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21日0點剛過不久，一隊全副武裝的公安民警突然包圍了上海市靜安區石門一路成德里8號并破門而入。不久，一個人影從屋頂的“老虎窗”鉆了出來，然而不久就被屋頂上出現的另外兩個人影給逼回到老虎窗前——

老虎窗

“‘胡司令’，這下看你還往哪兒跑？！”

這個“胡司令”是誰？公安局為啥要抓他？事情還要從頭說起——

“胡司令”真名叫胡肇漢，1906年出生在岳陽縣鹿角鎮的一戶貧苦農戶，家中行三，又因長得細瘦，因此得小名“細丙”。由于家貧，他只讀了一年小學就被迫輟學幫地主放牛，18歲的時候又當了長工，1926年北伐軍打到岳陽縣，20歲的胡肇漢參加了北伐軍，但僅僅三個月就因為受不了軍中的管束和清苦生活而開了小差逃回老家。然后終日混跡鄉里以賭博為樂，又因只輸不贏受到家中的嫌棄，還挨了一頓家法。

在家中實在待不下去的胡肇漢只好外出謀生，輾轉于安徽、江蘇一帶，先是在某縣保安團當兵，1934年在青浦縣警察局當了兩年的巡長，1936年進入駐扎在蘇州的國民黨軍第60師某部當班長。1937年8.13淞滬抗戰爆發后，第60師在當年年底被日軍擊潰，大量潰兵散布在太湖地區，胡肇漢先是在陳萬軍部何錫光所部的第六支隊司令部當副官。

胡肇漢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

在第六支隊開往陽澄湖地區的半道上，胡肇漢糾集舊部，將帶隊的支隊參謀長陳維芝火并后把隊伍拉到吳縣陽澄湖中心區太平橋北，收聚潰兵游勇，打起了“民眾自衛隊”的旗號進行了一系列抗日行動，比如摧毀吳縣黃棣鎮的日偽警察所，攻下蘇州城外北橋的偽軍據點，在奪取大量槍支彈藥的同時得以在陽澄湖立足。

1939年5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江南抗日自衛軍開入陽澄湖地區建立根據地，自衛軍副總司令葉飛親赴昊縣太平橋，向胡肇漢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葉飛

胡肇漢表示擁護抗日武裝，并接受改編，成為江南抗日自衛軍獨立支隊，胡肇漢為司令。8月時因為日偽軍對陽澄湖地區的“掃蕩”，江南抗日自衛軍主力被迫西撤，而胡肇漢在隨行了一段后借口身體不適，帶著幾個親信脫離了隊伍返回陽澄湖，收攏江南抗日自衛軍開小差的人員四十余人出沒于湖畔涸涇、湘城一帶。

江南抗日自衛軍并沒有追究胡肇漢的“開小差”的行為，自衛軍東路軍司令夏光還親自來到陽澄湖會見胡肇漢，曉以民族大義，胡肇漢許諾堅持抗戰，堅決不當漢奸后，夏光委任胡肇漢為江南抗日自衛軍東路副司令。

夏光

在江南抗日自衛軍的旗號下，胡肇漢繼續招兵買馬，成為陽澄湖地區不可忽視的一支武裝力量，當地人習慣稱他為“胡司令”。

1940年開始，由于江南抗日自衛軍重新在陽澄湖地區取得一連串的對日偽作戰的勝利，使得共產黨在陽澄湖地區的威信空前提高。胡肇漢唯恐自己在陽澄湖地區的影響力被削弱，于是他轉而投靠了國民黨，他的隊伍被收編為江蘇省第一保安團并自任團長。之后，胡肇漢打著“忠義救國軍”的旗號大肆捕殺地下黨員和交通員，甚至襲擊中國共產黨蘇常太工委以及陽澄湖武工隊的駐地，包圍了夏光設在陸巷的指揮部，夏光率部惡戰突圍成功，但所部傷亡一百余人，所留下的十多名無法撤離的傷病員被胡肇漢部悉數活埋。

