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知道自己此刻是“有意識”的？

這種對自己體驗的確認，似乎無需推理就能成立。我們當然不會懷疑自己的意識體驗，但當我們從個人經驗跨越到自然整體時，這個問題驟然變得陌生：意識究竟是生物進化過程中的某種副產品，還是自然界原本就具有的一種屬性？

我們之所以會認為意識源自復雜系統，是不是因為在觀察中，我們習慣只在語言和報告能力存在的地方“確認”它的存在？

倘若意識并非某種進化的附屬產物，而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存在維度之一，我們是否需要重新理解我們是誰，我們又如何存在？

肖恩?卡羅爾

Sean Carroll

理論物理學家

從事量子力學、引力和宇宙學等領域的研究，現任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瓦爾特-伯克理論物理學研究所、研究教授，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外聘教授。主要作品有《尋找希格斯粒子》、《大圖景：論生命的起源、意義和宇宙本身》等。

安娜卡·哈里斯

Annaka Harris

美國科普作家，專注于神經科學、哲學和意識研究

《紐約時報》暢銷書《意識：心智的基本奧秘》（Conscious: A Brief Guide to the Fundamental Mystery of the Mind）的作者，探討了意識的本質、自由意志和泛心論等前沿問題。她還創作了兒童讀物《我想知道》（I Wonder），并參與了非營利科學教育組織Project Reason的創立，以及音頻紀錄片《燈光開啟》（Lights On: How Understanding Consciousness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Universe）的制作。

追問快讀：

01 意識之謎：感受為何會出現？

02 意識可報告性的困境：無法報告是否等于無意識？

03 泛心論與意識的基本性：術語阻礙了什么？

04 幻覺中的自我：意識的被構造性

05 范式轉換的框架：如果意識是基本的……

06 自我圖景的重塑：自我是幻覺嗎？

07 未來研究的可能：感官擴展、新語言與新工具

意識之謎

肖恩?卡羅爾：泛心論的觀點認為意識無處不在。意識是否是現實的一個基本成分，而不僅僅是從復雜系統中涌現出來的某種屬性——不只是當物質變得足夠復雜、能自我指涉時我們用來描述它行為的詞匯？如果我們不把意識當作是從復雜物質中涌現出來的，而是把它當作理解現實基本性質的起點，會怎樣呢？你是否覺得我們在“意識”這個問題上取得了某種進展，或者有可能達成某種共識？

安娜卡·哈里斯：我希望如此，當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這是那種很難評判是否能夠“實現預期進展”的課題，但我認為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

比如，在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甚至不敢把自己的問題和其他科學家分享。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已經進步很多了。現在有很多科學家愿意參與這個話題的討論了，哪怕不像一些哲學家那樣認為意識神秘莫測，他們也意識到這里確實有個“尚未解釋的東西”。

我自己也是個例子。我從事科學研究已經超過20年了，一開始持有的觀點和現在完全不同。這種轉變是在這20多年中逐步發生的。我現在遇到的一些科學家，比如Brian Greene，他基本上還是持你那種看法，但也已經能夠欣賞“意識的神秘性”，這是他職業生涯早期所沒有的。

肖恩?卡羅爾：你最認可的“意識”定義是怎樣的？

安娜卡·哈里斯：大多數人在說“意識”時，想到的是復雜的思維、復雜的生命、自我意識，還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而我所說的“意識”，或者說我真正感到神秘的，其實是更基本的定義，也就是“有感覺的體驗（felt experience）”，它可以出現在一個沒有自我意識、沒有復雜思想的系統中。

我經常拿蠕蟲、蝸牛或某種簡單的昆蟲舉例。關于“蜜蜂或蒼蠅是否有意識”，神經科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有所分歧。它們有大腦和中樞神經系統，但我并不認為一只蒼蠅是有自我意識的，或者說它會有思想、有語言。它是否可能擁有哪怕是非常簡單的體驗？比如蠕蟲，可能它能感受到壓力、溫度的變化，甚至可能是饑餓或恐懼——取決于情境，比如它要去找食物或逃避威脅。

而我所定義的、吸引我的那個“意識”，則是“有感覺的體驗”。為什么某些自然系統內部為什么會產生感覺？有一種見解是，這種體驗是無法被直接觀測到的，除非你親身體驗它。

肖恩?卡羅爾：我能夠理解你給的這個定義。我們可以就什么是“最佳定義”討論一二。你好像把“意識”（consciousness）和“覺察”（awareness）做了區分。按照你的說法，一條蠕蟲怎么可能“感覺”到壓力或者恐懼，卻沒有“覺察”到它呢？

安娜卡·哈里斯：“覺察”這個詞本身也很棘手，因為你也可以用不同方式理解它。我有時會把“覺察”和“意識”等同使用——當我說“awareness”時，我通常指的是“有感受的意識”。我們也可以說我的電腦“覺察”到了音頻輸入、視頻輸入，或者說它在做某種處理，但我并不認為這個處理過程與任何“主觀體驗”相關。所以，“覺察”也可以用于描述非意識的處理過程，比如信息的組合、數字記憶之類的。但我覺得我好像沒有直接回答你的問題——你是問，一條蠕蟲怎么能有意識而沒有“覺察”是嗎？

肖恩?卡羅爾：是的。聽起來你好像在把“覺察”定義為一個比“意識”更復雜、高級一點的東西。

安娜卡·哈里斯：不是的。我可能說的是“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能覺察到“自己”的存在，這是人們對“意識”的常見理解。他們覺得“意識”只存在于像人類這樣的復雜生命中。有個測試可以用來測量其他哺乳動物是否有“自我覺察”，比如它們是否能在鏡子中認出自己。但我談論的比這個基本得多。

