，這種期望在招生階段就碰了壁，引來以大學士倭仁為首的朝野輿論的集體攻擊。結果是，恭親王在朝堂上贏了與倭仁的論戰，清帝國知識界的主流輿論卻與倭仁站在了一起。京師同文館始終無法招到合格的學生。

唯一的“幸運”，是徐繼畬這一次并沒有被深度卷入輿論旋渦。年過七旬、老而多病的他，只是在發揮人生的余熱，充當改革的風向標，已非改革的啟動者。所以，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他已失去了批判的價值。那位對《瀛寰志略》極為不滿的李慈銘，因同文館改革而在日記里痛罵總理衙門，說他們是在“以中華之儒臣而為丑夷之學子”，提到老邁的徐繼畬時卻已不屑展開，僅云“至于繼畬，蓋不足責爾”。

從昔日《瀛寰志略》剛剛出版“即騰非議”，到如今主持京師同文館卻“不足責爾”，中間隔著二十余年的時光。這漫長的時光，已將“熱血未寒，寸心不死”的徐繼畬，蹉跎成了批判者眼中不值得批判的無用之人。無力于時局的他也只能“日唏噓，不自得”32。1869年，眼見同文館仍難有起色，徐繼畬終于決定放棄，以年老多病為由辭職返鄉。四年后，徐悄然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耐人尋味的是，徐繼畬留下的那本《瀛寰志略》，雖然國內反響以負面居多，引起的國際關注卻相當正面。日本在1859年和1861年兩次翻刻該書;如本文開篇所述，該書還直接促成了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在1867年決定贈給徐繼畬一幅華盛頓畫像。

魏源的《海國圖志》引發的國際觀感，則是另一重景象。1895年，以慕維廉為首的二十名來華傳教士，聯名寫了一封抗議信給總理衙門，請其轉交給光緒皇帝。信中稱，現在民間的教民沖突如此之多，與“新刻之《經世文續編》及《海國圖志》等書”有很密切的關系，書中有許多污蔑、詆毀之語，比如說傳教士用人的眼睛煉銀之類，讀書人信以為真，再編成“俚詞”在底層民眾當中流行，許多人“誤懷義忿”，生出種種缺乏事實依據的憤怒。他們希望光緒皇帝下旨將《海國圖志》等書中的不實文章“鏟除禁止”。總理衙門拒絕響應這種要求，他們的回復說:《海國圖志》不難查禁，但消滅謠言的最佳辦法是“自修”，若自己“無可議”，又何須擔心外界誹謗。

點出這種區別，當然不是要苛責《海國圖志》。魏源與他的著作自有其不朽的歷史價值。只不過，同為“開眼看世界”，《海國圖志》確實有許多不如《瀛寰志略》的地方，后者對文明的體察與敘述更為客觀也更為理性，不但在努力“開眼看世界”，也在努力“正眼看世界”。

遺憾的是，時代愿意“開眼”，卻未必愿意“正眼”。徐繼畬帶給清帝國知識界一個全新的世界一被視為海外蠻夷的蕞爾小邦，已是地球上大部分陸地與海洋的主人;號稱中央帝國的大清卻只統治著亞洲大陸的一小半，這亞洲又只是世界四大洲(當時的劃分)之一而已。新知識、新世界，很自然地帶來了新問題:

在這個星球之上，中國的真實地位究竟在哪里?中國如何適應它在西方地圖上發現的那些國家構成的國際新秩序?為什么中國這樣擁有古代真理的大國，在有效的體制和軍事力量上，卻落在西方小國的后面?

每一個問題，都深深地觸及清帝國知識界根深蒂固的自信心，引發他們心理上的抵制與排斥。不愿回答，也不愿解決問題時，最好的辦法便是解決掉那個提出問題的人。時代不喜歡徐繼畬打開的那個世界，不愿承認那個世界是真的，所以時代主動將徐繼畬和他的《瀛寰志略》淘汰出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