1941年皖南事變后，胡肇漢更是賣力的為國民黨反動派充當馬前卒，瘋狂進攻新四軍的根據地，并因此升任國民黨第三戰區京滬鐵路特務總隊長，此后因為新四軍在江南的力量越發強大，胡肇漢部雖然不斷挑釁但也已經撈不著半點便宜，但還是在1944年升任江蘇省第三行政區軍事特派員公署行動總隊長兼三青團行動總隊長。

抗戰結束后，胡肇漢手下的部隊被廖耀湘部收編，其本人一度出任國民黨太昆邊區清剿指揮所主任，但很快就轉任青浦縣警察大隊長和陽澄區區長等職，瘋狂搜捕地下黨和交通站。國共談判破裂，解放戰爭開始后，胡肇漢再度回到陽澄湖地區組織“保安團”，繼續瘋狂“剿共”，氣焰囂張一時。

廖耀湘

胡肇漢所部在盤踞陽澄湖地區長達十二年的時間內，總共抓捕地下黨、江南抗日自衛軍戰士五十二人，無辜群眾一百三十五人，并對他們施以槍殺、刀砍、挖心、火燒、活埋、“種荷花”（將人身上綁縛石頭沉入湖中）等酷刑，手上沾滿了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鮮血，可謂是血債累累。

1949年4月20日，取得淮海戰役勝利后不久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發動了渡江戰役，自覺蘇州保不住的胡肇漢將位于東花橋巷38號的公館產權轉給了大兒子后，于4月24日夜帶著六名親信繞道松江逃往上海躲藏。

渡江戰役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胡肇漢喬裝打扮，只身逃離上?；氐胶显狸柨h鹿角鎮的老家。

上海解放

同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在長沙通電起義宣告湖南省和平解放，胡肇漢又逃往廣州，之后就從眾人的視線中消失了。

老照片，長沙和平解放后解放軍開入長沙城

蘇州解放后，蘇州專署公安局第一時間將血債累累的“胡司令”胡肇漢列為必須要抓捕歸案的頭號追逃目標。

在渡江戰役發起之前，我方就對陽澄湖地區解放后的敵我斗爭形勢就有過充分估計，此時就已經將抓捕胡肇漢列為工作重點。因此當蘇州專署公安局掛牌成立后不久，就立即開展了對太湖、陽澄湖地區的國民黨殘兵和土匪、水匪的清剿工作。因為這里是胡肇漢曾經長期盤踞和經營“老地盤”，就算胡肇漢沒有藏身在這里，這里也擁有大量胡肇漢的親信爪牙，抓到他們能夠為抓到胡肇漢起到極大的正面作用。

在開展剿匪工作的同時，蘇州專署公安局組建了以情報偵察科科長武文斌為首的專案組，密切注視陽澄湖，追蹤胡肇漢的走向。

1949年11月，一股土匪武裝在外跨塘一帶打家劫舍，他們以數人一組的形式行動，打著“胡肇漢”的旗號，一旦闖入民宅或商行，便口口聲聲宣稱：“是‘胡司令’（即胡肇漢）派我們來的。”他們巧妙地利用了群眾對這位“殺人魔王”的深深恐懼，肆無忌憚地展開了一系列反革命破壞活動，對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其中最為轟動的是蘇州婁門大街“鼎豐糧行”的“人頭案”，這起事件令整個城市陷入了一片恐慌與混亂之中。匪徒的活動范圍逐漸從陽澄湖區擴展到蘇州城，嚴重干擾了當地國民經濟的恢復以及支援解放軍南下的工作進程，使得整個社會陷入了極度的動蕩與不安之中。

經武文斌查實，制造蘇州婁門大街“鼎豐糧行”的“人頭案”的是以朱水生為首的“江南獨立戰勤司令部”土匪武裝打著“為胡司令搞給養”的旗號所為，在公安部隊的圍剿下，“江南獨立戰勤司令部”很快被剿滅，朱水生被生擒活捉，但他交待他只是打著胡肇漢的旗號打家劫舍，跟胡肇漢并沒有聯系——

