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秦國一名犁鞬”是《后漢書·西域傳》羅馬帝國一節的起筆，作為早期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記述，其中關涉地名考釋引發百年聚訟。《后漢書·西域傳》成書于5世紀中葉，但可追溯到更早的中西古典文獻，涵蓋相關歷史著作乃至街談巷說，保留了羅馬從共和國演進至帝國的重要信息。“大秦”與“犁鞬”相提并論，反映了內戰時代至弗拉維王朝的遷都傳言，特別是羅馬城與埃及亞歷山大城作為權力中心的競爭關系。作為歐亞非交通中端的主導者，帕提亞與地中海世界和中國的交往，使羅馬“東西兩都”傳言最終被改塑為“大秦”與“犁鞬”并列的敘述模式。

關鍵詞：漢朝 羅馬帝國 亞歷山大城 帕提亞 中西交通

漢朝與羅馬關系是中西交通史的棘手問題。第一，兩大政治體處于歐亞大陸兩端，統治當時世界的大部分人口，卻未有官方往來，彼此的認知多源自間接途徑。第二，隨著與中亞和西亞交流日增，漢廷得以從鄰國窺見羅馬興衰起落，但中國史家以漢字轉寫西域地名，有關中亞、西亞及地中海地區的記述并不確切。在以《后漢書·西域傳》為代表的早期歷史文獻中，以“大秦”（羅馬及其首府）、“犁鞬”（埃及亞歷山大城）所涉地名的考釋最為學界矚目。伯希和與白鳥庫吉主張“大秦與犁鞬”為“羅馬與埃及亞歷山大城”已成為通說，但基于音韻勘同和史料互證的討論間見層出，《后漢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犁鞬”一語，仍是中西交通史往復論辯的重要議題。

一、問題的提出

由于中西古典學研究路徑不同，有必要對本文力求解決的問題先作一般性介紹，以便知曉史料和方法的互證互鑒。

漢武帝時期，漢廷采取“斷匈奴右臂”的進取策略，與西域諸國建立聯系，通過張騫等人的外交活動探知中亞和地中海世界，“西北國始通于漢矣”，史稱“鑿空”。公元97年，班固之弟班超遣甘英再通西域，進一步搜集地中海世界信息，足跡遠至伊朗高原與波斯灣，但因“海水廣大”，半途轉回。東漢安帝末年，班超子班勇以西域長史代行都護之職，匯編甘英出使見聞，撰成《西域風土記》進呈漢安帝，成為官方文檔。該著失傳已久，但有關羅馬帝國的記載被3世紀史家魚豢的《魏略》采納，后以注文形式保存在《三國志》中。至5世紀中葉，范曄撰成《后漢書·西域傳》，匯輯前人述作，對以往西域知識進行更為全面的梳理，羅馬帝國作“大秦”或“犁鞬”，被視為西方大國。其云：“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

中國史家早期西域論述主要取材甘英的出使報告，但礙于中西語言迥異，地名轉譯頗有齟齬。《后漢書》的“犁鞬”，《史記》作“黎軒”或“黎軒條支”，《漢書》和《魏略》作“犁靬”，讀音相若而用字有別。至于地理方位，“前四史”皆強調與安息帝國即帕提亞的相對位置，《史記》謂在安息北，《漢書》《三國志》（所引《魏略》）和《后漢書》則傾向于安息西，總體皆指向羅馬東部或中亞西部。研究者基于讀音相似性給出不少解釋方案，包括埃及或中亞的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王者之城（Basilike/Regnum）、希臘之城（Graecia/Hellenikon），里海東南的赫卡尼亞（Hyrcania）、拉丁姆（Latium）、軍團之城（Legiones）、利西亞（Lycia）、米提亞及巴比倫尼亞（Media and Babylonia），羅馬治下佩特拉（Petra，對應古都城名Rekem），今德黑蘭的雷伊（Rhages）和安條克的塞琉西亞（Seleucia in Antioch，對應“黎軒條支”）。當代學者多支持埃及亞歷山大城一說，但“Hyrcania”、“Rekem”和“Seleucia”仍具語音學的合理性，至今未有定論。

“大秦”一詞較為晚出。據《史記》記載：“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秦人”指寄居大宛（即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中國工匠，自王國維《西域井渠考》以來，不少學者據此認為坎兒井系由關中傳入西域。《資治通鑒·漢紀十三》記錄同一史事時徑作“漢人”，可見在史部典籍中，關聯“秦”（特別是“大秦”）與“羅馬”是甘英再通西域后的產物，不是《史記》《漢書》等更早史書的表述習慣。藤田豐八認為，“大秦”源自古波斯語“Dasina”，帕提亞人用以表示“右面”或“西方”，劉南強等則試圖建立“秦”與“絲”的對音關系。這些觀點促進了學術爭鳴，但基于語音的孤證，同時加深問題的復雜程度，給嗣后研究造成不便。時至今日，“大秦”究竟指羅馬帝國全境或東部地區尚有爭議，但通常被視作中國史家對西方的修辭性描述。伯希和等多數學者認為，“大”是修飾詞，“大秦”與“羅馬”語音關聯甚微，彼時羅馬帝國國勢強盛，主宰地中海和歐亞非大陸的一端，隨著西域知識增加，中國史家才發明新詞匯（neologism）取代過往的模糊論述。《后漢書·西域傳》有關中國與羅馬類比反映出史家對東西方世界的整體認知，具體地說，“大”與“秦”二字合用，意在比附中國首個統一王朝及其勇武強悍特征。其云：

