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Talk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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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翻到了一篇朱镕基之子朱云來2017年在清華大學的演講，名稱叫做《新常態下的中國發展之路》，里面提到了房地產“過剩非常嚴重”等問題，對農村的土地流轉問題也有所見解。

演講中，他拋出一個核心命題：“技術乘數效應”。這一概念不僅揭示了近代中國從巔峰跌落谷底的深層原因，更指明了未來發展的破局方向——它如同一把鑰匙，解開了經濟轉型的復雜鎖鏈。

從冷兵器到芯片：一場千年未有的力量重構

回望歷史，技術乘數效應曾以最殘酷的方式重塑全球格局。農耕文明巔峰時期的中國，憑借廣闊的平原與高效農業，長期占據全球1/4的經濟體量。

但當工業革命的“步槍”對上冷兵器的“大刀”，技術乘數將力量對比徹底顛覆：“1桿步槍的戰斗力等于100把大刀，1千萬工業人口的實際效能遠超4億農業人口”。

這種指數級差距，直接導致中國從世界第一跌落至積貧積弱。

而今，這一效應仍在持續發酵。中國雖通過工業化實現復興，但核心技術乘數仍落后于發達國家。

以芯片產業為例，全球頂尖制程技術賦予單顆芯片百倍于傳統產品的算力，而我們在這一領域的追趕，本質是技術乘數從0.7向1的艱難攀升。

朱云來直言：“若對手的技術乘數從1躍升至2，我們即便達到1.5，仍可能重陷被動。”

債務驅動模式的極限：當鋼筋水泥難抵數字洪流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本質是技術乘數不足的集中爆發。

過去三十年，中國通過“債務—投資”模式狂飆突進：建筑總規模與債務規模同步膨脹至GDP的200%，催生出12億噸鋼鐵產能（實際需求僅8億噸）和人均30㎡的房產過剩。

這種以量取勝的路徑，在技術乘數停滯時必然遭遇瓶頸——2016年資產收益率已從9%降至2%，資產周轉率腰斬至30%。

反觀消費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不足50%（G7國家普遍60%-70%），直接壓制了需求升級。

當70%的消費仍集中在衣食住行基礎層面，服務消費占比僅46.1%，這種結構性失衡暴露出技術乘數在民生領域的缺失。正如演講所述：“消費只占GDP的1/3，而50%的產出被用于低效投資。”

技術乘數的三維突圍：制度、產業與人的共振

破解困局需要構建技術乘數的立體生態：

1. 制度乘數：讓市場穿透行政壁壘

演講尖銳指出“統一GDP考核導致邊緣地區盲目工業化”。黑龍江的石油資源、西北的光伏潛力、西南的生態價值，本應通過差異化技術路徑釋放乘數效應，卻被簡單復制東部模式所扼殺。

打破這一困局，需要建立“技術適配性評估體系”，例如將清潔能源轉化效率、數字基建覆蓋率等納入政績考核，使制度本身成為技術擴散的加速器。

2. 產業乘數：從規模紅利到精度革命

中國制造正經歷從“世界工廠”到“創新工場”的蛻變。以新能源汽車為例，電池能量密度每提升10%，續航焦慮就能下降30%，這種非線性突破正是技術乘數的典型表現。

但如演講警示：“鋼產量8億噸卻規劃12億噸產能”的粗放思維必須轉向——在工業機器人領域，中國每萬名工人保有量僅187臺（韓國為855臺），精度差距暴露無遺。

未來的產業升級，需要更多類似北斗導航厘米級定位、量子計算億倍速突破的“精度躍遷”。

3. 人力乘數：14億大腦的激活方程式

中國工程師紅利尚未完全轉化為創新紅利。教育體系亟待從“標準化生產”轉向“創造力孵化”。參考德國雙元制教育，將企業研發需求嵌入高校課程；借鑒以色列“失敗基金”模式，寬容創新試錯。

當微觀個體的知識乘數被激活，才能實現如演講強調的“70%技術乘數追趕”——這意味著14億人口的創新潛能釋放，將重構全球技術版圖。

未來戰場：技術乘數的空間維度重構

“一帶一路”戰略為技術乘數提供了新的試驗場。沿線國家2.3倍于中國的人口、4.4倍的土地面積，構成技術擴散的超級容器。

在這里，中國的新能源技術可助力中亞光伏開發，5G標準能重塑東南亞數字基建，高鐵經驗可再造歐亞大陸物流網絡。

這種技術外溢不是簡單輸出，而是通過本地化適配形成“乘數裂變”——就像移動支付在非洲的跨越式發展，創造出比原生市場更大的價值空間。

站在新常態的門檻上，技術乘數效應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關乎國運的生存法則。從冷兵器時代的教訓到芯片戰爭的現實，從債務迷局到創新破壁，中國經濟的每一次躍升，都取決于能否將技術乘數從追趕變量轉化為引領常量。

正如朱云來所言：“立國之本在科技，強國之基在人才。”當制度、產業與人力的三重乘數形成共振，中國經濟的第二增長曲線必將破繭而出。

歷史的鐘擺從未停歇，技術乘數的競賽永無終場。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中國需要的不是彎道超車，而是另辟賽道——用自主創新的指數級突破，重寫全球技術冪律分布。

這或許就是新常態最深層的含義：不是被動適應變化，而是主動創造變革的“新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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