1950年春，吳縣人民政府生產建設科科長陳維剛在湘城執行生產救災任務時遭到槍擊身亡，蘇州專署公安局情報偵察科迅速查明殺死陳維剛的人叫唐斌，此人從1937年開始就是胡肇漢的貼身衛士，知道大量有關于胡肇漢不為外人所知的秘密。

于是武文斌迅速聯系吳縣公安局局長包振家，布置對唐斌的抓捕行動并迅速抓獲了唐斌，唐斌供出了胡肇漢在從蘇州逃往上海后又從上海出逃湖南老家之前的種種“應變”部署，但由于胡肇漢是只身逃離上海的，衛士一個都沒帶，因此胡肇漢逃出上海后的行蹤唐斌是真的不知道。

春節過后不久原國民黨時期的湘城鎮鎮長來到吳縣公安局報告：“原胡匪手下的重要頭目史云泉有意與政府進行和平對話。”史云泉曾經是胡肇漢的“第三戰區京滬鐵路特務總隊”第一大隊大隊長，還是他的干兒子。蘇州解放后他沒有選擇潛逃臺灣或者遠遁海外，而是在自己的老家吳縣湘城鎮隱居下來。

包振家局長決定單刀赴會，獨自前往湘城鎮和史云泉進行一場坦誠的對話。在一段推心置腹的交談后，史云泉決定向人民政府自首，而自首的投名狀就是有關胡肇漢的一條重要線索：

胡肇漢曾有一個非常寵愛的小妾，在他逃離蘇州之前，他將這名小妾寄養在陽澄村的保長家中，以保長新娶的妾室公開示人。史云泉不但提供了這名小妾的確切住址，還提供了胡肇漢和她約定的“接頭暗號”——“你需要在門上以槍口輕點三下，隨后沿著向下的方向劃過一道痕跡，她就會給你開門。”

于是，包振家帶著六名偵查員乘坐一艘烏篷船連夜趕到陽澄湖深處的陽澄村，找到保長的宅邸前按照史云泉提供的暗號騙開了房門，將那名小妾強行拽出陽澄村押上烏篷船，船行至陽澄湖湖心后對這名小妾進行嚴厲的審問，小妾供稱：大約十個月前，胡肇漢將她安排至此地隱匿起來，自此便與她斷絕了所有聯系。隨后，她還提供了一些胡肇漢以往與其他人接頭的地點，然而，這些地方早已被查處，胡肇漢的蹤影也無處尋覓。

經再三詢問，小妾回憶起胡肇漢曾經帶她去過上海浦東的某個地方數次，具體地址不知道，但她認得路。于是，在小妾的指引下，包振家和兩名偵查員連夜趕往上海浦東，在次日找到了那個地方——一家布店，店主姓王，和胡肇漢是同鄉。小妾聲稱：胡肇漢和王老板之間兄弟相稱，關系極為親近。

包振家隨即命令將王老板控制住，帶到僻靜處亮明自己的身份并進行盤問，然而王老板只承認自己和胡肇漢是同鄉，多年以前胡肇漢曾攜同小妾來浦東，每次來都會在布店住上一晚，至于其他情況，王老板閉口不語。

老照片 布店

給臉不要，那就別怪人民警察先禮后兵了，一支冰冷的槍口頂在王老板的太陽穴后，王老板的心理防線瞬間崩潰，承認自己曾經在胡肇漢的隊伍中干過很長一段時間，抗戰勝利后他離開胡肇漢的隊伍來到上海浦東開設了一家布店并娶妻生子。數日前，胡肇漢突然來布店找他，威逼他再度入伙，不然血洗他全家。王老板深怕胡肇漢對他實施暴力，只得勉強答應擔任胡肇漢所謂的“聯絡”工作。胡肇漢這才放過他，接著又在他家中藏匿了三天，在這三天里睡了他的老婆，然后聲稱要去香港接應同伙，便離開了。

