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一季度，農商行不良率環比持平，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不良率環比均下降1個基點。上市銀行整體不良率保持平穩，不良認定未見明顯放松，但結構壓力仍存，零售信貸風險仍待觀察。

本刊特約 文頤/文

2025年一季度，上市銀行不良率為1.23%，環比2024年年末下降1個基點；不良額環比增長3.79%，較2024年年末增速提升。從指標來看，不良率仍在低位運行，但僅通過不良率較難衡量當前銀行整體風險狀況。一方面，信貸規模擴張從分母端稀釋不良率整體水平；另一方面，靜態看資產質量指標保持平穩，但動態看部分銀行處置力度的加大掩蓋了不良新生壓力，當前零售不良生成仍處高位，個別銀行加大了不良貸款的核銷處置規模。

正確看待逾期偏離度指標上行

實際上，不良認定未見明顯放松，部分銀行不良生成率抬升，90天以上逾期/不良通常衡量商業銀行對不良認定充分程度。90天以上逾期/不良（亦稱作90天以上逾期貸款偏離度）越小，意味著非90天以上逾期納入不良的比率越多，市場認為該指標越小，即代表銀行風險分類更加嚴格，不良的認定標準更高。

原銀保監會在2020年工作會議中提到“2019年商業銀行逾期90天以上貸款已全部納入不良資產管理”，上市銀行90天以上逾期/不良亦均小于100%，故2019年起上市銀行已將90天以上逾期貸款全部納入不良貸款管理。

當前90天以上逾期貸款偏離度上升，并非代表銀行不良認定放松。2024年，上市銀行90天以上逾期貸款偏離度呈兩個特征：第一，各類銀行指標呈收斂趨勢，即原先處于低位的國有大行、農商行指標絕對水平向股份制銀行、城商行靠攏，各類銀行之間的差距逐漸縮窄；第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90天以上逾期/不良邊際略有下降，但國有大行及農商行指標上升幅度顯著。

開源證券認為，在當前環境下再次審視該指標，逾期偏離度上行與不良認定放松二者不能簡單掛鉤。過往二者或具有較高的相關性，源于在2021年之前不良新生主要來自于對公貸款，這部分貸款的不良認定不僅參照逾期情況，更需依據實質風險，因此，彼時銀行不良認定的嚴格程度可參考90天逾期偏離度；但當前不良新生主要來自于個貸，這部分貸款的不良認定依據脫期法，即完全參照逾期天數，故90天逾期偏離度的上升僅反映了零售不良占比的上升，無法由此推斷銀行不良認定放松。例如原先逾期90天以內的個人貸款由于到期未收回，隨著時間推移逾期超過90天，從而導致該指標上升，這種情況主要反映了貸款違約后短期內可收回的概率下降，即當前借款人對于新發生違約貸款的還款意愿降低。

部分區域中小銀行不良新生壓力仍存。測算不良生成率時，用不良貸款的凈變化（期末-期初）還原核銷及轉出的貸款減值準備，同步還原清收處置規模（以核銷轉出一定比例估測，其中國有大行為90%，其余類型銀行為30%），再除以期初總貸款。結合部分披露不良生成率的銀行來看，測算結果與披露值變化趨勢具有較強一致性。

總體而言，國有大行不良生成率保持穩定，零售業務突出的股份制銀行不良生成處于高位，此外部分專營零售小微的城商行、農商行邊際上升，這從側面印證2024年小微及個體工商戶經營壓力偏大，其違約概率邊際抬升。

另一方面，減值貸款歸入不良，對銀行利潤沖擊或低于市場預期。農商行已減值貸款率向不良率收斂，城商行則擴大。《辦法》規定了已減值金融資產風險分類的最低標準，即已發生信用減值的資產應進入不良。2024年，上市銀行已減值貸款率為1.3%，高于不良率6個基點，較2024年上半年邊際上升。

各類銀行呈現不同趨勢，其中，國有大行對不良與減值貸款的認定標準始終一致，二者相差始終為零；股份制銀行已減值貸款率高于不良率17個基點，邊際無變化；城商行已減值貸款率高于不良率29個基點，其差距在各類銀行中最高，且較2024年中期進一步擴大；農商行二者相差6個基點，且較2024年中期縮窄7個基點。

減值與不良認定標準統一將沖擊利潤表。會計準則對已減值貸款的定義與監管對不良貸款的認定有內在的一致性，但認定邏輯上存在區別，主要差異在于：風險五級分類中不良貸款的認定基于已發生損失模型，而已發生信用減值貸款的認定基于預期信用損失模型。