肖恩?卡羅爾：就像你說的那樣，我們是從內在感受到意識的。你提到科學確實在這個方向上取得了一些進展。除了神經科學，還有別的領域也能推動我們理解意識嗎？比如，僅靠思考能否取得進展？

安娜卡·哈里斯：我認為，這方面的探索一定會受到神經科學的啟發，但我們確實可以從其他方向推進理解。如果我們相信自然界中的“有感覺的體驗”（即consciousness），不限于昆蟲和蠕蟲，還存在于植物，甚至存在于比植物更基本的系統中，那我們就會將跨入別的科學領域。這也是為什么我在我的音頻紀錄片里找了很多物理學家來對話。

? Annaka Harris制作了音頻紀錄片《燈光開啟》（Lights On: How Understanding Consciousness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Universe），采訪了多位物理學家、神經科學家和心理學家，探討意識的本質問題。過程中，Harris從最初傾向于“意識是復雜系統涌現屬性”的觀點，轉向對“意識是宇宙基本屬性”這一理論的探索。她的工作聚焦于意識研究的跨學科對話，試圖從科學角度理解這一哲學和認知科學的核心問題。

我想知道，如果我們開始正視“意識可能超越生命范疇”的想法，這將對物理學意味著什么？物理學家怎么看？這樣的觀點是否可能影響我們對物理的理解？還是說，我們始終會被傳統意義上的“觀察與實驗”所限制？在紀錄片最后一章“科學的未來”，我盡情釋放了我的想象力，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發展路徑——前提是確認“意識可能超越生命范疇”。

讓我從頭說起，與神經科學家二十年來的合作，讓我意識到，我們一直在假設“意識是在復雜生命體中產生的”，但其實并沒有我們以為的那種強有力證據來支持這個假設。因此我開始一點點拆解那些直覺——正是這些直覺讓我們形成了這種假設。正如我之前說的，我自己一開始也是這么想的，且我現在仍然認為這可能沒錯。但這個基本假設，實際上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腳踏實地”。

我意識到，我們其實被迫要在兩個選項之間做出選擇：要么假設意識在自然中某個點上突然出現（涌現），要么假設它是自然的基本屬性；換句話說，它要么存在于“所有系統”中，要么存在于“某些系統”中。

我們知道，答案不可能是“沒有系統擁有意識”——至少有一個“我們自己”是有意識的，這就是最基本的證據。因此，隨著我越發懷疑“意識是從復雜性中產生的”的起始假設可能是錯誤的，我開始思考：假設“意識可能是基本的”，那么這將如何改變我們對自然現象的解釋？這又會如何塑造科學的未來？就這樣，我放飛想象，開始對神經科學家和物理學家提出新的問題，這正是我的音頻紀錄片的主題。所以對我來說，一切的問題都變成了這個句式：“如果意識是基本的，那么……那我們又該如何理解自然界中的種種現象呢？”

意識可報告性的困境

肖恩?卡羅爾：你提出了個有趣的想法：如果我們假設（先不管是否應該這么想）“意識是基本的”，那我們就不會把它看成是某種復雜信息處理系統的產物，而是認為：它本來就在那里，只是在系統足夠復雜、能夠表達的時候才顯現出來。但它一直都在那里。

安娜卡·哈里斯：我知道這聽起來真的很瘋狂，我自己說出來都覺得不可思議。但當你深入地了解神經科學，你就會發現：我們那種“起始直覺”其實很容易崩塌。舉個很顯然卻常被略過的例子：我們其實無法區分“失去記憶”和“失去意識”之間的區別——我們完全依賴這股“記憶流”來思考以成為“人”。

想象一下，如果肝臟內部過程也存在某種感受體驗，但它從未進入到我的記憶流中，那么我就永遠無法報告它，它就永遠不會成為我所說的“我”的一部分。所以實際上，我們面臨著這樣一種局面：雖然我們傾向于將意識視為復雜處理的一部分（這卻有道理），但事實上，我們只能與那些同我們足夠相似的系統進行交流。而對于和我們差異太大的系統，我們根本無法無法獲得任何信息，溝通會完全中斷，因此也根本無法去報告，即便是在同一顆大腦內部，這也成立。

?裂腦實驗. 圖源：embryo.asu.edu

這就是我認為最顛覆直覺的一項神經科學研究——“裂腦研究”（split-brain research）。對我來說，正是從這里開始，我的直覺開始崩塌，我也開始思考“自然中還有哪些地方可能存在意識”。“裂腦病人”是現在已經很少見的群體。但幾十年前，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癲癇治療手段。對于那些經常發生強直-陣攣性癲癇（grand mal seizure）的人來說，如果癲癇活動能夠限制在大腦的單一半球中，就不會那么危險。于是他們開發了一種手術方法，把左右半球之間的連接結構胼胝體（corpus callosum）切斷，這樣兩邊大腦的信息就不會再互通了。

他們在一系列實驗中發現了令人震驚的事，那就是：當連接被徹底切斷后，病人大腦中仿佛出現了兩個“意識島嶼”，即兩個獨立的處理中心，它們擁有各自的“自我”體驗。簡而言之，就像這個人變成了“連體雙胞胎”——左腦是一個人，右腦是另一個。但表面上看起來是正常的，這也是為什么這種手術曾被認為是那么成功、有效的治療方式。你和他們說話，他們也能正常回應，表達感受，說想吃什么午飯，完全沒問題。