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安敦”為安敦尼王朝的對音，可見此時“大秦”已特指羅馬帝國，遣使入獻的記載意在彰顯“羈服外域”的天下觀念。翻檢比照傳統史籍可知，“大秦”之名與傳統天下觀乃至夷夏之辨一線相通，如《史記》言及秦國：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

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

“翟”同“狄”，意謂秦屬華夏但地位不高，一度與中原隔絕。《后漢書·西域傳》極可能連綴相類事物進行對比，將中國內部秩序用于認知外部世界，因此，西方“大秦”也遜于代表天下正統的“大漢”。

當代研究者已意識到在不同語言中構擬古音的危險。比如，格拉夫因擅長羅馬佩特拉考古而采納“Rekem”的對音，并將此說收入古代史工具書，言之鑿鑿卻頗具誤導性。希爾將“海西”釋作“埃及”的論點更不足取。“埃及”的古漢語對音初見于南宋《諸藩志》，作“勿斯里”和“遏根陀”，“海西”只是早期史地文獻中模糊的地理方位，當取字面意作“大海之西”，猶如今人所言“西洋”，代指漢使未能到達的遙遠地域。雖然傳世文獻有“舌人”等譯官的記載，但今人不應過高估計古人對印歐語言的掌握程度，更不宜根據自身研究需要，隨意片面取舍。總而言之，“大秦”與“犁鞬”相關地名考釋是中西交通史的未解難題，百家爭鳴的同時亦給研究帶來極大不便。本文將提出一個立足多語種史料的解決方案，首先分析《后漢書·西域傳》的史學編纂特點，再考察西方古典文獻相關記載，重新評估將“大秦”與“犁鞬”并列的敘述傳統和帕提亞人在中西交通中的樞紐地位。文章旨在擴展現有史料的應用范圍，著重論證羅馬“東西兩都”傳言如何形成并傳至中國的過程，以呈現古代歐亞非交通網絡的潛流伏脈乃至整體圖景。

二、早期中國史籍的西域認知及其流變

從漢亡至隋興，300余年朝代更易伴隨史學編纂的繁榮。在眾多史部典籍中，《后漢書》是一部特出之作。范曄出身南朝劉宋時期的士族家庭，才華橫溢而極富個性，兩次卷入政治風波，分別標志著史活動的開始和終結。432年，范曄因在皇子母親葬禮前夕縱酒被貶，政治生涯受挫，“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445年，他又被控參與謀反，翌年遭處決，留下一部未竟的史稿。班固之后，續寫《漢書》的史著紛紛問世，既為范曄提供了藍本，又加大編修一部良史的難度。這些著作無一完整存世，但將羅馬和亞歷山大城相提并論的敘述見于魚豢《魏略》、司馬彪《續漢書》和袁宏《后漢紀》三處，相關記載為：

大秦國一號犁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魏略》）

大秦國，名犁鞮鞬，在西海之西。（《續漢書》）

大秦國，一名黎軒，在海西。（《后漢紀》）

范曄匯總其成，將有關大秦的敘述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大秦國一名犁鞬”至“故謂之大秦”）涉及羅馬混合政體的信史與傳言：羅馬帝國統轄約400座城市和數十個附庸國，國都有5座宮殿，皆以水晶為柱；“王”是陳情上奏的最高對象，每日移居1座宮殿處理政事，但王位并非世襲，而是選賢任能的結果；元老院成員被描繪為“三十六將”，或指奧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設立的第一公民資政會（Consilium Principis），是溝通元首與元老院的顧問團。第二部分（“土多金銀奇寶”至“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關涉大秦物產與貿易，羅馬與漢的互動放在易于通曉的時空線索中，以漢朝皇帝年號為經，陸地和海洋交通路線為緯，反映精英階層對異域商品的需求和對地中海新興大國的想象。除“大秦王安敦遣使”的史事，“以石為城郭”和“金銀為錢”亦為羅馬文明的特點。一說“城中有五宮”系塞琉古帝國“四城之城”（Tetrapolis）安條克（Antioch on the Orontes）的誤記，“犁鞬”則為“塞琉西亞”的對音。過往研究忽略一則有關埃及亞歷山大城的重要史事，據《亞歷山大傳奇》記載，亞歷山大按希臘字母順序將該城劃為五區，“城中有五宮”可能間接反映此事實。此書具有歷史演義性質，一般不宜采用，但相關記載廣泛見于莎草紙和傳世文獻。加上《亞歷山大傳奇》在傳播過程中形成涵蓋逾20種語言、80種版本的流傳譜系，是古代世界流行程度僅次于《圣經》的文本，“五區”之說仍不失為中西古典文獻互證的新材料。

范曄在《后漢書·西域傳》開篇交代撰寫背景和史料依據，凸顯甘英出使報告的重要性：

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后其事異于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但在大秦一節的結尾，他通過論述羅馬役屬諸國，對所謂“一手材料”的準確性質疑，采納班勇信史的同時，對后世演義采取去粗取精的態度——“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可見《后漢書·西域傳》既延續正史體例，又具備較高的史料批判意識。有漢一代，數批西域幻術師先后進謁漢帝，司馬遷作“黎軒善眩人”，班固作“犁靬眩人”。但甘英再通西域后的記載發生變化，魚豢《魏略》謂為羅馬風俗，范曄《后漢書·西域傳》從闕，僅在《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提及，謂為海西之人。二者均強調幻術師與“大秦”的關聯，避免“黎軒”、“犁靬”等引發的歧義，記載如下：