但2023年《辦法》的實施明確了已減值金融資產應納入不良資產管理，并于2025年結束過渡期，部分減值偏離不良幅度較大的銀行，若要在過渡期內完成口徑統一，即使已減值貸款撥備計提已充分，仍將面臨不良、撥備等相關指標的壓力。例如將已減值貸款歸入不良時，將形成不良率的一次性抬升和撥備覆蓋率的下降，為了保持指標相對穩定，銀行仍需補提撥備核銷不良資產，因此仍將對利潤表形成沖擊。

過渡期內，不良與減值認定標準統一或仍有調整空間。2024年，農商行貸款減值損失計提同比上升16.9%，在各類銀行中最高，除零售小微風險抬升因素之外，減值與不良的口徑靠攏亦產生撥備計提壓力。當前城商行已減值貸款率偏離不良水平最高，減值納入不良的壓力最大，但若于年內完成整改其利潤表將大幅受損。

基于此，銀行在年內能否完成不良與減值認定的統一仍存不確定性，不排除壓力較大的銀行尋求監管豁免的可能性。此外，銀行亦可內部調整已減值貸款的認定標準，重述已減值貸款數據使其與不良一致。但無論采用何種方式，銀行均可避免年內撥備計提的壓力，減值貸款歸入不良對利潤表的沖擊或低于市場預期。

對公、零售貸款資產質量走勢分化

上市銀行對公不良率呈改善趨勢，零售不良率持續向上反彈。2024年，上市銀行對公不良率為1.32%，絕對水平仍高于整體不良，但下行趨勢明顯，較2023年年末改善20個基點，國有大行對公不良水平持續高于股份制銀行。

伴隨對公資產質量改善的同時，零售風險持續反彈，2024年，上市銀行零售不良率為1.13%，較2023年上升25個基點，自2021年已連續三年上升共計45個基點，2024年風險抬升加速。此外，國有大行零售不良絕對水平雖低于股份制銀行，但風險抬升幅度更顯著。

對公不良率和資產質量整體改善，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部分行業風險略有抬升，個別中小行房地產風險仍有反彈。當前企業經營仍處偏弱階段，但對公信貸風險持續修復，形成該現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受前期房地產、城投沖擊的影響，銀行對公信貸風險政策趨緊，在壓降了許多存量涉險客戶的同時，也限制了潛在風險客戶的準入，故對公客群質量顯著提升；另一方面，在經濟復蘇偏弱的過程中，對公企業尤其是央、國企等大型企業，抗擊系統性風險的能力較強，現金流雖邊際承壓但其體量仍舊雄厚，故資金仍可滿足其正常經營活動及還本付息。

2024年，上市銀行主要對公行業中，房地產、交運、制造業不良率較中期整體改善，但部分銀行租賃商服、批發零售以及建筑業不良仍有抬升，且該現象集中于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主要源于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大，承接了部分風險客戶；此外，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經營范圍涵蓋全國，在特定區域其對客戶了解程度不如當地的城商行、農商行，故造成個別行業對公貸款不良有所反彈。

對公房地產對資產質量沖擊趨弱。截至2024年年末，上市銀行對公房地產不良率較上半年末整體下降，部分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不良率邊際改善幅度大：一方面，國有大行、股份銀行房地產貸款規模、占比普遍下降，而城商行、農商行分化明顯；另一方面，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不良率下降的同時不良率亦壓降，或源于處置力度的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城商行、農商行房地產不良率有所反彈，如貴陽銀行、齊魯銀行、鄭州銀行、青農銀行，或源于各家銀行房地產風險暴露的節奏存在差異，部分銀行前期暴露較充分，其余銀行受當地房價持續調整影響，當前仍處于風險暴露期，故房地產風險尚待緩釋。

零售風險整體反彈，無需過度擔憂國有大行個貸不良率上升，個別股份制銀行、城商行零售資產質量邊際改善，其余銀行零售不良率均上升。

2024年，國有大行零售不良率較中期上升幅度均超10個基點，且各家國有大行零售風險壓力來源存有差異，例如農行壓力來自經營貸與消費貸，建行主要壓力來自信用卡；股份制銀行與城商行零售業務風險分化，部分銀行零售不良率大幅下降，或源于對個貸的處置力度加大，此外，在各類零售貸款中，個人經營性貸款壓力較為集中，主要源于房價下行對房抵經營貸的抵押品估值沖擊，同步影響了貸款的違約概率及損失率。根據農商行披露的數據，個貸不良邊際上升幅度有限，其中瑞豐銀行不良率大幅改善。

國有大行零售不良大幅上升，但仍可對其資產質量保持樂觀。一方面，各類銀行對個貸不良處置邏輯存在差異，例如國有大行零售客戶信用下沉相對較淺，這部分客戶盡管當期違約，但未來收回的可能性仍存，故國有大行缺乏將這部分不良貸款以較低價格轉讓賣出的動力。此外，過去國有大行零售不良絕對水平在各類銀行中處于低位（2024年中期除郵儲銀行外均低于1%），2024年不良率指標的大幅抬升，從數字上看可理解為不良率向中小銀行的收斂，背后邏輯則在于個貸風險由高風險客戶向中低風險客戶的擴散。