但科學家發現了一種辦法，可以“繞開語言”來“問右腦問題”——比如用卡片提示，用左手指向選項（左手由右腦控制）。他們就發現，右腦的回答和左腦完全不同，它有不同的看法、喜好等。

我們無法確切知道那一側是否有“意識體驗”。但說到底，我們也無法確切知道你有沒有意識，對吧？我們只是根據大量跡象來推斷。所以，就在同一個人、同一具身體、同一個大腦中，你可以遇到這樣的情形：一邊在說“是的，我感覺到了”“不，我沒看到那個東西”，而大腦的另一邊卻“看到了”、也“在反應”，只是永遠無法傳達給語言系統——也就是“你自己”。

肖恩?卡羅爾：如果有人只聽過立體聲揚聲器里發出的音樂，那他們可能會以為“音樂”是“立體聲揚聲器的功能”，而不是一種“借助揚聲器傳遞出來的東西”。

安娜卡·哈里斯：嗯，說得很妙。我以前沒這么想過。我得再想想這個類比是否完全貼切，但你說得對。意識確實和我們研究的其他所有科學現象都不一樣，因為它只能從“經驗本身”所知。我們完全依賴“報告能力”，而這不僅僅是能否報告的問題，更是能否溝通的問題。

肖恩?卡羅爾：而裂腦病人……他們自己其實也不知道“體內還有另一個有意識的存在”吧？

安娜卡·哈里斯：對。他們是在參與這些研究時才意識到的。

肖恩?卡羅爾：也就是說，他們可以“看到”內在有種對話在發生？

安娜卡·哈里斯：是的。他們能看到自己的左手在“正確地回答問題”。但是在他們的“主觀意識”中，那些輸入并不會進入語言所在的左半球，也不會進入主記憶流之中。所以當你問他們：“你有沒有看到剛才閃過的那張卡片？”他們會說：“沒有啊，我什么都沒看到。”但他們的大腦中另一個部分確實看到了。

當我們試圖去詢問身體中不同系統的“感受”時，是非常棘手的。比如我們說自己在全身麻醉時是“沒有意識”的，但是否有這樣的可能，在那段時間里“意識”其實存在，只是沒有進入我的“記憶流”？因此，作為“自我”的那個“我”才無法回憶、無法報告？

這也讓我開始懷疑，我們對于“什么是意識”以及“意識存在于何處”的直覺，是否其實正是誤入歧途的起點。

肖恩?卡羅爾：全身麻醉后的狀態常作為“沒有意識”的典型例子，但我們憑什么如此確定？

安娜卡·哈里斯：對，這正是關于意識最麻煩的地方——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知道”。我們只能做出“更好”或“更差”的猜測。即使是麻醉狀態，我們也知道有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現象，“術中覺醒”（anesthesia awareness），就是麻醉中的鎮痛藥和麻痹藥起作用了，但用來“使人失去意識”的那部分藥物卻沒有起效。這個病人會全身麻痹、無法表達，但同時也完全清醒。這簡直是人類最可怕的噩夢之一，他們清醒地經歷了整個手術過程，疼痛、聲音、環境……但完全無法移動，也無法告訴任何人，很多人經歷過這種情況后會患上嚴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

還有另一種類似的情況是所謂的“閉鎖綜合征患者”（locked-in patients）。他們因為腦損傷而無法動彈，幾乎無法溝通，但其實心智是清醒的。他們仍然擁有交流的能力，只是無法“表現出來”。

我們推斷一個生命是否有意識，其實極度依賴兩個條件——“能否報告”和“能否溝通”。而當我們面對這樣一些個體，他們與我們一樣是“人類”，但在外表上毫無行為可見時，我們才會“突然”意識到：“哦，對了，如果他們沒有任何可觀察行為，我們就根本無法確定他們是否有意識”。

我們可以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觀察其電活動。類比植物生物學研究，大腦中發生的事情，本質上與植物中的某些處理方式（信息傳遞、電信號傳導）是類似的。那么，有沒有可能，“感覺體驗”并不是與復雜結構綁定的，而是和某些“更簡單的電信號過程”有關？

肖恩?卡羅爾：那你目前對植物有沒有意識的看法是怎樣的？

安娜卡·哈里斯：我只能說，我真的不知道。我還在不斷地追問、探索中。我對“任何系統是否有意識”都持開放態度——無論是蟲子，還是更基本的物理系統。所以，我曾提出一個假設：如果意識真的可以向下延伸到所有層面，這對科學的未來意味著什么？我們又該如何更清楚地理解這個世界？

泛心論與意識的基本性

肖恩?卡羅爾：讓我們回到“泛心論”（panpsychism），這是你目前的觀點方向，是嗎？

安娜卡·哈里斯：我已經完全不用“panpsychism”這個詞了，因為我覺得它既不準確也無助于討論。之前的一次演講中，我在一張幻燈片上用一個大大的叉劃掉了“Panpsychism”這個詞，想借此說服在場的哲學家們不要再用這個術語（雖然沒什么效果）。