在包振家的勸說下，王老板決定和人民公安合作，抓捕胡肇漢！

1950年2月初，包振家接到了王老板從上海打來的長途電話：“訪客即將抵達，請做好準備迎接！”

包振家大喜，因為這句話是他和王老板事先商定的“目標出現”的秘密信號。在通過電話向蘇州專署公安局報告后，包振家迅速帶領兩名得力的手下連夜趕往蘇州，并在蘇州站乘坐夜班火車趕往上海。

在見到王老板后，王老板向包振家出示了一份由胡肇漢親筆書寫的信：“老王大哥，我此刻已安全抵達港口，一切安好，請勿掛念。在上海期間，承蒙您的熱情款待，這份情誼我深感溫暖，感激之情難以言表，將永遠銘記于心。目前我正在忙于接洽新的生意，一旦事宜塵埃落定，我必定返回上海，當面致謝。此致，敬禮。”

“接生意”實則是與國民黨匪徒暗中勾結的隱語。包振家由此推測：若胡肇漢未能與國民黨特務機構建立聯系，他必將折返；一旦雙方勾結成功，他亦會受命潛回上海執行破壞任務。鑒于胡肇漢離開上海已有時日，依時間推算，他極有可能即將歸來。

三天后，蘇南行署的公安處長黃赤波及偵察科長江華帶領增援力量趕到上海，此案就此提兩級辦理——

黃赤波

又過了幾天，王老板又派店中伙計送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店主即刻親臨。”

次日，王老板親自找到黃赤波等人所住的旅館：“有消息傳來，老板胡匪后天將抵達上海，我已被吩咐做好一切接待和安排。我此次是借口去市區采購貨物，繞道至此，往后恐怕難以再親自前來，以免引發不必要的懷疑。”說罷，王老板又匆匆離開——

江華立即聯系了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協助抓捕胡肇漢，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李士英和副局長揚帆高度重視，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刑偵處全力配合抓捕，不但出人，而且出槍：特別調配了一批新式槍支。給包括包振家在內的每位負責直接抓捕的隊員都配備了一支嶄新的左輪手槍以及一支20響快慢機，保證了戰斗時的火力輸出。

李士英

揚帆

1950年5月20日入夜，正當各小組已經就位，就等抓捕命令下達的時候，王老板的妻子突然慌里慌張的跑出位于石門一路成德里8號的家，找到公安人員埋伏的地點，結結巴巴地向江華報告說：“胡肇漢帶了二十八個人過來，我家老頭子（指王老板）正在樓上跟他們開會。外面已經被那些匪特們給包圍了，我是找借口說布店快沒貨了，才趁機跑出來通風報信的。你們快行動！一旦他們會議結束，胡肇漢很可能就會趁機溜走，到時候再想找到他就難上加難了。”

江華召集大家開緊急會議，重新部署了抓捕力量，決定由自己、包振家和吳同法化裝成人力車夫將王老板的妻子拉回成德里8號的家，然后徑直沖進院內，一把制服了一名放哨的特務，繳了槍、嘴里塞上布條捆綁起來。然后在老板娘的帶路下沖上二樓，拔出各自的左輪手槍和20響快慢機喝令室內的所有人繳槍投降。包振家然后向窗外開了一槍——這是“突入成功，立即支援”的訊號。

江華

20響快慢機自動手槍

在聽到槍聲后，埋伏在外的蘇州和上海的公安干警們立即一擁而入——胡肇漢見大勢已去，試圖爬老虎窗逃跑，結果剛鉆出老虎窗，武文斌和蘇州專區公安局偵查科情報股股長謝德文正舉著槍等候多時。見反抗無望，胡肇漢無奈的退回老虎窗，束手就擒。這就是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和胡肇漢一起被抓的還有隨他一起從香港來上海的二十八名派遣特務，并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炸藥、電臺、密碼本等物品。