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魏略》）

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魔法與幻術常見于東方宗教，埃及末代法老內克塔內布二世（Nectanebo Ⅱ)就深諳此道，可見《魏略》與《后漢書》的記載頗符合“羅馬—亞歷山大城”敘述模式，呈現羅馬帝國治下東方的新局面。劉知幾評價范曄為“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故而“頗有奇功”，從“大秦”與“犁鞬”的使用上也可見其良史之才。《后漢紀》和《魏略》均將二者并置，但分別采納“黎軒”和“犁靬”的譯法以附和《史記》《漢書》。問題在于，司馬遷和班固的西域知識在甘英出使后已經過時，亞歷山大及其繼業者建立不少重名城市，《史記》《漢書》的異文很可能源自對諸多亞歷山大城的混淆，地理方位不足為信。古代域外描述有“漸次移向遠外”的趨勢，以西王母神話的地理方位為例，其所代表的“西極”從西漢至東漢逐漸由中亞地區擴展至地中海，反映張騫至甘英200余年間中國西域認知的變遷與深化。至《后漢書·西域傳》時，“西極”已到達羅馬所控制的西地中海：

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于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

甘英抵達條支后，有關此地名的信息便湮沒于史籍。可見到達傳說之地后，地名一旦與事實不符，便有可能消失，此種祛魅過程恰好印證“漸次移向遠外”的趨勢。“黎軒”到“犁靬”的敘述脈絡展示“認知西擴”過程，研究者不必將目光局限在《史記》等早期文獻上。范曄以“大秦國一名犁鞬”的說法呼應既存史地文獻，又使用早期史書所未見的對音“犁鞬”，與新詞“大秦”并置，以凸顯其作為重要都會的地位，參酌前人記述，增添新內容，從而廓清舊說，巧妙調和前輩史家在譯名和地望上的矛盾。另一個例子是羅馬帝國與華夏王朝的類比，《魏略》《后漢紀》均將羅馬人描繪為華夏后裔：

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魏略》）

大秦人皆粗長大，平正若中國人，故云外國之大秦，而其國中常自言是［中］國一別。（《后漢紀》）

如本文第一節所引，范曄略去“中國一別”而僅稱“有類中國”，在繼承既有比較傳統的同時，又能匡正謬誤。過往史家不加辨別地記錄此事，強加褒貶以滿足天朝威德，失去史學的求真旨趣。范曄的貢獻在于篩選過往記錄，提供對羅馬帝國更加完備的描述，使《后漢書·西域傳》成為權威文本。

為解決“犁鞬”問題，伯希和另辟蹊徑，從佛典中尋找證據以支持“埃及亞歷山大城”的對音方案。據公元前1世紀巴利文《彌蘭陀問經》，印度—希臘王國的米南德一世（MenanderⅠ）亦稱彌蘭陀（Milinda）。《彌蘭陀問經》也見于漢文大藏經，成型于東晉時期，題名《那先比丘經》，包括南本和篇幅較短的北本。米南德的出生地，南本作“阿荔散”，是伯希和據以論證的基礎。其載：

那先問王：王本生何國。王言：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那先問王：阿荔散去是間幾里。王言：去［是］二千由旬合八萬里。

格拉夫等學者對此對音方案存疑，原因是“亞歷山大城”的“亞”字（即“阿荔散”之“阿”）不見于“犁鞬”。但正如該城名又作“坎大哈”（Kandahar），省略外來詞的第一個音節在各種語言中并不罕見，此種辯難糾纏于紙面文字而忽視日常口語。在古希臘文中，“Alexandreia”的重音落在第三個音節上，溝通時無須強調頭一個音節，《后漢書·西域傳》的“犁鞬”源自口語表達，《那先比丘經》的“阿荔散”側重書面形式，都是合理轉寫。至明朝時，利瑪竇將“亞歷山大”音譯作“歷山”，“亞歷山大城”作“歷山府”，與“犁鞬”省略第一個音節的做法相仿，此時漢語聲韻已發生很大變化，但可觸類旁通。司馬彪的《續漢書》也值得重視，因為“犁鞮鞬”相對復雜的譯法恰好對應“Alexandreia”的諸多輔音。該書未流傳至今，有關大秦的佚文僅見于《文選》注文，用以解釋張衡《二京賦》“西包大秦，東過樂浪一句”，嚴格說不屬于史部典籍，常為治史者忽視，僅有少數研究者提及。