肖恩?卡羅爾：但“泛心論”的字面意思，就是“意識/心靈無處不在”，這和你的觀點也挺接近的吧？

安娜卡·哈里斯：確實如此。我并不反對“意識可能無處不在”這個觀點本身，只是不喜歡這個術語。其實，我的觀點或多或少與“唯心主義”（idealism）和“泛心論”這類框架有所重疊，甚至可能也算是其中一種。但問題是，這些框架太古老了，是在我們對宇宙幾乎一無所知時提出的，因此很多結論聽起來既不科學也不現實。我是個“科學導向”的人，希望始終在科學范圍內討論這個話題。如果意識真的深入自然本底，那我們應該用最好的工具和最敏銳的頭腦去理解它。我之所以不喜歡“泛心論”這個術語，還有審美的原因，它聽起來太“新世紀”（new age）*了，像是泛靈論或冥想那種圈子用的詞，而且這個詞本身來自十六世紀。

?1992 年斯諾夸米月舞節上的“New Age”冥想團體. 圖源：Joe Mabel

“New Age”（新時代運動）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一種多元文化現象，融合了宗教、哲學、心理學和健康等內容，強調萬物聯系、精神覺醒和新時代的來臨。它倡導通過冥想、瑜伽等實踐提升個體靈性，同時結合替代療法關注身心健康。然而，它也因缺乏統一理論體系和部分實踐缺乏科學依據而備受爭議。

另外，我相信，就算歷史上從未有人提出“泛心論”，今天的神經科學家和物理學家還是會自然而然地提出這些問題。所以我要強調，這個問題本身是合理且科學的。我們是可以也應該去追問：意識是否比我們想象的更深地嵌入自然？它是否是基本的？

這些問題是可以用科學方法來探討的。現在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還不知道答案。“泛心論”這樣的詞，聽起來好像我們已經有了解決方案，但其實遠非如此，我們只是在提出問題而已。

肖恩?卡羅爾：明白了。那么，計算機是否可能有意識？會不會有一天它們可以自己報告“我有意識”或者“我經歷了什么”？

安娜卡·哈里斯：我認為我們很快就會遇到一個非常奇異的情境：無論意識能“向下延伸”多深，當某個系統的行為與我們或者與狗等“有意識”的生物相似時，我們就會陷入困惑。那時候我們要怎么判斷它是否有意識？這是我目前最困惑的大問題。

我并不知道，但我實際上已經開始相信：如果意識確實在自然中存在得更深，那么最合理的結論就是——它徹底地貫穿到底（goes all the way down）。

我的問題變成了：如果意識實際上是最基本的特性，我們又該如何解讀已有的物理學和科學理論？這就是我所有思想實驗的起點。如果意識是基本的——深入我們所感知的一切物質、光，乃至我們無法感知的事物——而我們的知覺本質上都是“其他意識經驗在宇宙中進出存在”的一種映射或表征，那會怎樣？

我猜測，我們所謂的物質有其結構，而這種物質結構非常重要。通過感知和科學工具的映射，我們已經獲得了一些關于物質結構的線索。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意識體驗是由物質的結構所決定的。

而計算機是由與我們完全不同的物質構成的。如果意識是基本的，那么在這個房間里、我的身體里、衣服中，所有這些地方其實都存在意識經驗——無論它們有多么微弱，都在不斷生成和消失。也就是說，計算機和人工智能以及更復雜的系統也會包含意識經驗。

問題是，它們與我們的意識經驗有多相似？它們的內在體驗可能完全不同，以至于我們辨識不出來。這正是我思考人工智能時最讓我不安的地方——我們正在創造的一些行為與我們非常相似的系統，而我們通常又是通過行為來判斷意識的。

當我們談論《綠野仙蹤》、交響樂、思想時，我假定你能將這些投射到一種與你自己經歷相似體驗中，而我們的直覺正是基于這種映射發展出來的。但如果我們創造的系統的內在體驗與我們截然不同，但行為卻表現得和我們一模一樣，我們就完全無法用直覺來理解這種情形，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一局面。

肖恩?卡羅爾：這的確是合乎邏輯的推論。也就是說，其實在你設定的前提下，算盤、木棍都可能有意識，那關于計算機是否有意識這個問題，就完全變成了另一回事兒了。

安娜卡·哈里斯：把算盤之類的事物當成像人類心智一樣的單一整體來看待，并不完全恰當。我們之所以能說人類心智或大腦是一個有體驗的系統，是有一定理由的（盡管我認為這未必是最正確的方式）。像算盤，我們會把它視為一個單一物體來看待，而不是像人腦一樣的整合系統。如果意識真的是基本的、是以某種“經驗點”的形式存在的，那我會認為，在算盤所處的那個時空點上，會有成千上萬、數百萬個意識體驗在不斷生成和消失。

幻覺中的自我

肖恩?卡羅爾：把意識視為基本屬性這一觀點會帶來哪些影響？在此之前，你認為“意識是基本的”最有利的論據是什么？

安娜卡·哈里斯：我不會說自己已經“確信”意識是基本的。我更想說，我們有必要去質疑我們為何會產生“意識是什么”、“它在宇宙中起什么因果作用”的直覺。我確信，這些直覺其實是建立在幻覺之上的。

我們依賴的是一些現代神經科學已經理解為幻覺的東西，這些東西不僅沒有被文化所整合，也沒有被從事這一工作的科學家的哲學體系所吸收。我們很難將我們對大腦如何工作的理解，融入到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中。

舉個例子，David Eagleman是我長期保持交流的科學家，他跟我分享了一個很早期的研究——“大腦的綁定過程”（binding processes），也就是將各種感覺輸入（比如聲音、視覺、觸覺）結合起來的過程。這些感覺信號并不是同時到達大腦的，它們在大腦中被分散處理、在不同時間處理，然后再“匯總”成我們主觀體驗中的“此時此刻”。光是這一點，其實就足夠顛覆我們的常識了。因為我們的大腦在我們意識到某件事之前，已經做了很多整合處理。

