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貝拉

貝拉獲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新聞近日廣為流傳。貝拉是一位關注人類苦難的寫作者，她喜歡寫跨國上海故事。很多讀者都被那些充滿人性的，具有人類共通情感的故事所感動。

貝拉曾說信仰是黑暗中的光，是荒漠中的甘泉、絕望中的希望，苦難中的救贖，懺悔與感恩、自由、勇敢與愛的火炬。 關于貝拉小說中的愛與信仰體現在她的幾部作品里。

幸存者之歌雕塑，位于上海市政協大樓對面

《幸存者之歌》這本書中有一個人物叫大衛，是有原型的，他的兒子就是當今好萊塢非常有名的制片人邁克·麥德沃，出品了幾百部好萊塢電影，17次被奧斯卡提名，最終以8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代表作包括《飛越瘋人院》《沉默的羔羊》《黑天鵝》《與狼共舞》《現代啟示錄》《西雅圖不眠夜》等。2005年開始，貝拉關注“猶太人在上海”這個題材，寫了《魔咒鋼琴》。好萊塢制片人邁克·麥德沃是1941年在上海出生的，他的媽媽叫朵拉，在上海經營一家專門出售給演員服裝的店鋪；他的爸爸在上海美商電話局工作，從修理工一步步走上高層。邁克對上海的感情非常深厚，在獲得“2012年國際電影節杰出成就獎”發言時就表示，自己非常感謝上海這座偉大的城市。他在九十年代把父母帶回到上海過，飛機開始降落時他的爸爸就哭了，他的爸爸后來說：“因為這座城市救了我們一家，也救了萬千的猶太人，她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之后邁克也邀請貝拉先后數次去他在好萊塢的家和辦公室，貝拉多次見到了他90多歲的母親，朵拉用一口夾雜著英語的上海話跟貝拉描述當年他們在上海的生活環境。貝拉后來替邁克找到了他爸爸當年在美商電話公司的很多資料，包括他20歲時履歷上的證件小照片，他手寫的要求增加工資的一封信，他們全家兩處在上海的住址（邁克曾經找了很久但是沒有找到，這些地方正好是歷史保護的大樓，所以迄今還在）。告訴他這個消息是貝拉陪他走完紅毯后，他聽了以后非常感動，以至于站在舞臺上時已經忘了本要說的關于《魔咒鋼琴》接下來的拍攝計劃……

書中另一個人物——上海名媛姚慧君的信仰則不是那種猶太人對上帝的仰慕、敬畏，而是一種愛的信仰：她愛著大衛，甚至她的婚姻與戀愛都為了成全與救自己心愛的男人。后來大衛一家走了，她默默守望了終生，離世的那一刻，人們發現她手中握得緊緊的是大衛臨行前贈送給她的金幣，上面刻有大衛家族的姓氏。

小說中有一個人物叫沃爾夫，他是一個曾經風靡奧地利的男高音歌唱家，在上海開了一家咖啡館，叫“香腸男高音”。他在貝拉的小說中，就是一本打開的《塔木德》。《塔木德》是猶太人的智慧結晶和處事圣經。他是朵拉教父般的人物，是大衛的精神導師，是猶太社區苦難中的燈塔。沃爾夫的存在，讓這本書屹立于信仰的維度，也有了在人性刻畫中無處不在的那束照射靈魂的光芒，使全書人物命運有了宿命感。

《魔咒鋼琴》這部小說描繪了二戰期間猶太鋼琴家與留蘇的紅色后代李梅之間似水纏綿、生死離別的愛情。亞當是一個來自于波蘭的猶太難民，在戰亂中逃到了俄羅斯圣彼得堡，在那里表演鋼琴演奏并教學生們鋼琴；女主人公則是一個學鋼琴的紅色后代。整個故事就像一部奏鳴曲，在舒緩的前奏中，梅與亞當相遇了；短暫的如歌行板之后，是快板般戰爭背景襯托下兩個人的離別與各自的生活；接下來是高潮，因為愛情也因為音樂，他們最終相見了，纏綿，激情，在那個瞬間共同演奏了《降D大調第八號浪漫曲》——這首飽含他們之間所有情感的曲子，在被奏響第一個音符的瞬間，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愛情傳說。