伯希和以“羅馬與埃及亞歷山大城”對譯“大秦與犁鞬”的方案并非無懈可擊。米南德一世的出生地應為印度河流域的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on the Indus），或希臘人所謂“高加索地區的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in the Caucasus）即興都庫什山脈南方的殖民都市，二者均與埃及的同名城市相距甚遠。蒲立本認為，“大秦”僅見于漢文大藏經，原典無相關記載，以伯希和的權威地位當然可以將“大秦”作為闕文補入，但梵文以“伊奧尼亞人”（Yavana/Yavani）指希臘人和西方人，中文典籍譯作“邪寐尼”，都與“大秦”關聯甚微。對此類爭議，可以通過梳理中文典籍的年代順序重新審視。《那先比丘經》署名文字尤為重要，“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表示譯者未知，但明確漢譯本成型年代在東晉，晚于魚豢生活的三國時期而早于范曄生活的六朝時期，在《魏略》和《后漢書》之間。依此推斷，《魏略》“大秦國一號犁靬”代表甘英之后將羅馬與埃及亞歷山大城并舉的全新敘述。可以想見，《那先比丘經》譯本較為晚出，在此基礎上引申推衍，采用更接近亞歷山大城讀音的“阿荔散”取代“犁靬”，再以新詞“大秦”強調米南德的顯赫出身，將其祖籍夸大為后起的羅馬帝國。這有助于理解文字上的出入，“二千由旬”并非巴利文“二百由旬”的誤譯，而意在以10倍之差匹配地中海的遙遠距離。尤有進者，《那先比丘經》也將米南德創立的王國比作“大秦”，南本和北本各作：

北方大臣國名沙竭，古王之宮。其國中外安隱人民皆善。

今在北方大秦國，國名舍竭，古王之宮。其國中外安隱，人民皆善。

“沙竭”同“舍竭”，為王國首府（Sagala），“大臣”同“大秦”，意謂國力強盛但遜于漢朝。這是對原典改動較大的譯寫，沿用了史部典籍對羅馬帝國的敘述模式。可見《魏略》代表的“羅馬與亞歷山大城”譯法在3世紀初已頗為流行，甚至影響《那先比丘經》和《后漢書·西域傳》的編修。因此，除非有新證據出現，現存多語種史料表明，“羅馬與亞歷山大城”是“大秦與犁鞬”最有力的對音方案。

三、西方古典文獻所見羅馬“東西兩都”記載

伯希和注重考察語音學證據，對“大秦與犁鞬”并列敘述模式未予詳述，僅提到亞歷山大城是地中海世界的“大都會”（métropole）。劉欣如強調該城在古代貿易體系的關鍵地位，并提出“羅馬與亞歷山大城”說法反映羅馬與希臘二元一體的關系，即作為后起之秀的羅馬帝國繼承和發展了希臘化時代。該說呼應“長希臘化時代”概念。有關希臘化時代的論述多從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去世開始，到屋大維將埃及并入羅馬領土的公元前30年結束，當代西方古典學研究已有擴展該年代學框架的趨勢。從歷史發展而言，“希臘化”進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6年腓力二世建立腓力城——此舉開啟地中海世界政治、社會與思想文化領域的融合轉變，延續至“親希臘”皇帝哈德良逝世的138年。采用此長時段年代框架，將“羅馬與亞歷山大城”置于羅馬共和國晚期的廣闊政治語境下，或可為解決學術爭議提供新視角。中文典籍為何將亞歷山大城與羅馬并舉？中國史家為何如此確信兩城足以代表西域大國？漢籍留痕之外，答案可在西方古典文獻中尋到。

塔西佗筆下的羅馬城是“世上一切可畏可恥事物的聚散之地”。就本文而言，羅馬城是制造政治恐慌與流言的中心，以遷都傳聞為甚。有關“第二羅馬”的敘述頻繁出現于羅馬歷史的不同時期，牽涉統一與分裂、東方與西方、皇帝與元老院、元首制與獨裁制等諸多議題，早期史料記載有維愛（Veii）、卡普阿（Capua）和科爾菲尼烏姆（Corfinium），三地都在意大利。共和國晚期，羅馬陷入內戰，在有關遷都亞歷山大城的議論中，愷撒及其部將安東尼被視為始作俑者。今存最早的記載來自尼科拉奧斯，他曾服務于安東尼和埃及女王克婁巴特拉七世，擔任二人子女的塾師。作為歷史親歷者，他在《奧古斯都傳》中稱愷撒一度計劃遷都埃及或小亞細亞半島的特洛伊：

流言蜚語在民眾當中流傳，各人所言不同而各有眉目。有人稱愷撒決定宣布埃及為包羅陸地與海洋的王者之城，在此克婁巴特拉女王流連于愷撒的床榻，為他誕下兒子小愷撒。但此說在愷撒本人的遺囑中被斥為謊言謬說。也有人稱愷撒將在伊利昂城建都，因為他的先祖與達耳達諾斯的子孫同氣連枝。

伊利昂城即特洛伊，相傳是愷撒家族的發源地。尼科拉奧斯未明確言及亞歷山大城，但此地無疑是遷都埃及的首選。至哈德良時期，遷都敘事隨著時間累積而愈加可觀。據蘇埃托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愷撒在內戰勝利后表現出寬宏大度的姿態，卻無法擺脫復辟王政的傳言。公元前44年，在愷撒出兵帕提亞前夕，其舅公、祭司盧修斯·奧勒留·科塔（Lucius Aurelius Cotta）提出一項聳人聽聞的動議：

傳言四起，稱愷撒意圖遷往亞歷山大城或伊利昂城。此時意大利已被苛捐雜役所耗竭，他要轉移國脈，而將羅馬城托付給故舊掌管。傳言也稱，盧修斯·科塔將在下次元老院會議上宣布十五人委員會的提議：鑒于神諭有言，帕提亞非王者不能征服，愷撒應當稱王。