Eagleman談到我們可以用某些方式“破解”這些系統。他們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實驗：讓被試者按一個按鈕，然后聽到“嗶”的一聲。只要你按下按鈕，嗶聲就響起。大腦會很快學會“按按鈕→嗶聲響”這個因果關系。

大腦需要大約500毫秒來協調這兩個事件。現實中這兩個事件并不是嚴格同時發生的，研究人員因此開始插入非常短暫的延遲，短到大腦無法覺察。而大腦也會持續做出調整，正如它一直做的那樣，不斷校正時間差，以整合來自不同感官的信號。

然后，研究人員開始逐漸加長這個延遲，使按鈕和聲音之間的時間差越來越大。盡管聲音被延遲了，大腦仍然會自動調整，讓你體驗到的，還是“我按下按鈕→聲音響起”。這個時候，如果研究人員他們突然移除這個延遲，而大腦還沒來得及重新調整，參與者的體驗就變成了：“聲音在我按按鈕之前響起”。

雖然事實不是那樣，但這確實就是你的體驗。而且你沒辦法更改你的體驗，因為你的大腦已經在你意識到之前“替你作主”了，它只是用自己最好的猜測構建出一個意識場景。

他們還利用這個效應設計了一個“無法戰勝的剪刀石頭布”游戲：通過逐漸插入延遲，再在關鍵時刻移除延遲，計算機總會“預知”你的手勢并獲勝。這個實驗只是個小窗口，但它揭示了一點：我們對事物發生方式的主觀體驗，并不是對現實的直接感知，我們對意識的許多直覺，來源于意識體驗的局限性。

另一個相關的領域是我們對“有意識的意志”（conscious will）的直覺。實際上，有許多幻覺糾纏在一起，在我看來，它們都與我們如何理解意識有關。“有意識的意志”的觀念、“自我在時間中穩定存在”的想法，其實也是由大腦生成的。

在時間流逝中會產生“變化盲點”，這讓我們覺得，自己是一個穩定的存在，在時間中“持續地攝取”著我們的意識體驗，而不是在每一刻都重新生成體驗。再強調一遍，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是我們唯一能意識到的事情，也是我們唯一能談論或思考的部分，因為只有這部分進入了我們能訪問的記憶流。于是我們就被引導去相信：這些內容，就是“意識”本身。

所以我最初的問題是：會不會，意識其實比這一切都更簡單？而之所以我這么想，是因為有大量神經科學研究表明，我們所體驗到的“意識經驗”，其實是在整個大腦加工流程的最末端才出現的。它并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具有因果力。我們認為我們進化出了意識，是基于與之相關的某些行為；但現實可能是，意識只是這些過程“感覺起來”的樣子，而這些過程本身只是在自動運行，所謂的“意識經驗”并不一定是驅動它們的東西。

范式轉換的框架

肖恩?卡羅爾：那么，我們應該把意識視為基本的嗎？

安娜卡·哈里斯：當你意識到，我們對“意識是什么”這件事可能有根本性誤解之后，你開始追問：“意識在自然界中應該從哪里開始涌現才合理？”然后你就會發現：無論把它放在哪個點上，都會遇到悖論，每一處都不夠合理。于是，最合理的答案就是——它從最底層就存在。說實話，我是“被迫”得出這個結論的。

肖恩?卡羅爾：“被迫”？換句話說，這違背了你的意志？

安娜卡·哈里斯：正是如此。我一直“沉浸”在這個問題中，直到最近五年，才慢慢開始形成一種直覺，覺得這似乎有道理。最初完全是通過邏輯推演把我帶到這里的，我必須不斷與自己的理性思維、直覺進行斗爭，我完全承認自己也許是錯的。我記得當初邀請你參與音頻紀錄片時就說過一句話：“我不想浪費你的時間，如果你能說服我回頭，那再好不過。”所以我一直在主動找不同意我觀點的人對話，為的就是看看我是不是哪里想錯了，是不是其實沒有必要繼續深入追問下去。

肖恩?卡羅爾：好，那我覺得你已經非常好地闡述了你的動機。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能否建立起一種合理的理解體系，來說明這個觀點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清楚了解原子的行為方式和相關物理規律，而這些原子行為也構成“我”。那么，在這個前提下，我的意識體驗是如何影響我的行為、報告和物理動作的？

安娜卡·哈里斯：我覺得意識可能并沒有因果力，但我也不確定。這正是我一直在思考和討論的問題之一。

如果意識是基本的，那它顯然有某種結構——正如你剛才提到的。我們已經發現了很多結構，顯然它不是一個“無秩序的隨機混沌體”。但如果我們假設，物理學和數學所描述的基本層面，其實是宇宙中產生的一系列意識體驗，那么，它就有結構。

而我真正陷入細節思考時，會問這樣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存在“沒有內容”的意識體驗？“意識”本身有沒有結構？你知道，像多世界理論（many worlds）中的薛定諤方程，如果“宇宙的波函數”不僅僅是一個數學術語、一個概念或一種推動萬物運行的力，而實際上是一種被體驗到的感受，而它又生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各種形式、各種進入存在的事物。那么，這些事物的本質，其實也都是不同形式的意識體驗，它們不斷進入并退出存在狀態——我不確定這是否正確。

