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銘日記石印本清咸豐十年（1860）八月初三日有一則“定子來”的記錄，下一頁空白，再下頁內容為邸抄。檢查李氏日記原稿，“定子來”之下被裁去一個半筒子頁，即三個半頁，篇幅不短，所裁刪內容令人好奇。

天津圖書館藏有一部孫詠裳抄的《越縵堂日記抄》，接著“定子來”之后寫道：“前日北狩之議，聞樞府匡源、文祥兩少宰涕泣力諫，文公至袖刃見上，以死請，叩頭流血，愿刎身陛前，不忍見大駕之出?？锕灾熘I令怡王親見夷酋，奮筆改之，繳還上，謂親王不宜輕見外夷。卓哉二公，可謂真樞相矣。二公平日皆以恭謹聞，其與人言，謙遜如不及，久居機密，絕無赫赫以一事見者，乃亙遇國家非常之舉，挺身犯難，力持于沸騰震撼之交，決贊大計，轉危為安。嗚呼，是誠社稷臣哉！”（孫詠裳抄《越縵堂日記抄》）是年英法聯軍借修約之名侵華，駐軍天津，是戰是和，朝野上下莫衷一是，咸豐皇帝舉棋不定。李慈銘當時因捐京官而客寓京師，遭逢亂局，驚懼之下，逐日秉筆直書所見所聞。

同治五年（1866）李慈銘返回紹興，故友孫廷璋子星華（后更名詠裳）來請業，為門下生，得以閱讀其日記并節錄。孫氏所抄這一百五十字，顯然并非裁去一頁半的全部內容，但此一百五十字，佐證了李氏寫日記并無“蒙預覽”的初衷，某種程度上也顯示出李氏日記的謗書之嫌。這則記錄過于贊揚社稷之臣，絲毫不為咸豐帝道地。這年正月，咸豐剛三十初度，但早已無英氣，也無底氣。英法侵略軍勢必入京，而他不愿見夷人，也就不愿與闔城子民奮力一戰，當議和出現僵局之時，自然以走為上策。

李慈銘大贊的軍機大臣匡源、文祥力持守京，時皆為軍機大臣?？镌?，山東膠州人，道光二十年（1840）進士，后隨巡幸熱河，為“顧命八大臣”之一，“辛酉政變”后罷官回鄉。文祥，滿洲正紅旗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咸豐十年，他留京協助奕訢與英法議和、創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頗有政績。匡源奮筆改上諭、力拒親王見夷人，文祥袖刃力拒北狩，李慈銘聽聞二人的壯烈舉動，禁不住表彰他們凜然風骨。當時僧格林沁駐兵天津，炮臺高筑宣戰，其實并無決勝把握，戰前已暗勸咸豐暫離京師避風頭，同時桂良也奉命往天津議和。咸豐帝做兩手準備，一面鼓勵將士、安撫民眾，一面暗中準備車輛、規劃北狩行程。李慈銘高度評價匡、文，即代表了廣大民意——皇帝勿棄城而去。然而八月初八日凌晨，咸豐帝即從圓明園后門離開京師。

翁同龢日記也記錄文祥力諫咸豐帝守城一事，八月初一日記道：“前日之旨系醇邸痛哭力爭，請身先士卒親一決戰，惇邸亦以為言。軍機文祥爭之尤力，故有是德音?！保ㄎ掏槨段掏樔沼洝罚┪掏樀母赣H翁心存時因五宇鈔案與肅順分歧大，以體仁閣大學士請病假賦閑，他得到的宮中秘聞應該比剛入京捐官的李慈銘更可靠。李慈銘八月初三日才寫文祥力爭之事，顯然滯后于翁同龢，但他二次提及“上”，翁氏卻很謹慎，只字不提咸豐帝，他前后數日皆抄錄有上諭，但也僅作實錄之觀而已。

李慈銘這則君臣爭執的傳聞，有可能是“定子”帶來的內幕消息。呂耀斗字庭芷，一字定子。江蘇陽湖人。道光三十年進士（1850），官翰林院編修多年不升遷，家書不通，生死未卜，焦慮之極。李慈銘咸豐十年三月十三日寫道:“目極南云，心魂俱失。是日春光初麗，殊有鸝聲草綠之媚，乃轉覺風日慘昏，幾非人世，獨坐咄咄，眠起不恒。家中負郭數椽，念已無存。老母弱子，不知隱避何所?”呂耀斗同病相憐，提筆批注到：“讀此數行，我心增怛。耀斗泚墨。”（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后二日，呂耀斗接到噩耗，常州城破后其姊弟皆殉難，李慈銘立即寫信寬慰他。呂耀斗時官翰林院編修，其消息更及時、可靠，他不停帶來最新情勢。六月三十日，呂氏來訪李慈銘，告知大沽被圍，此后陸續來告僧格林沁與英法侵略軍在天津的戰況。