蘇埃托尼烏斯在后續段落中稱此事立即引發反彈，使相對分散的反對派勢力團結起來，加速刺殺愷撒計劃的實施，研究者因此推斷“下次元老院會議”正在愷撒遇刺當日。部分學者認為，“亞歷山大城或伊利昂城”意味著愷撒將鄰近特洛伊的另一座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Troas）作為備選方案，但“意大利已被苛捐雜役所耗竭”的說法表明，羅馬本土形勢不容樂觀，埃及才是愷撒實現政治野心的要地，必須用心經營。公元前47年，愷撒將埃及的統治權歸還克婁巴特拉姊弟二人，不設羅馬總督，以防止國內政敵干預。即使在奧古斯都確立元首政制后，埃及也從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行省，總督由皇帝欽點的騎士而非元老院成員擔任。亞歷山大城被蘇埃托尼烏斯喻為“埃及之門”，也是斯特拉波筆下“人居世界最大的商埠”，作為國際都會的戰略地位毋庸贅言。“傳言四起”（varia fama）的說法更應引起注意，古代地中海居民認為“傳言”具有正面效力，甚至可以舉直錯枉和斷定是非。擁有百萬人口的羅馬城則如塔西佗所言，是古代世界最大的信息集散地。信息在溝通交流中的易變性豐富傳言具體呈現形式，也為政客操控輿論提供園地。在泥沙俱下的環境中，“傳言”時常成為政爭工具，政敵的互相攻訐不僅發生在公開場合，還以蜚短流長的形式私下流傳。愷撒可能考慮在征服帕提亞后建立另一政治中心，用以制衡羅馬本土勢力，但他從未承認小愷撒的地位，即便后者是他唯一親生兒子并有托勒密王朝的血統，在遺囑中依然指定屋大維為繼承人。對于愷撒稱帝的神諭傳說，即使維護共和制度的西塞羅也表示懷疑，斥為“新出的不實傳言”，可見當時謠言之多，遷都計劃近乎街談巷議，基本可以判定為政敵的夸張之說。

然而，羅馬在內戰后期經歷了從共和國到元首制的劇變，“傳言”也從大眾輿論場轉向更加講求陣營的意識形態領域。“傳言四起”表示信息通過轉述、改編和再加工的方式擴散流傳，作為羅馬和愷撒家族發源地的特洛伊，則在口頭傳播中構成亞歷山大城的變體。換言之，在遷都傳言中，“特洛伊與羅馬”和“亞歷山大城與羅馬”都遵循“權力中心轉移”的敘述模式。直到奧古斯都統治時期，特洛伊仍被認為是西方羅馬在東方的對應者，賀拉斯以神后朱諾之名寫道：

只要伊利昂城與羅馬城之間仍是滔滔巨浪，便讓流亡者們從心所欲，在任意一地立國安邦。

此句意謂羅馬人雖為特洛伊流亡者的后代，但應擺脫對東方的鄉愁并建立強大的世界帝國。奧古斯都從未計劃遷都，爭奪亞歷山大城和重建特洛伊均有史可考，賀拉斯不滿于“東方政策”，因而在詩篇中呈現“第二羅馬”的敘述模式，表達對帝國未來的憂心。此種史詩式的恢宏敘事一般被看作構筑羅馬族群認同的手段，強調經營“西方”的現實戰略，作為先祖埃涅阿斯故鄉的“東方”此時已成歷史記憶。但自古史權威蒙森（Theodor Mommsen）以來，仍有不少學者相信賀拉斯詩篇中隱含“東西分治”、“帝國統一”等現實議題。想要調和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矛盾，須將解讀視角移至共和國晚期的意識形態宣傳，特別是屋大維本土戰略和安東尼東向戰略。相比于愷撒，安東尼的權力欲更加膨脹，導致在與屋大維競爭的十數年間，分裂羅馬的傳言未曾中斷，與對安東尼個人專權的指控聯系在一起。公元前36年，安東尼征討帕提亞未成，但經營東方的用意已十分明顯，有關東西分治的傳言也引起政敵重視。據卡西烏斯·迪奧記載，屋大維以此為把柄，意圖在最有利的時機公布安東尼罪狀以造聲勢：

傳言屬實，皇帝及其黨人對此仔細追查并加以散布，但未向公眾披露，而是行禮如儀地舉行了祭祀和節慶活動。因為當時皇帝在與小龐培的激戰中仍處下風，形勢不明而時機不利，無法披露實情。

“散布”（thruleisthai）一詞表明，屋大維將“傳言”視為政治攻訐和戰時宣傳手段。公元前34年，安東尼將亞歷山大城獻給埃及王室，坐實分裂企圖，觸及羅馬國本，終于在公元前31年遭元老院宣布為國家公敵。此時羅馬執政官和部分元老投奔安東尼一方，奧古斯都在眾多政要缺席的情況下召集元老院，不失時機地將一系列傳言公之于眾。卡西烏斯·迪奧記載，此舉罔顧法律卻未招致譴責，反而是安東尼一方激起民憤。“其他被散布的傳言也屬實：倘若安東尼獲勝，他恐將羅馬城也獻給克婁巴特拉，同時將權力中心轉移到埃及”。蘇埃托尼烏斯記載，羅馬人將屋大維比作創城者羅穆盧斯，寄望他抗擊東方的威脅，從而再造羅馬。有人甚至提議，屋大維應被稱作羅穆盧斯，因為他也是建城者。屋大維策略性地回絕了此榮銜，畢竟羅穆盧斯代表厲行君主制的王政時代，稍有不慎就會遭到專權亂政的指控，重蹈愷撒和安東尼的覆轍。這一輿論操作鞏固屋大維“再造共和”（res publica restituta/reddita）的歷史定位，在內戰的決勝時刻收攬人心。