盡管當前國有大行零售不良階段性承壓，但其客群結構仍以低風險為主。未來當個人還款能力改善時，受益于客群基礎，其資產質量亦將顯著修復。

第三階段撥貸比計提大幅上升

從2024年開始，上市銀行主動調降撥備，但并非均貢獻盈利，上市銀行撥備指標在前期相對保持平穩，2024年方顯主動調降跡象，2025年一季度該趨勢仍延續。

2025年一季度，上市銀行撥備覆蓋率為238.07%，環比下降1.96個百分點；撥貸比為2.94%，環比下降4個基點；其中，城商行、農商行撥備調降幅度更顯著，2025年一季度，城商行、農商行撥備覆蓋率環比分別下降7.12個百分點和4.63個百分點，部分城商行、農商行調降幅度較大。主動調降撥備為撥備逆周期動態監管機制的體現，即商業銀行在經濟衰退時期可少計提撥備，增加銀行利潤。伴隨上市銀行營收增速近年來逐步放緩，2025年一季度營收壓力進一步加劇，未來銀行或仍通過釋放撥備來維持盈利增長。

雖然農商行調降撥備，但未貢獻盈利。2024年及2025年一季度，上市銀行資產減值損失同比減少5.99%和2.39%，在營收承壓的環境下，少提減值損失仍為上市銀行盈利的主要貢獻。

盡管減值損失同比整體下降，但國有大行與城商行、農商行貸款減值損失計提呈明顯的差異：2024年，國有大行貸款減值損失同比下降7%，僅中行和郵儲同比多計提，其余大行計提同比大幅減少；城商行中北京銀行、杭州銀行、重慶銀行、青島銀行同比多計提超10%，農商行亦大幅多計提，無錫銀行、瑞豐銀行、常熟銀行超50%。這些城商行、農商行于2024年撥備計提力度上升，一方面源于營收增速的邊際修復賦予了撥備計提空間，另一方面受2024年零售、小微業務風險抬升的影響，專營小微及個體工商戶的城商行、農商行客戶違約率上升，形成撥備計提壓力。

部分城商行、農商行撥備覆蓋率大幅下降，但貸款減值損失反而拖累盈利，其下降原因主要來自分母不良貸款的增長。例如2024年常熟銀行撥備覆蓋率下降61.33個百分點， 但其貸款減值損失同比增長51.4%，對盈利形成拖累，受零售風險上行的影響，常熟銀行2024年不良額增速為16.7%，在上市銀行中居前。相比之下，在國有大行中，農業銀行 2024年撥備覆蓋率下降4.26個百分點，貸款減值損失同比下降6.6%形成業績貢獻，其不良額增速為7.1%，亦低于常熟銀行。

當前值得關注的是銀行撥備計提行為的變化，尤其是第三階段撥貸比計提大幅上升，第三階段貸款撥備計提充分的銀行具有較高的安全邊際。

不同風險階段貸款撥備計提比例差別明顯，2024年年末，上市銀行第一、第二和第三階段撥貸比分別為1.53%、21.6%和71.32%，這意味著貸款由一階段轉入二階段后撥備計提比率平均上升14倍，由二階段轉入三階段后平均上升超3倍。從邊際來看，2024年年末，上市銀行第一階段撥貸比較中期下降0.13個百分點，第二階段下降0.29個百分點，第三階段大幅提升3.06個百分點。

該變化趨勢反映了銀行撥備計提行為的變化：第一，二階段撥貸比下降，意味銀行減少了非減值貸款撥備的計提，即貸款規模增長對撥備的影響邊際減弱；第二，三階段撥貸比上升反映銀行提升了減值貸款撥備計提力度，由此可見，當前撥備指標更加真實地反映了銀行風險抵御能力。

第三階段撥貸比反映撥備計提充分程度。銀行第三階段（已減值）貸款撥貸比的差異受計量參數的影響，第三階段撥貸比越高，銀行計量時預期違約概率（PD）及違約損失率（LGD）越高。如同硬幣的兩面，該比例越高既代表了貸款未來收回的可能性下降，收回比例降低，但同時也反映了銀行對減值貸款撥備計提時，采用了更嚴格的參數假設，其撥備計提更加充分，風險抵御能力更強。

部分銀行第三階段撥備計提比例顯著高于可比行，如2024年招商銀行計提比例為85.11%，股份制銀行平均為69.61%。因此，若貸款未來形成損失時，這類銀行所需補計提較小，對盈利的影響有限；若貸款風險降低，未來客戶及時還款，則多計提撥備均形成回撥，對盈利反哺幅度更大，故認為第三階段撥貸比計提比例高的銀行擁有較高的安全邊際。