七月二十五日，李慈銘聽到咸豐已敕整備六軍、假名親征實為行計的傳聞，他期待皇帝取消這場冒險之旅，“匪特大駕一出，京師皇皇，而伏莽竊發于蹕路，衛軍扇潰于中道，皆有垂堂踦衡之危。列祖神靈，所當申儆，以阻此行?！保ɡ畲茹憽对娇z堂日記》）然而次日宮中已具車三百輛。二十七日，南書房、上書房潘祖蔭等人及六部九卿、都察院堂官、五城御史遞交止駕的連銜封奏，均留中不發。另一方面，咸豐帝卻積極發朱諭辟謠，稱車輛實為親征所準備。李慈銘與翁同龢都抄錄了這則上諭：“近因軍務緊要，需用車馬，紛紛征調，不免嘖有煩言。朕聞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狝者，以致人心疑惑，互相播揚。朕為天下人民主，當此時勢艱難，豈暇乘時觀??？且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未有鑾輿所蒞，不令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當可共諒。所有軍營備用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分別即行發還，毋得盡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議而定人心。”李慈銘此時仍天真認為，“蓋此行本非上意，有進無退，利害較然者矣”。（李慈銘《越縵堂日記》）

這份穩定人心的“德音”，茅海建先生推測為很可能是文祥主筆，通過辟謠的方式，“用咸豐帝的嘴來綁住咸豐帝的腿”（茅海建《苦命天子》）。八月初三日，大學士桂良等赴天津與英法議和初步成功，承認《天津條約》，再償銀二百萬兩、天津開埠、夷人四百人以下準入都城。朝野士人認為此舉有失國體，但皇帝能因此不拋棄百姓，也算不幸之幸，因此這一日，李慈銘歌頌匡源、文祥死諫，也相信皇帝會與京師共進退，天下可“轉危為安”。

然而八月初五日，和議出現了變局，巴夏禮要入京面見咸豐皇帝并親遞國書，怡親王載垣告訴他應該遵循的朝儀及冠服之制，巴夏禮不接受易服及跪拜之禮，怡王遂告僧格林沁“是和不可成，當亟戰”。初七日，勝保大敗于通州，受傷墜馬，被車運往京師，當時各戲園正在演劇，見此陣勢一呼而散，倉黃奔避，內外城門緊閉，氣氛頓時空前緊張。議和不成，惟有一戰，于是咸豐帝再理北狩之計，初八日早飯后，“車駕東出，宮眷俱倉黃行，人心大震”（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潘曾綬記道“圣駕巳刻起鑾巡幸木蘭”。（潘曾綬《潘曾綬日記》）翁同龢日記則寫道：“聞圣駕出巡，廷臣（瑞常）有伏地力爭者，麾之出。六宮先行，肅順隨扈，惠親王等均扈蹕行。陳子鶴大司寇邀余兄弟至團防公局議事，余辭之。”（翁同龢《翁同龢日記》）

初七日晚、初八日早，李慈銘表兄陳壽祺正在圓明園等待引見。陳壽祺應軍機章京考試得名第八，定于初八日引見，初七晚他就進園，發現內官四處尋覓車輛，圍以黃帷，晚間宮眷已經出城完畢。他等到次早，被告知取消引見，只好在混亂中匆匆離園，并將消息告知李慈銘：咸豐帝于巳刻（上午九點至十一點）由肅順等人隨扈，從圓明園后門離開。

四個小時后，內城士大夫紛紛攜家往城郊避兵，沿途燒餅、饅頭等干糧一搶而空。翁同龢攜家至房山，“未刻，余奉母至呂村小住以避之”，翁曾源奉母至密云，翁曾籌攜妻子至昌平，翁同龢岳父湯金釗遷保定，舉家為保全之計不得已四分五裂，途中避兵者絡繹如織。（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朱學勤往房山，許乃普往涿州，潘曾瑩往西山，潘曾綬于初十日到戒臺寺，十四日西郊門頭溝潭柘寺，潘曾瑋則住雄縣。（潘曾綬《潘曾綬日記》）這天呂耀斗攜友蔣某來訪李慈銘，晚上李慈銘又寫信給呂氏，物價騰貴數倍，市無貿易，京師籠罩在恐怖的云霧中。在京士人高心夔、王闓運、莫友芝等人迅速離京。