公元前31年，屋大維在亞克興海戰擊敗安東尼，后者逃回亞歷山大城，于翌年自殺。內戰至此終結，但亞歷山大城依然是新興帝國體系中可以媲美首府羅馬的大都會，“東西分治”與“帝國統一”的敘事傳統在后來幾個世紀里得到延續和發展。在親奧古斯都的敘述中，該城被描繪為安東尼青年時代揮霍縱欲之地和戰敗后尋求庇護之所，其后裔日耳曼尼庫斯和卡利古拉也有遷都于此的念頭。亞歷山大城與羅馬城，一個是東方勢力的滋生之所，一個是西方帝國的肇基之地。此種“東西兩都”的宣傳模式一直持續到尼祿和提圖斯統治時期，恰好在1世紀末甘英再通西域的前夕。

綜上所述，可以作出以下推斷：第一，西方古典作家記錄諸多有關遷都的傳言，在一定程度上將羅馬共和國晚期歷史塑造為羅馬城與亞歷山大城的“雙城記”。第二，同西方古典文獻“羅馬城與亞歷山大城”的記載一樣，中國史籍也將“大秦與犁鞬”相提并論，形成二元并立的敘述模式。第三，因為山海遠隔，語言不通，中國史家僅能勾勒模糊的歷史線索，對照閱讀《后漢書·西域傳》和古代希臘羅馬文獻，可以彌補中文文獻的缺失細節，有助于理解多語種史料的文本互涉關系。

四、早期中西交通網絡與跨文化交流

傳言可以穿越時空，在羅馬“無遠弗屆”的帝國體系下尤甚。一方面，通用語（希臘語、拉丁語、亞美尼亞語等）的普及、空前完善的道路設施、遍布社會的恩庇體系，以及演講和涂鴉文化等促進各類傳言擴散。另一方面，頻繁的貿易活動將信息向東傳遞至亞洲，構成從政治中心到帝國邊疆再到異域世界的傳播路徑。下面著重論述早期中西交通的中間媒介，借以管窺遷都傳言從“羅馬與亞歷山大城”演變為“大秦與犁鞬”的過程。

現存史料表明，通用語的使用促進跨文化交流，族群與地域差異不影響商人沿途傳遞信息。公元前4世紀末，亞歷山大通過軍事擴張建立橫跨歐亞非大陸的亞歷山大帝國，開啟“長希臘化時代”乃至第一次“全球化”進程，鞏固希臘文化的強勢地位，使希臘語成為歐亞大陸西半部的通用語之一。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漢朝使節就留意到西亞和中亞族群在商貿活動中使用通用語的現象。據司馬遷記載：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

大宛是希臘移民建立的王國，安息則長期處于塞琉古帝國統治之下。可以想見，西亞和中亞諸國在一定程度上皆具備“希臘化”特征，母語雖有差異卻不妨礙獲取外界的有效信息。

“絲綢之路”概念不完全適用于早期中西交通史。漢代的絲綢出口并不十分可觀，無證據表明當時存在某條主干商路或要道，西方古典作家則以“絲人”（Seres）泛指販運東方物產的中間商。但依靠考古遺存、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三重證據，可以復原一個橫貫歐亞非大陸的“經濟帶”。一是從事長途販運的行商群體及貿易據點構成的交通網絡，正如范曄所說規模可達“百余人”的“行旅”。其中，敘利亞古城帕米拉（Palmyra）是公認的商隊城市（caravan city），出土過東漢絲綢殘片。二是馬其頓商人梅斯（Maes Titianus）率隊實現東西陸路穿越。據托勒密《地理學》記載，梅斯在1世紀末完成一次陸路遠行，從羅馬治下的敘利亞出發到達中國。梅斯可能止步于塔什庫爾干，由雇員深入中原腹地，其馬其頓血統則可與《后漢書》“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的異族朝貢記錄相互參證。三是一部2世紀以希臘文寫成的草紙殘篇，記錄亞歷山大城的商業合同，所載商船與貨物信息尤其值得注意。商船屬于羅馬，載重250噸，以印度物產為主，表明海上香料及珠寶等貿易在當時較陸上絲綢之路更為繁榮。

上述證據皆定年在甘英再通西域前后，一方面反映貿易活動的頻繁，另一方面表明陸路中間商與印度洋海路運輸的重要性，也促使研究者將關注重點從漢朝與羅馬屹立的東、西方兩端轉向聯通兩者的中間地帶。漢朝與羅馬帝國無官方往來，但兩者與西亞和中亞諸國的廣泛聯系有史可證。傳世文獻表明，粟特人、貴霜人和納巴泰人均充當東方物產的轉運者。在行商及貿易據點構成的經濟帶上，最重要的樞紐又非安息帝國（即帕提亞）莫屬。“安息”，一作“安西”，是王室名號“阿爾薩息”（Ar?ak/Arsakes）的音譯，既與漢廷有頻繁往來，又是希臘和羅馬主導的西方世界重要參與者，是位居歐亞非核心地帶的大國。帕提亞的政治架構相對分散，擴張不倚靠帝國式集權，而是借助塞琉古衰落的歷史契機，于公元前3世紀中期成為獨立王國后，趁勢滲透至伊朗高原和美索不達米亞，建立互相聯通的網絡。盡管史家描述可能存在夸張成分，但帕提亞與中國官方往來是無可爭議的事實。早在公元前2世紀米特里達梯斯二世（Mitridates Ⅱ)統治時期，漢武帝就派使節到達帕提亞，至東漢和帝、帕提亞國王帕科羅斯二世（Pacorus Ⅱ)在位時期，兩國仍有交往。范曄對大秦的記載更堪細味，根據甘英出使的官方記錄，漢使從帕提亞境內的水手口中獲知海上航行風險，導致放棄繼續西行的計劃：