胡肇漢交待：在解放后，他先是逃往了廣州，隨后又經過香港前往臺灣。然而，由于他對當地的人事并不熟悉，只是被安排進了孫立人主持的“屯墾訓練班”接受特務訓練。

孫立人

1950年3月，胡肇漢在結束特務訓練后被派到舟山，被國民黨“江蘇省主席”丁治磐委任為“江蘇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衛救國軍第二縱隊”副指揮官兼行政委員，于1950年5月3日被派回陽澄湖和太湖地區以收集殘余勢力進行破壞活動，但沒想到剛到上海不到一個月就被一網打盡。

丁治磐

順便說一句，丁治磐委任胡肇漢為“江蘇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衛救國軍第二縱隊”副指揮官兼行政委員的委任狀就藏在胡肇漢的帽子里，胡肇漢被抓后被當場搜了出來，幫助公安“驗明正身”。

1950年9月15日《新蘇州報》以《重大匪首胡肇漢等全部落網》的通欄標題在第一版報道了此案的偵破情況。

胡肇漢的長子胡中元（師從蘇州工筆畫畫家張辛稼，擅畫花鳥，入選“中國當代著名畫家”，現為中國高級工藝美術師）回憶了胡肇漢落網后母親帶著他和弟弟妹妹兩次去見胡肇漢的場面：

“當時是1950年五六月份，我們全家被通知去見他。下午4點多鐘，母親帶著我們4個在司法機關大禮堂見到了父親，解放軍在旁邊站崗，父親一身米色長衫，沒有戴刑具，衣服干凈，人也很精神。父親當時很平靜地和母親說：‘我不會活著出來了，你要把4個孩子養大，孩子送人也可以，你自己找個人嫁了，我不會怪你的?！赣H沒有掉眼淚，只是怪父親這趟不該回上海來。”

“我們在關押父親的司法機關住了三天，臨走時被準許再見一次父親。當時是在辦公室見的，胡肇漢依舊長衫衣著，沒戴刑具，只是這次大家都沒有說什么話，可能大家心里都已經心知肚明了。”

胡中元

1950年11月30日上午，蘇州專區人民法院在金門外張家花園召開公判大會，在被胡肇漢迫害的抗日烈士家屬聲淚俱下的控訴后，蘇州專區人民法院院長錢伯森宣判胡肇漢死刑、立即執行。

“胡肇漢罪行累累，罪不容誅。經過審慎的審議，法庭決定對胡肇漢處以死刑，并立即執行此判決！”

雖然對自己的下場有所預見并已經和家屬作了告別，但真正死到臨頭的時候，那原本一副風輕云淡、看淡生死模樣的胡肇漢卻癱倒在地，屎尿橫流（幸好這一幕沒有被他家人看到，不然就是大型社死現場），最終被一顆正義的子彈結束了生命。

在胡肇漢被槍斃后18年的1968年，由北京京劇團出品的現代京劇《沙家浜》被確定為八部革命樣板戲之一，該劇講述了抗戰時期，江南新四軍浴血抗日，某部指導員郭建光帶領十八名新四軍傷病員在沙家浜養傷，“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魁、參謀長刁德一假意抗戰，暗投日寇，地下共產黨員阿慶嫂依靠以沙奶奶為代表的進步抗日群眾，巧妙掩護新四軍傷病員安全傷愈歸隊，最終消滅了盤踞在沙家浜的日偽武裝的故事。

而劇中“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魁的藝術原型就是胡肇漢，以至于當《沙家浜》優先在沙家浜放映時。一些社員情不自禁地指著電影中的胡傳魁，異口同聲地說：“他不就是在解放初被政府鎮壓的殺人魔王胡肇漢嗎？”

《沙家浜》中胡傳魁（右）和刁德一（左）的形象

就這樣，胡肇漢以這種特殊的方式遺臭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