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中絕大多數的族群都認同自己是漢人，漢人的名稱從漢朝而來，因此漢朝對中國的意義便不只是一個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將各種不同來源、背景的中國人融鑄成一個大家共有的身份認同。為什么別的朝代不能做到這一點？而兩千多年來中國人還一直稱自己為漢人？這個緣故在于，漢人不是一個族群的意義，而是一種文化群的意義。在這個定義上，漢人和歐洲族群的概念是相當不一樣的，例如猶太人、日耳曼人、拉丁人，都是以族群、種族、血統來界定，可是漢朝卻是以文化來定義，才能夠一直維持到今天。

我們知道漢朝從劉邦打敗項羽后，一時并起的群雄也都一一低下頭，但當時的漢朝還不能稱之為漢朝，從劉邦到呂后再到文景二代，最初還動蕩不安，尚未融鑄成一個具體的朝代。直到漢武帝，約公元前一個半世紀的時候，才顯現漢朝之所以為漢朝的特點。賈誼在他的文章中常常問道：漢之為漢已經很久了，為何不能改掉秦朝的毛病？為什么不能避免外族的侵略？為什么百姓的日子仍過得不好？自賈誼提出這些疑點直到解決這些問題，總共花了一個半世紀之久，才將漢界定為漢。我們可以從以下三點來分析。

1

政權的整合

從一個武裝集團共有逐漸轉變成各地的人才都可以加入統治集團。在漢初時，丞相只有功臣可擔任，因此漢朝非侯不能擔任丞相，非軍功不能封侯，只有功臣的子嗣才能封侯。后來逐漸轉變成公孫侯可以布衣封侯，文人可以封侯做宰相。

漢朝的察舉制度經董仲舒等人努力，使全國的人才進用到中央，也使全國人才分散到各地擔任統治工作。每一個郡都有一定的配額，每一個地區的人皆可加入國家的統治集團，雖然用的名稱為“孝廉方正”或“賢良方正”，等等，這些名稱過去也曾用過，但沒有配額，直到察舉制度建立，才建立了政治統治集團的基礎，使分散在全國各地甚至到邊緣的省份，人口不到一定的比例，也有保障名額，可使地方的孝廉察舉到中央來。

察舉制度選出的人才要回避本籍，不能到原籍擔任地方官，如此可省去地方派系問題。這個制度開啟了中國科舉制度幾千年的傳統，使漢朝從封閉的功臣集團統治轉變為全國各地的精英共同統治的局面。我認為這是漢之為漢的首要條件，這使得人民認為這個國家是大家共同擁有的，政權是全國人民共有的，而不再局限于封配出來的功臣。

2

經濟網絡的整合

在戰國時代，中國已經具有相當的城市化程度，商業活動非常活躍，各地有各自的貨幣，例如北方的刀錢、東方的布錢、南方的元、西方的錢。當時秦國叫做錢，楚國叫做元，齊國叫做布，燕國叫做刀。貨幣并沒有統一，各地有各地的物產、風俗習慣，所以各地的市場并沒有真正被整合為一個市場，產品在城市生產。當時第一級的城市約有七八個，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生產單位，手工業在街坊里進行，而不在農村。所以全國城市發展的手工業，基本上只供應各國疆域內所需，自己銷，自己運，并沒有被整合為共同的市場。

到了漢武帝時代，因連年對外戰爭，須征收大量的稅收，以維持公共工程及防御的需要，為防止人民逃漏稅，漢朝采取了最嚴酷的征收辦法，哪一個人密告誰逃稅，則密告的人可得到沒收的財產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因此全國到處都有人告密，這樣做便破壞了工商業的機制，故生產的事業只好轉入農村。

在農村生產須有集散功能，因為農村工業產量不大，物品集散的機制可以形成全國性的經濟網絡。從漢武帝開始，組成了全國經濟交換網，這使得中國經濟被整合為一。至1840年海運通行以前，中國的經濟網絡是中國得以統一的重要因素。政治可分裂、內亂、割據、外族侵占建立征服王朝，經濟網絡可破裂，但時間都不會很長，很快可以修補起來，因區域與區域間的互相依賴，使得經濟網絡必須重新建立，故經濟網絡完全整合成功是在漢武帝時代。

3

宗教文化方面的整合

在宗教方面，漢武帝是非常迷信、重感情的人，李夫人死后，為了找回她的靈魂，武帝召集全國各地的道士、降靈、靈媒等作法，只求一見愛妃。

漢初各地的信仰皆由中央管理，各地的神祇都在長安建祠，各種神祇集中在長安，各種巫師、降靈人物都在宮中融合成一體，到王莽時終于生根發芽。東漢晚年道教盛起，全國的民間信仰結合起來成為道教的根源，因此，今日各種信仰方式、祀奉的對象基本上與那時相差不遠，是宗教的大統一。

在文化部分，經過察舉制度，各地精英都匯集在中央，中央又有學校。在漢成帝時，博士弟子的人數約有三萬人，他們學成后回到各地教書，這是文化上儒家的統一。博士弟子對于上層文化有統一的功能。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有各種不同的學派、學說，在中國統一尚未完成時，有些學者已經在做文化整合的工作，例如呂不韋編《呂氏春秋》、淮南王劉安編《淮南子》、董仲舒編《春秋繁露》。其中《春秋繁露》規模之大，兼包自然與人事，如此宗教融合，儒家文化傳播，儒家學者才能大規模地予以整合。司馬遷作整體歷史的構建工作，這些成果構成了跨時代跨地域的文化大格局。

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三個層面兼括并至、無所不包的大系統才使得漢朝文化能夠兼容并蓄，各地不同的人群也愿意留在這個大系統中，使得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以漢人自居。

漢朝基本的精神是寬容、宏大而不自限，是開闊的心胸。漢代對匈奴不喜歡用武力，而更愿以和親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和南匈奴逐漸由斗爭而轉變成和平相處；張騫通西域，以經濟為主要聯絡方式而打通了絲綢之路；南越基于經濟上的因素，也認為抵抗不如和解。在四川另有“道”，是一條貿易的路線，沿“道”的路線有了貿易后，人口聚集而變成了縣，所以今日中國有許多城市仍以“道”命名。由于沒有邊界，中國人天下國家的意識是在漢朝形成，天下國家的內涵是文化，支撐的是經濟的交流，加上另一個支柱是文化上的統一，此為漢之為漢的重要原因。

雖然兩千年來漢之為漢的精神一直維持到1840年，然后才由民族國家的意識代替了天下國家的觀念。在列國體制中，民族國家互相對抗，中國民族主義一天強過一天，終于代替了天下國家的觀念。在兩千年前，歐洲的肇始是在羅馬，耶穌基督出生應當是公元的開始，千禧年的觀念在羅馬即已形成，羅馬也是天下國家的觀念，也是兼容、寬大而非民族國家的時代，一直到歐洲列國相爭，民族國家的意識才高漲。

民族國家在歷史上是新興的。到2000年時，我們看到世界逐漸走到龐大的全球性格局，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大的天下國家時代，但這一路程是很漫長的，以中國構建天下國家的經驗，人類恐需再重新經歷一次世界性的天下國家，但此途徑非常遙遠，中間轉折必定很多。

總而言之，中國能夠構建此經驗，主要精神在于文化中的寬大與包容，而非拒絕與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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