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編者按：

2025年6月19日，《理想，還需要嗎——韓少功談話錄》新書發布會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發布會上，陳建功、韓少功、施戰軍、俞敏洪等嘉賓進行了對談，單正平、孔見、葉梅、張清華等嘉賓作了發言。嘉賓們圍繞這部談話錄展開了深度對話與思想交鋒，深入探討當代人的精神困境，探論理想的時代重量。今天，我們推送單正平、張清華談韓少功《理想，還需要嗎》的發言內容，以饗讀者。

一個思想者的“心身之學”

單正平

(海南師范大學教授，文藝評論家)

單正平在《理想，還需要嗎》北京新書發布會上發言

粗略說，從1970年代中期到現在，少功文學創作的歷史已經有五十多年。在這漫長的半個世紀，少功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創作狀態，不斷有新作問世，而且每有所作，必具新意，堪稱文壇常青樹。

大體上，可以把少功的創作分為兩個時期。從70年代中期到2000年前后，這25年是以小說為主的時期，他的主要小說《西望茅草地》《飛越藍天》《風吹嗩吶聲》《鞋癖》《歸去來》《爸爸爸》《馬橋詞典》《暗示》等，都寫于這個階段。2000年到現在，則是以隨筆為主的文化批判時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革命后記》和一系列針對現實問題的隨筆。兩個階段的分水嶺，是2000年在三亞召開的南山會議和少功重返汨羅、隱居鄉下。

南山會議邀請了三十多位當時國內最具影響力的作家、批評家和學者，以及來自美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學者。會議主題本是討論生態問題，但在會中實際討論了當時中國遭遇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會議形成的文件《南山紀要：我們為什么要談環境—生態》，成為一份特殊的當代中國文化宣言書。在這個重要文本中，文學特別是小說，事實上已經被邊緣化，不再顯得神圣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更廣義的文化。作為會議的發起組織者，少功自然眾望所歸，成為會議的靈魂人物。南山會議后不久，少功即離開《天涯》雜志，去汨羅隱居。這個舉動有象征意義。在喧囂熱鬧的文壇和寂靜偏遠的鄉村之間，少功選擇了后者。他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了立場：我們應該過怎樣的生活。

作為一個思想者、一個思想家，少功的思想沒有明顯的傳承，沒有清晰的譜系，既沒有師傅，也沒有同窗，甚至都沒有相對穩固、長期保持交流的文人朋友圈子。他“自學成才”，是思想領域的孤勇者、獨行俠。他的知識譜系和積累來自百科全書式的自由博覽。

他以汨羅楚方言為精神的故鄉。語言與存在的關系，是他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一對范疇。他對理論旅行、概念空轉的經院學術，始終保持高度警惕與排斥。他信任語言又懷疑語言的有效性，相信語言之外仍有傳播交流的路徑和方式（如《暗示》所揭示）。

他把辯證思維內化為直覺乃至本能。他由衷地相信，高貴者的靈魂里也有卑賤的因子，聰明者的腦袋里多有愚蠢的想法，孤傲者內心有謙卑，富足者常感有匱乏。

他推崇實踐出真知的認識論，信奉認識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他在隱居讀書寫作的同時，深度融入當地民眾的生活，為他們排憂解難，贏得了極大的尊重和信賴。他以一己之力，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汨羅當地的社會和文化生態。梁漱溟、晏陽初的鄉村建設，是從設計新的社會制度開始，來逐漸改造鄉村。少功并未提出建設汨羅的新方案，他更多的是從解決民眾的具體困難入手，以潤物細無聲的慢功，達成漸進式變化。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無名的漸變運動，其重要性可能超過他同時期的文學作品。

無可否認，近二十年來，很多人日益陷入精神的困頓迷茫，內卷、躺平、佛系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因應這樣的社會需求，以牟利為目的的假冒偽劣的心理咨詢師無所不在。龐大的心理疾病患者群成了待割的韭菜。社會需要真正的心靈導師，需要答疑解惑的智者。少功正是這樣的啟蒙者，他四處奔走，開壇講課，從大學講堂到民間書院，從研究機構到民營書店，少功幾乎有求必應，欣然前往。今年上半年，僅在海南，少功的講座至少就有四次，如果加上島外各種形式的講學、對話、座談等形式，他半年的思想文化“輸出”活動不少于十次。這是非常驚人的數據。對于一個惜時如金、厭惡喧囂的作家來說，如此“揮霍”時間簡直難以想象。但少功就這樣做了。

想起孟子的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作為一個思想者、一個思想家，少功奔走講學，正是不得已的選擇。因為有一大批“韓粉”，仍然在期待少功發新聲，出新書。

在對話中尋求和堅守

——淺談韓少功《理想，還需要嗎》

張清華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張清華在《理想，還需要嗎》北京新書發布會上發言

很多時候韓少功被稱為當代作家中的“知識分子”，我認同這個說法。何為知識分子型作家?當然是能夠真正思考中國現實與世界問題的作家，是有獨立之精神、自主之思考的作家，而不只是“小說家”。其實還可以說得更直接一些，就是那些具有人文主義思想能力的作家，其中有的不憚于裸露自己的思想與態度，韓少功、張煒、張承志等都屬于此類;當然，有的作家會喜歡將思想隱含得深些，不直接暴露其思想與觀念等。