這架鋼琴富有魔咒，每一個擁有它的女主人都會經歷一段非常刻骨銘心但結局悲慘的愛情。她們一生的苦難和等待都是因為錯過了愛人、戀人或者丈夫壓在鋼琴琴板下給她們的信，因為戰爭，他們沒有辦法再相逢了。

愛與信仰像音符一樣貫穿著整個故事。

海上金殿

《海上金殿》這部將要出版小說的是以一場驚心動魄的“江亞輪”海難開始的。這場海難死亡人數是泰坦尼克號的一倍。那是1948年12月3日下午，從上海到寧波的郵輪。那天，天氣陰郁，寒風刺骨，十六鋪碼頭擁擠不堪，人們提著大箱小包如潮水般涌入船艙，輪船的樓梯上過道里擠滿了乘客。傍晚四點，伴隨著外灘海關大樓整點的鐘響，載著近4000名旅客的“江亞輪”啟航了，晚上6點45分，船尾傳出爆炸聲，后倉就開始進水，輪船尾部迅速下沉。“江亞輪”頓成人間地獄。船上的旅客驚慌失措，一窩蜂地擁上了甲板，甲板上撕裂般的哭喊聲，恐懼的尖叫聲與凜冽的呼嘯寒風成了海上的哀曲。

在郵輪附近有很多小帆船，有的漁民救人，有的乘機發海難財，打撈從船上飄落的箱子和值錢的東西。噸位很小，只能在救人和撈物中間選擇。這也是在天使和魔鬼，獸性與人性之間的選擇。

一艘也是開往寧波去的“金源利”號帆船發現了正在下沉的”江亞輪”，船老板張翰庭，浙江溫嶺人，當時已67歲，盡管風大浪急，情勢危急，他依然冒著一同沉沒的風險，義無返顧地命令大副將船頭對上“江亞輪”船舷，最終讓453位乘客坐上了他的帆船，其中包括一名猶太孩子。猶太教說：救一個人如同拯救了整個宇宙。這場災難死亡人數3千，幾乎都是寧波人，他們原本是趕在冬至前回鄉祭祖的，誰知災難降臨。貝拉的外祖父是這場海難的幸存者。但更多的遠親、近鄰都遭遇了不幸。

很多人的信仰建立始于一場災難。貝拉母親就是因為這場災難在她幼小的心靈播下了信仰的種子。災難，最能直面人性的光輝與丑惡。讓人覺得生命的脆弱與命運的無法預知。

這部小說的創作幾乎掏盡了貝拉身心與情感，寫完后她整個人仿佛虛脫了一樣。作家是一種痛苦的職業，因為要經歷一次次人性的卑鄙和險惡，而死亡如影相隨，悲劇痛不欲生，撕碎的心一次次愈合再破碎。但有信仰的作家總能在絕望中看到一絲希望，在漆黑的隧道里能發現一束光，于是，貝拉賦予自己的主人翁不斷去愛，去救贖，去懺悔，去感恩，讓傷口閃爍人性溫暖，在殘缺的軀體上譜寫偉大的詩篇。這部作品喚醒了貝拉童年所有的記憶，并在記憶的長河中慢慢梳理出了外祖父和母親的信仰源頭。愛和信仰這一文學藝術的母題成就了貝拉的小說，也改變了她的生命屬靈。

電影泰坦尼克號最感人的場景是：眼看著船漸漸沉默，驚慌失措的人群驚叫逃離。而拉著小提琴的音樂家們面對生死神情安然，用那首NEARER MY GOD TO THEE撫慰著絕望的人群。這是一種怎樣堅定的信仰。

貝拉于苦難荒原，向自由星穹——走上了一條文學的朝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