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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推動血糖管理邁入精準時代。
撰文:黃斑斑
在糖尿病管理領域,持續葡萄糖監測(CGM)技術的發展為患者和醫療工作者提供了全新的血糖管理視角[1]。然而,隨著技術普及,其準確性以及臨床指標應用方面的爭議日益凸顯。在2025年美國糖尿病協會(ADA)會議上,三位專家圍繞CGM的準確性爭議、葡萄糖管理指標(GMI)與糖化血紅蛋白(HbA1c)的臨床應用比較展開討論,層層剖析了當前CGM技術面臨的關鍵挑戰,對金標準HbA1c提出了質疑,為我們揭示了CGM技術在糖尿病管理中的現狀與未來方向。
CGM的準確性爭議:指標解析與臨床挑戰
CGM的準確性是其臨床應用的基礎,而相關指標的解讀直接影響其在糖尿病管理中的信任度。Michael Cohen教授詳細解析了CGM準確性評估的核心指標及其局限性。
圖1 Michael Cohen教授主題報告
▌準確性指標的多維解讀[2]
1.平均絕對相對差(MARD):作為CGM準確性的核心指標,MARD反映了CGM讀數與參考值的相對偏差。研究顯示,CGM的MARD通常在9%-12%之間,但在低血糖狀態下,同一絕對誤差會導致更高的相對偏差。此外,血糖快速變化時,組織間液葡萄糖滯后于血液葡萄糖,以及CGM佩戴首日和末日的傳感器穩定性問題,均會導致MARD升高。
2.一致性率(AR):ISO標準要求血糖儀的AR誤差在15%以內的比例需≥95%,而CGM的AR15通常為80%-90%,AR20(誤差在20%以內)為85%-95%,反映出CGM在準確性上與BGM的差距。
3.誤差網格分析:以DTS誤差網格為例,約83%-90%的CGM讀數位于臨床安全的A區,而共識誤差網格的A區比例更高(如92.5%),提示誤差網格的選擇會影響準確性評估結果。
4.低血糖與高血糖檢測率:CGM對低血糖的真陽性檢測率約75%,但假警報率高達50%,即半數的低血糖警報可能為誤報,這不僅導致患者焦慮,還可能引發警報疲勞。此外,約25%的真實低血糖事件可能被CGM漏檢。
盡管CGM存在準確性局限,但其持續反饋仍顯著改善了臨床結局。研究顯示,使用CGM后,患者每年的低血糖事件從5.1次降至3次,且為胰島素泵和閉環胰島素輸送系統的應用奠定了基礎。Cohen教授強調,CGM的價值在于“足夠準確”而非“絕對準確”,其提供的動態血糖變化趨勢比單一數值更具臨床指導意義。
GMI和HbA1c,新舊指標的碰撞與融合:誰更值得信賴?
Nicole Earhart教授圍繞GMI與HbA1c的臨床應用展開討論,揭示了兩者在不同人群中的一致性差異及個體化應用策略[3]。
圖2 Nicole Earhart教授主題報告
▌HbA1c的臨床價值與局限性
①紅細胞壽命影響:缺鐵性貧血可使HbA1c假性升高,慢性腎病則使其假性降低。
②人群差異:非西班牙裔黑人的HbA1c較平均葡萄糖(MG)高0.2%-0.6%,而非洲裔美國人在相同HbA1c水平下的MG更低,提示HbA1c可能無法準確反映不同人群的真實血糖狀態。
③時間窗限制:HbA1c反映2-3個月的平均血糖,無法捕捉血糖波動和短期變化。
▌GMI的演變與臨床應用困境
GMI源于HbA1c衍生平均葡萄糖(ADAG)研究,旨在通過CGM數據估算等效HbA1c值,便于臨床溝通。然而,其在不同人群和設備中的不一致性逐漸顯現:
①設備差異:使用Libra或Dexcom等不同CGM設備時,GMI與HbA1c的不一致率可達50%以上,超過1%的差異率在20%左右。
②人群特異性:在健康人群中,GMI較HbA1c高0.6%,且58%的個體存在>0.5%的差異;慢性腎病患者中,70%的個體GMI與HbA1c的絕對差異>0.5%,提示GMI在特定人群中的準確性不足。當患者存在鐵缺乏性貧血時,HbA1c可能假性升高,而GMI和平均葡萄糖更能反映真實血糖狀態,避免過度胰島素治療。
Earhart教授強調,GMI與HbA1c并非對立關系,而是互補工具。HbA1c仍為診斷金標準,但GMI可用于篩查糖尿病風險,尤其是在有家族史或糖負荷試驗異常的個體中,其較高的數值(如5.9%)可更早啟動干預。GMI在存在紅細胞壽命異常(如貧血、腎病)或血糖波動顯著的患者中更具優勢,而HbA1c在無上述干擾因素的患者中仍可作為長期控制指標。