關于知識分子型作家，當然還有更深一層的拷問，即思考什么，思考的深度與水平如何，等等。而韓少功無疑是屬于真正自覺地面對，且最具思考的深度與廣度的作家之一。

“介入”是現代知識分子作家的重要特征。根據薩特的理論，文學創作應對社會現實作出反應，并推動社會變革，而不應“為藝術而藝術”，“為學術而學術”。我注意到韓少功從早期的反思時期的作品，到后來尋根時期的作品，再到90年代以來，一直是當代社會與文化思潮的重要參與者。從最初的歷史思考，到后來的文化思考，再到現實與歷史與文化的多維思考，尤其是對現實的思考，一直與當代社會變革的脈搏和節奏同頻共振，密不可分。《馬橋詞典》《暗示》《山南水北》，這些作品都是思考文化的延續、文明的消失、地理風習所承載的精神傳統的不再等等一系列問題，可謂是一直參與話題并生產話題的當代作家。

因為“介入”，他也成為了美國批評家布魯斯·羅賓斯所說的“全球化中的知識左派”。我當然不愿在概念的意義上理解韓少功的文化角色與身份，但如果不考慮人們種種可能的誤解的話，那么此書所提出的概念，確乎非常適合描述韓少功這樣的作家。何為“全球化中的知識左派”?布魯斯是以巴勒斯坦裔的愛德華·賽義德這種從“地方性”出發而獲及全球化視野的，具有公共意識的知識分子為例的。韓少功正是時下中國少有的具有廣闊世界視野，同時又具有本土意識與批評立場的作家，因此可以說是此類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典型代表。我們從《理想，還需要嗎》這本書中，可以看到他思接千載、世通萬里的視野，其思想的廣袤空間，還有敏銳的問題意識、尖銳的危機意識、強烈的反思意識等等。

作為一部對話錄，這本書中所涉及的話題領域，正是前面所說的作者觀念的生動實踐。從作者的文學世界出發，抵達觀察的社會與時代的各個角落。我首先想到的是“對話”這種有意思的的形式，看起來它是一種“文體”，但背后實則是一種態度，一種平等交流的敞開，一種眾生平等的觀念——他幾乎從不居高臨下地教導，而永遠是平等而謙遜地對話。這不止符合20世紀以來的一種普遍的文學觀(“對話與潛對話”理論)，更是一種當代性的文化精神，即“主體性”不是一種威嚴的宣示，而是一種“我思我在”和“因對話而在”的普遍關聯性的敞開。這不止是思想的真諦，也是文學的真諦。

其次是廣闊的現實及物性。對話內容廣及社會現實的一系列層面、現場和角落，同時也深及我們的認知、思維與世界觀。當然，這不離文學和詩意的認同與激發，但也絕不耽于空談，那種不及物的高談闊論。思想性、及物性可以說是這部對話集的核心屬性與價值所在。其中有的是屬于當代知識界的世界性話題，如“地方性與世界性”問題，“科技時代的人文價值”問題，“AI時代誰將掌握文學的未來命運”的問題;同時，也有屬于中國和我們當下自己的問題，如“測聽時代修改的印痕”，這是與長篇小說《修改過程》有關的，關于中國人記憶與經驗的哲學思考;“一種世界觀的勝利”，這是基于電視劇《士兵突擊》而展開的，關于當下中國人的價值迷茫的思考;還有“中國及東亞文學的可能性”，更是在世界歷史與文學的格局中，看待和思考中國文學的方位的高瞻遠矚之論，讀之豁然開朗。

還有一點，我認為也是最珍貴的，就是少功幾乎每一篇文字都在強調身體力行，強調勞動和田野調查，談到他“躬耕隴畝”的經歷，這是最為難得的。因為在當代，在柳青之后，已幾乎不再有知識分子與作家落戶鄉村、身體力行地參加體力勞動的例子了。但韓少功卻堅持了多年，這是中國傳統文人知行合一精神的當代體現，也是一個當代讀書人保持主體認知與經驗的現實感的重要方式。它的重要性在于，可以真正建立寫作者的大眾體驗與現實體驗，而也即是所謂“人民性”的真正根基，也是知識分子與作者自我人格的救贖與自我完成。從某種意義上，離開了這種血肉的交融和勞動的參與，所謂的人民性的情感是無所依傍的。當年海德格爾為了感受人的“勞績”與“生存”的意義，亦曾親自住到了黑森林的山區，與伐木工人親密接觸。韓少功的躬耕隴畝更無造作之嫌，就是感受勞動者的視角和經驗，但這足以使他的寫作和思考，獲得生命的見證與精神倫理的有力支持。看到這一點，我就無法不產生由衷的贊佩。

總體而言，這既是一部文學對話錄，也是一部人文對話錄，更是一部廣闊的思想錄、隨想錄和憂思錄，當代文化的啟示錄。

來源：“今日海南”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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