?多世界理論（Many-Worlds Interpretation，MWI）是量子力學的一種解釋，由休·埃弗雷特（Hugh Everett）于1957年提出。它認為，每當量子系統發生測量或相互作用時，宇宙都會分裂成多個平行分支，每個分支對應一種可能的結果。這意味著所有可能的事件都在某個平行宇宙中發生，而我們只是處于其中一個分支中。圖源：Robert Lea

但我想，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思考問題，那未來的理論物理學家看待問題的方式也會因此改變。而我認為，這必須與實驗結果結合。我們必須開始做一些全新的、非常有趣的科學實驗，至少要讓我們對“意識是否源自復雜性”這個命題有當前對神經科學一樣的信心，這樣我們才能嚴肅對待它，并觀察會發生什么。

但對我來說，這件事很有趣，因為它真的會激發出很多富有創造力的思考，為我們打開了從“基本層面”去思考問題的新路徑。我完全不知道這些路徑會通往哪里，我也不覺得自己有此種能力去解決這些問題。但這是一種范式轉換的框架（paradigm-shifting framework），可能會激發我們用全新的方式去思考量子力學。“多世界理論”，對我來說，是解釋量子力學最好的方式。如果意識是基本的，它實際上解決了很多原本的問題。我過去一直更喜歡弦論（String Theory），從美學上講也更喜歡。但我不得不承認，“多世界”更符合我對宇宙和基本意識的看法。

?弦論（String theory）是一種前沿的理論物理框架，旨在通過將基本粒子視為一維的“弦”來統一描述宇宙中的所有基本力和物質。這些弦的振動模式決定了粒子的性質，例如質量、電荷和自旋。弦論試圖解決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之間的矛盾，為構建一個統一的“萬物理論”提供了可能。它還預言了額外的空間維度，通常被假設為卷曲在極小的尺度上，這為探索宇宙的微觀結構和宏觀現象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圖源：kidspressmagazine.com

肖恩?卡羅爾：想要討論“意識是否是基本屬性”，首先必須回答：這種觀點是否會導致我們對物理定律的基本理解發生改變？還是說，它完全不會改變物質行為，物理世界照舊按照我們目前所理解的方式運行？

安娜卡·哈里斯：我認為它完全不會改變我們對物理世界行為的理解。我是說，我處理、思考這個問題的方式，完全是從一種物理主義的視角出發，始終依賴我們已經擁有的科學成果。如果某種思想實驗或者推論違反了已經確立的物理學原理，那我就會把它排除掉。至于它能否推動物理學的發展，我真的不知道。

肖恩?卡羅爾：如果我們對物理定律和物質構成的理解完全一樣，只是對于‘意識是否為基本屬性’這個觀點不同，那么這種世界觀的差異會不會對我們的行為、體驗、乃至我們對自身體驗的描述產生任何實際影響？

安娜卡·哈里斯：大體上是這樣。對于那些追求更深理解的物理學家來說，這種觀點可能引發多世界詮釋的新方向，也可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宇宙結構。我認為，每次范式的轉變，其實都會不可避免地改變一切，包括科學本身，哪怕這種改變我們事前無法預測。

我常會舉一個例子：我們最初的直覺是地球是平的，后來天體觀測到的線索，讓我們產生懷疑，最終我們得到了充分的證據。雖然這對日常生活影響不大，但它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我們對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行動方式的感受。當你知道外太空在那里，知道我們圍繞太陽運行，知道我們對宇宙結構有了更深更好的理解——盡管還有無數未解之謎——這些改變總會以某種方式影響我們的未來思維和創造力，甚至會推動科學進步，哪怕我們不是時刻都在關注它們。

肖恩?卡羅爾：在物理學中，也存在兩種不同的語言或數學表達方式，對同一個理論有完全一樣的預測能力，但不同的視角會自然而然地引導出不同的拓展或修正路徑。

安娜卡·哈里斯：我真的認為，如果有一天我們有更多理由相信“意識是基本的，而不是在復雜生命中涌現的”，那確實會帶來不同。我不知道那會促使下一代科學家提出哪些問題，但那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的意思是，我當然希望知道哪個更可能是真的，而這也將影響我之后會提出什么樣的問題。

肖恩?卡羅爾：你提出“認真看待這種觀點”，是因為它可以開啟新的研究路徑。

安娜卡·哈里斯：當然，甚至還會引出全新的道德問題。如果意識真的在自然界中如此深層地存在，那我們所面對的就是一個充滿未解之問的世界，一個“突然出現”的我們此前從未真正思考過的全新維度。

自我圖景的重塑

肖恩?卡羅爾：Jonathan Birch是動物感知（animal sentience）研究領域的權威，他有意地不用“意識”這個詞，因為這個詞太有爭議了，比如有些人不認為蚯蚓是有意識的。但“感知性”這個詞聽起來更有科學性一點。他試圖提出一種觀點：即使你認為殺動物吃肉是可以接受的，那也不意味著傷害它們、讓它們感受到痛苦是合理的——當然，人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這一點。這種邏輯非常嚴密，這也是我認同他的原因。

安娜卡·哈里斯：是的。這讓我想到我采訪過的一位植物生物學家Daniel Chamovitz。他對這個問題也很糾結，因為他是一位備受尊敬的科學家。他發現，植物處理光波或聲波（以機械刺激的形式）的反應機制，與動物的感官處理在某種層面上機制相似。對此，他用到了諸如“聽到”“看到”這樣的詞匯，但他并不想讓人誤以為這些和人類的聽覺、視覺是一樣的。事實上，確實存在這些感官通道，只不過是在分子層面。

