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妮·魏特琳

南京大屠殺之后，日本人占據了南京。在此期間，有個中國小男孩戴著日本國旗的臂章來給住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姐姐送飯，一個美國女子看見了他，上前對他說：“你不用佩戴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你要記住是哪年哪月戴過這個東西的，你永遠不要忘記！”

說著，她幫那個男孩把臂章取了下來。在當天的日記中，這個美國女子更是寫道：“從軍事角度而言，占領南京也許會被認為是日軍的一個勝利，但從道義方面而言，這是失敗，是日本民族的恥辱。”

這個美國女子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國名叫“華群”，美國傳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西科爾小鎮。1919年，應聘到中國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掌管校務。

上海“八·一三”事變后，國民政府為安全計，明令：“接近戰區各大學另籌開學辦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簡稱：金女院）地處南京市中心，吳貽芳校長和同事們商定：在校教職工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西遷辦學，一部分留校本部保護校產。留校教職工推美籍教授華群女士為主任。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淪陷，日軍分三路撲向南京。17日，華女士致信美國大使館，建議設立一個安全區，讓那些無法撤離南京的難民有個相對安全的棲身之地。她在信中表示：“無論從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來說，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作為難民收容所是再合適不過了”。

隨后，由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經理拉貝為主席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接著經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認可，“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成立，華女士為紅十字會委員。

魏特琳(前左四)與金女院難民收容所部分工作人員

魏特琳（左一）與紅十字會施粥處工作人員

1941年攝于美國圣路易斯。魏特琳（左二）和友人

12月1日，美國大使館最后一次召集滯留南京的美國公民，警告他們：“再不撤離，以后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華女士堅定地表示：“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然后，在大使館出示的“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證書上簽上自己的姓名。這已經是她第四次拒絕離開南京。

12月5日，日軍未經激烈戰斗，進駐南京各要鎮。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城，華女士第一次目睹了日軍奸淫掠燒殺等令人發指的暴行。婦女兒童驚恐萬分、蜂擁而至金女院，為了更多地保護年輕女子和兒童、這里沒有容留男子和老婦。

盡管金女大校園門口掛著美國國旗與日本大使館的公告，但這對比野獸更兇殘的日本侵略兵沒有任何約束力。在日軍進城的頭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他們不僅從學校的大門、側門強行入內，還有翻越圍墻進校園，更有夜間從學校低矮的籬笆上爬過來，在無燈光的大樓里，樓上樓下亂摸一氣，摸著哪一個就上去奸淫。

華女士一面組織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一面請來為“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她自己則一會兒守在大門口，攔阻喝斥企圖強行入校的日軍；一會兒又趕到校內其他地方趕走偷爬進墻的日軍，或從從他們手里奪回中國婦女。

不少日本兵因此而惱怒，拿著血跡斑斑的刺刀威脅她；還有的直接野蠻地打她耳光。

12月16日，她在日記中寫到：“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我都像衛兵一樣守衛在前門或是被叫去處理其他問題——跑到學校的其他地方去對付進入校園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今晚一輛載有8—10名女子的車子從我們這兒經過。當車子開過時，她們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時傳來的槍聲，使我意識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慘的槍殺命運……”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無辜、勤勞的農民和工人被殺害。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魏特琳墓碑

魏特琳墓碑

由于華女士的金女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所以這里成了侵華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華女士在日軍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寫到：“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婦都被強奸。丈夫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華女士說，她的日記是“抽空寫的——有些是在空襲的間隙寫的；有些是經過一天漫長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寫的”。過度的疲勞與長期的精神壓力嚴重傷害了她的身體，讓得了精神憂郁癥，

1938年，國民政府授予她藍、白、紅三色襟綬的“采玉大勛章”（因蔣介石母親王采玉而得名，象征國民政府的最高榮譽）。然而，1940年4月初的一天，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將矛頭對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幫助中國難民度過困難難的西方人。

自稱“真相衛士”的作者表示：“讓我們看看那個所謂的慈悲女菩薩吧！明妮·魏特林其實是一個人販子，一個出賣中國人的叛徒。我們必須揭露她，必須把獻給日軍的那些婦女和姑娘們的帳算在她頭上。”

當時，日軍幾乎把金女院當成一個妓院對待。1937年平安夜、日軍某高級軍事顧問表明：“我們從1萬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當時的日軍十分猖狂，魏特琳無奈之下同意這樣做完全是權衡之舉，當時她要求對方“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并且要讓姑娘們自愿。”但當時的金女大實際負責人丹尼森夫人聽聞此事后十分憤怒，不聽解釋。

魏特琳于是遞交了辭職報告，她的精神抑郁癥變得愈發嚴重。1940年5月14日，她離開南京回美國治病。1941年5月14日，在她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她在印第安納州一間普通公寓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遺書中，她寫道：“如果能再生一次，還是要為中國人服務，中國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著“明妮·魏特琳，到中國去的傳教士”，而在墓碑的最醒目的地方刻的，是四個中國漢字“金陵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