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大海”指帕提亞以南的波斯灣，正是甘英望洋興嘆之地。帕提亞以馬軍聞名，但“條支”指當時臣服于帕提亞的查拉塞尼王國（Characene），“安息西界”的水手和濱海人群為維護宗主國利益，而夸大航行距離也是遠洋貿易的常見現象。從上述記載可以推斷，甘英及其前輩親自探索中亞與西亞地區，但對通往羅馬帝國的陸路交通所知甚少，尤其是位于帕提亞和羅馬帝國之間的“波斯灣—敘利亞沙漠”路線。甘英受帕提亞人誤導，認為僅存在海路交通，在“臨大海欲度”時產生畏難情緒，選擇終止行程。總而言之，甘英再通西域的目的是與羅馬建立聯系，但帕提亞或為控制貿易網絡，阻礙兩國直接溝通。魚豢和范曄對此皆有評論，反映帕提亞在貿易與外交活動中充當中間人的事實：

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于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魏略》）

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后漢書·西域傳》）

漢朝與羅馬各自遣使但無功而返，很大程度上源于帕提亞刻意為難，冀求壟斷陸路交通的樞紐地位，在中西貿易中兩頭通吃。166年，當所謂“羅馬使節”最終抵達漢廷時，官方記錄也顯示中亞與西亞陸路交通不便，行人須從印度洋途經中南半島才能到達中國腹地。《后漢書·西域傳》云：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可見中南半島在古代印度洋貿易的重要地位不僅取決于地理位置，還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帕提亞故意創造的陸路隔絕。應該承認于闐塞人（斯基泰人）在古代中印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如152年的于闐叛漢。然而，漢朝與羅馬在此事件之前亦未建立直接聯系，可見在雙方交往中，安息的影響明顯高于其他國家。

“大秦王安敦遣使”不見于西方古典文獻，中國史籍所謂的“羅馬使節”或許為商人自封，但此事標志著中西互通的新階段。不幸的是，瘟疫同時削弱漢朝與羅馬，阻礙兩者進一步交往。羅馬在165—180年暴發天花或鼠疫，史稱安東尼大瘟疫。因為疫情最初出現于羅馬與帕提亞戰爭期間，此時漢朝也經歷桓靈二帝時的大疫，張磊夫等學者主張同一種疾病的全球大流行，可備一說。各種史事的內在關聯足以說明中國、帕提亞和羅馬之間的互動關系。首先，中國通過帕提亞等地行商與中間人擴展了舊有的西域知識，不僅獲知羅馬治下東方的具體信息，還了解到地中海區域的發展形勢。其次，“不知有陸道”、“遮閡不得自達”，以及“自日南徼外”等記載，均指向帕提亞的陸上封鎖政策，并可進一步歸因于其與羅馬歷時逾300年的恩怨。公元前96年，蘇拉會見米特里達梯斯二世的使節，此后羅馬與帕提亞的聯系日益頻繁，先后爆發四輪戰爭，從共和國晚期延續至安敦尼王朝。這一漫長的歷史周期使交戰雙方彼此了解，也為遷都傳言自西向東傳播提供充裕時間。尤有進者，遷都傳言的當事人均為帕提亞宿敵。如上文所述，愷撒在出兵帕提亞之前的數日遇刺，安東尼則率軍親征，宣布“在完成征服后”將帕提亞與亞歷山大城一并獻給托勒密王室，可見“東西兩都”是帕提亞對羅馬認知的關鍵一環。最后，屋大維登基后，以“絲人”自稱的異域商人抵達羅馬宮廷，中國文獻無相關記載，但史家弗羅魯斯將這批人和印度人、帕提亞人相提并論，大體可證其亞洲來歷。此事與“大秦王安敦遣使”的記載遙相呼應，表明隨著時間層累和中間地帶聯通，歐亞非大陸兩端的龐大國家逐漸被置于多元一體的格局之中，帕提亞人則始終如影隨形，是漢朝與羅馬之間極其重要的中介族群。

綜上所述，《后漢書·西域傳》“大秦”一節展示異域想象與真實信息的混合。漢朝與中亞及西域諸國建立廣泛聯系，獲得了解西方大國的良好立足點，盡管身不能至，羅馬仍在漢使所能知曉的范圍之內。通過中西史料互證以及歐亞非史事的勾連，研究者可以給出合理推測。羅馬城與亞歷山大城是當時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都市，兩城不僅影響羅馬國運，更關乎帕提亞存亡。作為中西交通的主要媒介，帕提亞人對信息的掌握廣泛而準確，大概不會給出兩城之外的其他描述。相關信息傳至甘英后，再經移譯、改塑乃至曲解，最終呈現為“大秦”與“犁鞬”相提并論的敘述模式。其傳播淵源有自，不能簡單地解釋為以訛傳訛。相較語言差異與空間距離，帕提亞人有意制造隔閡可能是當時中西交通的最大障礙。