TIR/TITR:糖尿病管理的新范式與臨床證據
來自盧布爾雅那大學的Tadej Battelino教授則以前瞻視角,論證了以葡萄糖為中心、特別是血糖達標時間(TIR,3.9-10.0mmol/L)和嚴格血糖達標時間(TITR,3.9-7.8mmol/L)作為新一代血糖評估和預后指標的強大證據,直指HbA1c的不足[4]。
▌TIR/TITR的臨床預測價值
微血管與大血管并發癥:前瞻性研究顯示,TITR(血糖在70-140mg/dL的時間比例)對視網膜病變的預測能力優于HbA1c,且在血糖控制較好(HbA1c<7%)的人群中,TITR的預測價值更為顯著。此外,TIR每降低10%,心血管事件風險增加,白蛋白尿風險上升,提示TIR與并發癥的強相關性。
特殊人群應用:在糖尿病足潰瘍患者中,TIR<70%的患者潰瘍愈合時間是TIR>70%患者的2倍;在慢性肝病患者中,TIR與肝纖維化指標顯著相關,而HbA1c無此關聯;妊娠糖尿病患者中,血糖控制軌跡(如持續良好vs.初期不良后期改善)與不良妊娠結局風險呈11倍差異,凸顯TIR在特殊人群中的管理價值。
Batalino教授進一步指出,HbA1c在血糖接近正常范圍時對并發癥的預測能力下降,而TIR/TITR可捕捉“正常范圍內的異常”。例如:
▌UK Biobank研究顯示,認知功能和腦體積變化與HbA1c的關聯在正常范圍即可檢測到,而TIR能更敏感地反映血糖波動對器官的影響。
▌虛擬DCCT研究通過機器學習模擬CGM數據,發現TIR對視網膜病變和微量白蛋白尿的預測能力(HR=1.96)顯著強于HbA1c(HR=1.3),提示TIR可能成為未來臨床試驗的主要終點。
盡管TIR/TITR的臨床價值已被證實,但其標準化仍需突破(如不同設備的一致性、監測時長的標準化)。FDA已認可心電圖作為心律失常的主要終點,未來或可推動TITR成為糖尿病臨床試驗的核心指標。
未來展望:技術革新與臨床實踐的融合
基于上述證據,三位專家的討論勾勒出CGM技術發展的三大方向:
①準確性優化:通過算法改進(如動態校準)和傳感器材料升級,降低MARD尤其是低血糖時的誤差,減少假警報率。
②指標標準化:推動GMI方程的設備特異性優化和TIR/TITR的統一定義,建立跨設備、跨人群的標準化評估體系。
③個體化醫療:結合患者特征(如紅細胞壽命、種族)和實時血糖數據,開發個性化的血糖管理模型,實現“精準控糖”。
在臨床實踐中,醫療工作者需綜合運用HbA1c、GMI、TIR/TITR等多維指標,結合患者具體情況(如是否使用胰島素、并發癥風險)制定個體化管理方案。糖尿病管理的終極目標并非“達標”,而是通過動態血糖監測和精準干預,實現并發癥的早期預防和生活質量的全面提升。
CGM技術的爭議與革新,恰是糖尿病管理從“經驗醫學”向“數據驅動醫學”轉型的縮影。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證據的持續積累,我們有理由相信,CGM將在糖尿病全程管理中發揮愈發核心的作用,為患者帶來更精準、更個性化的照護。
參考文獻:
[1]Jancev M,et, al. Diabetologia. 2024 May;67(5):798-810.
[2]Acciaroli G, et, al. J Diabetes Sci Technol. 2018 Jan;12(1):105-113.
[3]Olczuk D, et, al. Diabetes Metab Syndr. 2018 Apr-Jun;12(2):181-187.
[4]Dunn TC,et, al. Diabetes Technol Ther. 2024 Mar;26(3):20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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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丨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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