他還分享了一個有趣的事，他生于醫生世家，但做了一名“叛逆者”跑去當植物學家。結果他意識到，這其實也屬于同一類科學，比如，可以對捕蠅草施以麻醉藥物，信息流就會像在人類大腦中一樣被阻斷。

?丹尼爾·查莫維茨（Daniel Chamovitz）是一位美國出生的以色列植物遺傳學家。專注于植物信號傳導和基因調控研究。他發現了COP9信號體復合物，這一成果對理解植物如何感知和響應環境變化具有重要意義，為植物學領域開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他還著有《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What a Plant Knows）一書，該書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紹了植物的感知能力

他真的很難界定該怎么談論這些現象。我想他確實在思考，是否存在“感知性”或者“某種被感受到的體驗”，而非我們通常意義上的“意識”。他確實認為植物很可能擁有某種形式的此類體驗。當然，它們沒有我們的神經系統——它們確實有一些“記憶”，但不是我們那種形式的記憶，如果它們確實有“被感受的體驗”，那大概是非常快速地進入并退出存在的。

肖恩?卡羅爾：這就引出了下一個問題：從“意識是基本屬性”這個觀點出發，會激發哪些全新的研究問題和方向？比如你提到的算盤的例子，你說算盤并不是一個“有連貫自我”的整體，算盤的部分或許是由某種“基本意識物質”構成的，但算盤本身并不構成一個“自我”。那么，究竟是什么構成了自我？我們從什么時候開始擁有“自我”？

安娜卡·哈里斯：我認為這與記憶有關，很大程度上（盡管并不完全）依賴記憶。如果意識是基本的，那我認為有一個概念可以參考。我和物理學家 Adam Frank曾經就此聊過，他講到細胞：當一個細胞誕生時，單細胞和它所處的化學環境，是在同一個瞬間共同出現的，彼此相互關聯。如果沒有細胞，那也就沒有那個化學環境，反之亦然。為了維持邊界、攝取所需物質，并維持自身作為系統的狀態——那就是“自我”的某種起點。而我則認為，這是一種沒有記憶的自我，僅僅是將一個系統與其化學環境或者外部世界區分開來。

肖恩?卡羅爾：我的問題是：在什么節點上，一個系統的連貫性就構成了“自我”？

安娜卡·哈里斯：我覺得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記憶有關，也和如何區分一個系統與維持其運行的事物的機制有關。但我也認為，在大多數層面上，哪怕在人類心智的層面，“自我”這個概念本身也是一種幻覺。

我們的當下體驗，源于每一刻神經元的共同活動。雖然我總覺得有一個堅實的“我”在時間中穿行，但事實上，每一刻“新的體驗”都是不斷重新創造的。一個新的“現在”確實會受到過去的影響，但它每一刻都必須被重新生成。

就像海浪，我們把海浪稱為“浪”，好像它是一個單一的東西。我有個朋友最近帶女兒去海灘看浪，他女兒說：“我希望我們可以帶一個浪回家。”他開玩笑說：“好，我們拿個桶裝一個回去吧。”這正好展示了那種幻覺：我們把它稱作“一個浪”，但它其實是自然中一個持續變化、從未靜止的系統。神經元放電的活動，其實也是如此。

所以，我并不確定“自我”的存在。實際上，我認為“自我”這個概念——也就是我們覺得“自己是一個自我”——恰恰妨礙了我們清晰思考“意識”。我們經常把“意識”和“自我”混為一談。我不確定“自我”一開始是否真的存在，也許“自我”的幻覺，是由一個跨時間攜帶記憶的系統所制造出來的。我們是否能通過冥想、致幻劑之類的方式，對這些問題獲得一些洞見？比如那些能讓我們以不同角度觀察自身運作的體驗？

我認為冥想絕對可以，因為它揭示了很多幻覺。就像David Eagleman的研究可以用實驗來揭示大腦的運作方式一樣，冥想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實踐，它的運作方式和大腦的默認模式大相徑庭。類似地，你也能夠在幻覺形成的過程中，捕捉到它。比如，對于長期冥想的人來說，“自我”的幻覺是會反復消退的。冥想會極大地改變我們作為人的日常體驗，它讓我們在思考上更有創造力，也更容易察覺我們哪些“事實”其實只是未經檢驗的假設。

而“致幻劑”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領域。它與冥想類似，但在沖擊力上更強。它會讓你經歷到完全不同于典型日常人類體驗的狀態，讓你意識到人類大腦可能體驗到的狀態范圍，遠比你原本以為的要廣闊得多，甚至遠超出你曾經認為可能的范圍，且很難用語言描述。所以，對于其他系統中可能存在的體驗，這類經歷可以讓人——以不同方式、更具創造力地去思考。

肖恩?卡羅爾：我很喜歡這種說法，并不是在宣稱，致幻劑或者冥想能讓我們獲得關于現實最基本運作方式的更接近的數據，而是說它們能在某種程度上把我們從教條式的沉睡中短暫地喚醒。

安娜卡·哈里斯：我完全同意你的前半句，但后半部分我不確定。這個問題我也有很多疑問。有意思的是，人們在致幻劑狀態下會體驗到那種無空間、無時間的意識狀態，而那種狀態，其實比我們日常經驗中的時空狀態，更符合物理學目前所揭示的世界圖景。