李慈銘與租住在順治門大街的同鄉京官周星譽、陳壽祺等，及新結識的呂耀斗、陳孚恩子侄等，既不能返鄉，也無力往京郊避兵，惟有坦然與城共存亡。圓明園大火之際，他親眼目睹，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記有雙行小字寫道：“是夕，城中人見火光大恐，貴官多易服率其家室四處求竄，達旦不止，號哭之聲聞于遠近?！钡司渲乱灿型磕ǎ瑩O詠裳抄本《越縵堂日記抄》知李氏原稿寫道：“某相國宅中眷至徒行街市中。予與叔子掩關高臥，坦然不顧也?！?/p>

“某相國”究為何人？一般來說宰相要有內閣大學士銜，即所謂入閣拜相。那么咸豐十年任宰相者是哪些大臣？

咸豐十年（1860）八月二十四日午后英法侵略軍焚燒圓明園，“連日都人紛紛奔避，朝官多盡室行，常熟（翁心存）、壽陽（祁寯藻）二舊輔皆去。今日出城者尤眾，車馬絡繹，坊市為空。其自海淀逃入城者，扶老襁幼，系路不絕。貴官有先避居海淀者，前夜忽聞夷人至，多棄家屬貲裝而逃。都御史沈兆霖宵行迷路，奔竄百余里，始狼狽入城。軍民被焚之家，焦爛四竄，哭聲震郊。以萬余島夷孤懸深入，而致輦轂之下慘變至此，可為長慟?！保ɡ畲茹憽对娇z堂日記》）是日翁同龢經過海淀，“路逢難民，老弱婦女，累累不絕”。（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翁同爵等隨員在保定中州會館東館，“自昨日午后起，西北煙焰蔽天，探馬回，云淀園尚無恙，然陳設已有土匪搶劫，南海淀一帶民房亦多焚燒，難民絡繹于道，恭王等已至長新店矣。”（翁同爵《翁同爵日記》）

親歷守城的浙江金華人胡鳳丹追憶咸豐十年（1860）八月京師亂局時寫道：“庚申，夷兵逼近京城，辦事王大臣賈相國等奏請戶、兵、刑部隨帶司員二十人。迨中秋日，火焚淀園，只翁玉帥、陳秋帆、陳棣珊及余四人在局，余皆挈眷出城?！庇制洹陡卸骷o事》題注云：“庚申八月，京師戒嚴，周芝臺、賈筠堂兩相國，陳子鶴、趙蓉舫兩尚書出屯外城，奏帶部員十六人，鳳丹與焉。”（胡鳳錦《退補齋詩文存》之《辛巳暮春生日自訟》）翁玉帥即翁同爵，他在咸豐十年八月十一日日記中寫道：“至署，知賈相派余及紱臣在外城辦事處當隨員，晚至白衣庵，賈、周、陳、趙四堂先后到。”（翁同爵《翁同爵日記》）翁同爵、胡鳳丹是“賈、周、陳、趙”的隨帶司員，陳孚恩任戶部尚書，趙光署理兵部尚書，二人皆無大學士銜，李慈銘所稱內城“某相國”，很有可能是胡鳳丹記載的“周芝臺、賈筠堂兩相國”，周祖培，河南商城人，嘉慶二十四年（1819）進士，時官戶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為留京辦事大臣；賈楨，山東黃縣人，道光六年（1826）榜眼，時官吏部尚書，以體仁閣大學士為團防大臣。二人是咸豐十年實掌宰相實權之人，“某相國”，當指二人而言。

咸豐十年（1860）八月，李慈銘在順治門大街的蝸居中，為文祥、匡源構筑的道德豐碑，湮沒于紫禁城里倉皇北去的塵煙中，所幸的是，孫詠裳抄錄的斷章，仍隱約可見英法入侵時帝王將相的抉擇及其歷史張力。咸豐十一年（1861）“辛酉政變”后，慈禧太后登上政治舞臺，大臣們編制《治平寶鑒》為其進講治國之道，但她的施政經驗可能仍來自其夫君咸豐帝。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八國聯軍侵華，慈禧與光緒帝西狩，與咸豐十年庚申（1860）咸豐帝北狩，雖相隔四十載、歷經五“庚”（庚申、庚午、庚辰、庚寅、庚子），但其應對外敵的策略如出一轍，可謂名副其實的“以史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