結　　語

通過關聯中西古典文獻和不同時空范圍的歷史事件，有充分理由將帕提亞比作一個龐大的信息中轉站。從公元前3世紀中葉塞琉古帝國衰落至224年薩珊王朝崛起，帕提亞作為歐亞非大陸中部最主要的政治勢力，長期占據跨文化互動的中心，是中國對西方認知的關鍵信息來源，也是羅馬在東方的主要競爭者。除所論“漸次移向遠外”的趨勢外，古代域外敘述亦存在“慕強略微”和“比物連類”的傾向。比如，兩漢以降北方游牧民族以“大漢”稱呼中原政權，此稱呼至7世紀初傳至拜占庭時，中原早已朝代更迭，“大漢”已并非實際控制中國的政權，而是基于匈奴對“強漢”的歷史印象或認知。可見，不同地區和國家對異域的稱呼各有淵源，各自體現歷史上某時期強勢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基于上述考辨和史實，很難將“犁鞬”解釋為赫卡尼亞或佩特拉的對音。赫卡尼亞當時為帕提亞所占，甘英深入實地考察，沒有理由將之視為羅馬治下的政治實體而與“大秦”等量齊觀。佩特拉的貿易地位不容忽視，但由于納巴泰原住民和羅馬人沖突頻發，很難想象帕提亞人和漢朝使節將納巴泰國都與羅馬首府等而視之。甘英再通西域時，歐亞非大陸正呈現漢朝、帕提亞與羅馬鼎足而立的局面。研究者須將三者放在一線相通的脈絡之中，立足多語種文獻和歷史事件的互證互鑒，而非孤立地構擬語音關聯。推其原始，“犁鞬”的具體所指取決于當時世界的整體政治與文化圖景，而在現存史料中，比肩羅馬城的大都會唯有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可以當之。

“大秦”作為修辭性描述，形容媲美東方秦朝的西域大國。但有學者提出，始皇“以暴虐為天下始”，賦予“秦”字極大貶義，以負面詞匯表達對異域的美好想象，于情理上難以說通。易言之，盡管“秦國”并非“秦政”的同義詞，“大”字和“秦”字并置，一褒一貶，易引發歧義。賈誼《過秦論》問世不久即被奉為經典，標志著史論體例的萌發，也強化批評秦政的傳統。《史記》和《漢書》皆援引相關章節以總結秦亡教訓，范曄在絕筆中評價《后漢書》亦稱，“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凡此種種，皆可見“過秦”傳統之深厚，問題也隨之而來：既然“天下苦秦久矣”，后世史家緣何以“大秦”寄托對異域的美好想象？對于此種辯難，不妨另辟蹊徑，從修辭理論和文化記憶的角度給出解釋。“大秦”將相互矛盾的詞語并置，在修辭學上屬于矛盾修飾法（oxymoron）。古人不知西方修辭理論，但使用此種手法的實例廣泛存在于各類文獻，如莊子的“無用之用”和梁啟超的“開明專制”等。解釋“大秦”表述，關鍵是理解矛盾形成的內在機理。如前文所述，由于帕提亞有意在漢朝和羅馬之間設置障礙，“大秦”極可能是彼時復雜“國際關系”的產物。帕提亞人因與羅馬交惡，必然向漢朝使團傳遞各種有類“海水廣大”的負面信息，夸大羅馬人作為異族好勇斗狠的特征。甘英、班超和范曄等則沿循民族志書寫中慣用的類比手法，以尚武的秦人比附羅馬人，與之相類，羅馬元老院被描述成由“三十六將”領銜的準軍事機構。但羅馬并非漢廷的直接威脅，它又被形容為“大”，表達對異域世界敬而遠之的復雜心態。可以認為“秦”字源于帕提亞人與羅馬長期交戰中體驗的切膚之痛，因而帶有貶義，“大”字則具有積極意涵，代表中國史家基于二手轉述而形成的異域想象。此種認知模式持續至唐代，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一樣，反映漢唐時期對異域文化相對開放的心態。因此，“大秦”是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表現文化記憶的異質性和多樣性，類似于現代語境中“熟悉的陌生人”表述。

總之，《后漢書·西域傳》所代表的“大秦”與“犁鞬”相提并論的敘述模式是多語種史料轉譯、傳播與融合的結果，反映漢朝、羅馬與帕提亞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對照閱讀中西古典文獻和追蹤歷史事件的關聯，可以對《后漢書·西域傳》大秦一節的起筆給出更為合理的解釋。“大秦”形象并非漢朝與羅馬直接接觸的產物，而受到中介族群的顯著影響。在帕提亞人和各類商人的敘述中，羅馬被描繪成一個富有異域風情和組織能力極高的西方大國，其城市發達、疆域廣闊，與東方的漢朝交相輝映。倘若范曄更大程度地掌握西域信息，“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可以擴展為如下論述：作為地中海區域無可匹敵的強大勢力，西方的羅馬帝國與東方曾經的“大秦”多所相似；但帕提亞等中間人報告說，羅馬的權力中心一度從同名首府轉移至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因為羅馬位于紅海乃至地中海之西，故而也被喚作海西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