也許是這樣的：我們的大腦逐步進化，以適應環境完成最核心的任務“生存”；我們可能原本擁有一條更直接通往外部世界的路徑，但它在演化中被“剪裁”成了一條更實用的路徑；而致幻劑能幫我們重新接觸到那條更直接的路徑。但這些都沒有答案，只是我在思考、覺得可能的事情。

未來研究的可能路徑

肖恩?卡羅爾：最后一個問題，你對未來研究計劃有什么建議嗎？我們應該如何思考這些問題？如果新視角帶來了新問題，我們該如何去回答它們，有沒有什么實驗可以應對？

安娜卡·哈里斯：我認為，David Eagleman在感官擴展（Sensory Addition）方面的研究方向是個很好的起點。Eagleman的研究大多是致力于幫助盲人和聾人，找到讓他們的大腦以其他方式處理光波和聲波的方法。他讓參與者在實驗中體驗到了“地磁北”（magnetic north）。我認為，這其實引入一種全新的感知形式。這些嘗試都能幫助我們獲得更好的直覺，從而去回答“意識在自然中究竟有多深”這個問題。

歸根結底，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直覺來判斷意識最初存在于哪里。你看，我可以和你交流、分享彼此的共有體驗，這是第一步——擁有共享體驗。我無法和一個天生失明的人討論“紅色”，那是完全無法交流的。所以，擁有共同體驗很重要。

其次是有可以描述那些體驗的語言。人類越能夠去感知新事物、發展新直覺，那對科學就越有幫助。我們所有的感知，其實都為我們提供了某種關于物理世界的線索，然后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而我們能夠直接體驗的現象越多，就越能發展出對它們的直覺。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親身體驗自然界中的某些系統，從而獲得它們是否具有意識的線索。

我們和寵物的交流能力是有限的，但交集足以讓我們推測它們是有意識的。那么，如果有某種方式能夠讓我們體驗、甚至與植物或其他系統交流，雖然未必能得出最終答案，但如果能夠制造出某種工具，讓我們對昆蟲或其他更簡單的自然系統是否有意識，產生類似相信你有意識的信心，我覺得那將非常有趣。

肖恩?卡羅爾：虛擬現實能幫上忙嗎？

安娜卡·哈里斯：可能可以。Anil Seth就在做相關研究，我認為確實有關。沒錯，虛擬現實絕對可以。但這得交給下一代了，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

后記

Annaka Harris與Sean Carroll之間這場對話，核心在于兩種哲學立場的拉鋸：其一是建立在自然主義與物理主義堅實基礎上的謹慎懷疑，其二則是源于對現有神經科學解釋力之不足而提出的本體論擴展主張。 圍繞“意識是否為自然界的基本屬性”這一問題，Harris避免去采取斷言性的立場，而是更愿意呈現一種逐步展開的論證。在面對意識“從哪里開始”的問題時，她以一系列思想實驗、神經科學案例及語言哲學直覺指出，我們很可能在錯誤的認知模型中試圖定位意識的起源，因而產生了系統性的混淆。

實際上，她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大膽但并不輕率的設想：或許，我們習以為常的意識體驗，并非某種高度復雜系統中的偶發現象，而是一種更為基礎、嵌入自然界本底的存在。這種觀點的誘人之處，不僅在于它回應了神經科學在解釋“主觀感受”時的根本性空白，也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重構自然圖景、重新定位意識的可能性。如果我們無法明確指出意識“從哪里開始涌現”，或許我們就不得不正視這樣一種可能性：它從未中斷地存在著——像空間、時間或質量一樣，構成了世界最初的骨架。

需要說明的是，Harris的立場并非泛心論傳統意義上的復活。她刻意避免使用“panpsychism”這一術語，部分是出于其語義負載的歷史性與模糊性，部分則在于她努力將問題維系在科學可探問性（scientific tractability）的范圍內。我個人對這一方向持一種開放但審慎的支持態度。的確，神經科學、裂腦研究、以及感官錯覺實驗等已經在不斷削弱我們關于意識的“常識性信仰”。我們開始意識到，許多看似牢固的直覺其實是大腦精巧編排的幻覺。

與此同時，如果我們繼續堅持把意識僅視為復雜信息處理的“副產品”，那么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解釋“它為何會有感受”。我承認目前的認知科學與哲學語言在解釋意識時，確實遭遇了瓶頸，也愿意對“意識可能嵌入自然界最基本結構”的假設持開放態度；然而，我也認為在將意識視為某些本體論存在之前，我們仍需明確兩個維度的澄清：其一，意識作為“基本屬性”的命題是否具有可操作的理論建構潛力；其二，這一命題是否能夠引導出可經驗區分的后果，而非僅僅構成一組等價于現行物理主義世界圖景的再敘述。

不過，在我看來，這場對話最值得哲學家與科學家共同關注的，不僅僅是是否應當接受意識的基本性設定，而是這一假設所可能引發的思維方式的變動。當我們逐步認識到，意識并非可以直接歸約為因果鏈條（甚至可能不具備因果效力）中的一環時，我們也許需要重新考量“因果性”“自我”“經驗結構”等一系列哲學基礎范疇的定義與邊界。我們當前對意識的認識，是在一種特定的語言與感知條件下形成的，而這種條件本身未必是普遍的。或許，我們依然無法在今日劃定意識的“真實位置”，但我們可以開始意識到，我們所依賴以指稱意識之物的前提本身，正是需要考察的問題的出發點。

播客原鏈接：https://www.preposterousuniverse.com/podcast/2025/04/14/311-annaka-harris-on-whether-consciousness-is-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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