非貸資產中已減值金融投資占比較高。

在信貸資產以外，商業銀行非貸撥備計提壓力主要來自金融投資，部分銀行已減值金融投資占比相對高。其中，國有大行已減值金融投資占比接近零，源于國有大行利率債占比高；股份制銀行已減值投資占比普遍高于1%，部分銀行超4%；已披露數據顯示，城商行、農商行分化顯著，但整體水平顯著高于國有大行，部分農商行無劃分至已減值的金融投資。

在新資本管理辦法中，損失準備的口徑由貸款拓展至承擔信用風險的全部資產，低于最低要求的部分形成損失準備缺口，抵扣核心一級資本。新資本辦法設置了過渡期，允許商業銀行在兩年過渡期內逐漸將非貸撥備提升至最低要求水平，即對于非貸資產，第一年損失準備最低計提比例是不良資產的50%、第二年為75%，第三年開始為100%。

2024年，上市銀行金融投資撥備/已減值金融投資（即金融投資撥備覆蓋率）仍呈分化趨勢，其中，國有大行計提比例超300%，投資撥備計提充分；股份制銀行整體水平約 70%，僅招行和平安兩家計提比例超100%；部分城商行、農商行（齊魯銀行、鄭州銀行、紫金銀行、瑞豐銀行）投資撥備覆蓋率低于100%，其余均計提充足。

隨著過渡期臨近，金融投資補提撥備對利潤及資本沖擊或趨弱。資本新規將損失準備的口徑由貸款拓展至承擔信用風險的全部資產，損失準備低于最低要求的部分形成損失準備缺口，抵扣核心一級資本。若嚴格按照資本新規，同時將已減值金融投資均視作為不良金融投資，部分銀行則面臨兩難境地，即若嚴格按照100%的比例計提，則盈利將受擾動；若撥備計提仍不充分，則核心一級資本將受影響。

部分銀行（尤其是部分金融投資撥備/已減值投資不足100%的股份制銀行，如浦發銀行、中信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等）原本存在較大補計提撥備壓力，但伴隨過渡期的臨近，開源證券分析認為，未來金融投資減值準備補計提壓力或趨弱，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銀行非貸不良投資情況無法具體獲悉，已減值投資口徑或與監管資本視角下認定的不良投資存在差異；第二，即使存在投資減值準備缺口，但損失準備超額/缺口的計算為貸款和非信貸資產的加總，因此，充足的信貸撥備可彌補投資撥備計提的不足；第三，類同減值與不良口徑認定的統一，即使嚴格按照要求，仍不排除部分壓力較大的銀行尋求監管豁免的可能。

測算當前絕大部分銀行撥備計提（不包含回撥）/不良生成大于100%。用撥備計提測算值（不包含回撥）/不良生成測算值衡量撥備計提力度，該指標越高意味銀行每單位不良新生貸款所需計提的撥備越多。理論上一筆新生成不良貸款，其撥備計提上限為100%，但測算結果顯示，大部分銀行該指標2022-2024年三年平均值顯著高于100%，這代表當前銀行大量撥備計提是由非不良新生因素造成， 例如次級和可疑貸款風險下遷、貸款核銷前補計提減值損失至100%等因素。

在合理假設條件下，測算未來上市銀行撥備覆蓋率指標呈分化趨勢，四大國有行相對穩定。測算未來不良生成時，考慮到國有大行更強的清收能力，可賦予其清收/其他處置更高的比例（國有大行為90%，其余銀行為30%）。故在信貸增速與不良生成率合理假設下，若銀行錨定不良率不變（以維持不良率為2024年水平為目標），同時保持2022-2024年三年平均水平的撥備計提力度，則不同銀行撥備覆蓋率指標表現分化。

銀行撥備覆蓋率的穩定取決于銀行不良生成額（不良生成率+信貸增長）、目標不良率以及撥備計提力度三者之間的協調性。若四大國有行上述指標保持當前的水平，測算至2035年，其撥備覆蓋率將穩步上行；與之相反，部分銀行三者協調性不佳，若長期持續則其撥備覆蓋率將失衡，測算至2035年，部分銀行撥備覆蓋率降幅較快，如郵儲銀行、民生銀行、平安銀行、成都銀行、蘇州銀行）；部分銀行撥備覆蓋率大幅上行，如江陰銀行、 常熟銀行，在不良生成客觀發生相對不可控的假設下，這類銀行或面臨風險撥備策略調整的壓力，如改變不良率目標或調整其撥備計提力度。

(作者系資深投資人士。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本文刊于06月28日出版的《證券市場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