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識途與老師聞一多的交往

慕津鋒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今年也是“民主斗士”聞一多先生聯合昆明文化界發表《關于挽救當前危局的主張》80周年。1945年3月12日,昆明文化界340多人聯名發表《關于挽救當前危局的主張(草案)》,提出召集國是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等。此稿由吳晗起草、聞一多潤色、華崗(西園)補充、羅隆基(努生)清錄。今年還是聞一多學生馬識途先生110周年誕辰。2024年3月28日,馬識途先生在成都去世,享年109歲。

馬識途

抗日戰爭爆發后的1937年,華北危急、北平危急。為保留中國教育精髓,讓中華民族文化之火不熄,聞一多先生追隨清華大學南下湖南、貴州、云南,最后在昆明擔任西南聯大教授,繼續傳播中國文化。而年輕的馬識途在抗戰爆發后,在南京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1938年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的事業。1941年1月,中共鄂西特委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反動派破壞,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26歲的馬識途毅然報考昆明西南聯大。

正是在西南聯大,馬識途和聞一多先生逐漸成為志同道合的“革命師生”。

1941年10月,馬識途入西南聯大外文系求學,后為更好地開展工作,他轉入西南聯大中文系繼續學習。西南聯大中文系當時有朱自清、羅常培、羅庸、魏建功、楊振聲、劉文典、聞一多、王力、浦江清、唐蘭、游國恩、陳夢家等眾多知名教授。在學校,他謹遵南方局對他的“三勤”要求——勤學、勤工作、勤交友,一面努力學習,一面積極參加學校進步活動,一面“慎重”交友。1942年9月,馬識途與中共云南工委建立組織聯系。1943年,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領導下,馬識途與齊亮、何功楷等人建立起中共西南聯大黨支部。其后,為進一步推動西南聯大師生運動,馬識途積極與西南聯大知名進步教授建立緊密聯系,這之中就有自己的老師,素有“時代的鼓手”之稱的聞一多先生。

聞一多

在學生馬識途眼中,老師聞一多先生上課極有激情,他在講課中常將中國的歷史與中國當下社會緊密聯系起來,讓他們這些學生有切身感受。

在一次唐詩課中,聞一多給學生們講到杜甫的“三吏”“三別”,講到激動處,聞一多憤憤地說:“杜甫描寫的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你們仔細張開眼看看,這卻是寫的眼前抗戰時期的事。”聞一多在課堂上犀利剖析現實,學生們內心十分激動。課后,為了保護老師的安全,馬識途陪著老師聞一多回他位于昆華中學的家中。在隨后的交往中,思想越趨進步的聞一多與學生馬識途的師生情誼日益深厚。對于馬識途等進步學生組織的各類活動,聞一多也都積極參加。

1944年5月3日,馬識途參加并聆聽了西南聯大歷史系、社會系舉辦的“五四25周年座談會”,政治系教授張奚若、歷史系教授雷海宗、中文系教授聞一多都參加了這次活動。第二天,馬識途等人也在中文系組織了“紀念五四文藝座談會”,并邀請了聞一多、羅常培等教授參加,但因特務搗亂,會議被迫中止。因為意見有些不同,聞一多和羅常培在會場產生了爭執,不歡而散。為了與國民黨反動派做堅決的斗爭,馬識途等人認為這次座談會不能半途而廢,一定要堅持舉辦,不僅規模更大,而且影響也要更大,決不能讓敵人嚇倒。5日,馬識途與齊亮先去拜訪聞一多,做聞一多工作,勸他繼續參加“紀念五四文藝座談會”,并希望聞一多先生能主動邀請羅常培前來主持會議。馬識途對聞一多說:“要羅先生出來,除非聞先生您親自上門去請他,同時解釋一下昨天晚上的誤會。”馬識途沒想到聞一多先生聽后立刻就答應了,而且還天真地說:“馬上就去。”馬識途趕忙勸住:“最好讓我們系會的負責同學先去找羅先生說,并且我們還要商量一下怎么個開法。”稍后,馬識途又與齊亮拜訪了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動之以師生之情。馬識途又告訴羅常培,聞一多先生準備登門請教并與之商量繼續開會的辦法。經馬識途、齊亮的勸說,羅常培先生也同意繼續參會。

當天晚上,馬識途、齊亮陪同聞一多一起拜訪羅常培。聞一多建議羅常培,中文系要開一個更大的會,比歷史系開得還大,比4日晚上的還要大,并且還要多請幾位有影響力的教授。經四人當晚商定,7日中文系重開“紀念五四文藝座談會”,會議將由聞一多、羅常培共同主持。

7日晚7點,中文系“紀念五四文藝座談會”再次在西南聯大新教舍廣場舉辦,羅常培、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馮至、卞之琳、李廣田等中文系知名教授皆來參加。在座談會上,聞一多先生發表了精彩的演講:

“我們的會開得很成功。朋友們,你們看(他指著從云中鉆出的月亮),月亮升起來了,黑暗過去了,光明在望……”

1944年7月7日,在抗戰過程中這個特殊的歷史節點,由西南聯大壁報協會、云南大學、中法大學、昆明英語專科學校聯合主辦的時事報告座談會在云南大學至公堂舉辦,聞一多,云大校長、著名數學家熊慶來參加會議。10月10日,馬識途與齊亮等人積極籌辦在昆華女中大操場召開的云南各界人士紀念會。

10月18日,昆明文藝界在云南大學至公堂舉行“魯迅逝世八周年紀念晚會”。會前,馬識途前往聞一多住處,邀請其參加并講話,聞一多欣然同意。會上,聞一多先生充滿激情地講道:

“有些人死去,盡管鬧得十分排場,過了沒有幾天,就悄悄地隨著時間一道消逝了,很快被人遺忘了。有的人死去,盡管生前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但時間越過得久,形象卻越加光輝,他的聲名卻越來越偉大。我想,我們大家都會同意,魯迅是經受住時間考驗的一個光輝偉大的人物,因為他為中華民族的文化事業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家。”

說到這里,聞一多忽然轉過頭去,望著墻上掛著的魯迅的像,鞠了一躬,然后說:

“現在我向魯迅懺悔,魯迅對,我們錯了!當魯迅受苦受難的時候,我們都還在享福。當時我們如果都有魯迅那樣的骨頭,哪怕只有一點,中國也不至于這樣了。罵過魯迅或看不起魯迅的人,應該好好想想,我們自命清高,實際是做了幫閑幫兇,如今把國家弄到這步田地,實在感到痛心!”

正是由于馬識途、齊亮、何功楷所組成的西南聯大黨支部的努力工作,西南聯大的進步民主運動得到了蓬勃發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勝利的消息傳到昆明時,整個昆明變成了歡樂的海洋。但到了深夜,馬識途漸漸冷靜下來,他忽然有一種“眾人皆笑我欲哭,眾人歡樂我心憂”的心緒,總有一種忐忑不安的感覺。

第二天,云南省工委書記鄭伯克找到馬識途,告訴他,根據南方局指示,要動員一批同學到解放區去,還要動員更多的同學下鄉,到國民黨統治薄弱的地方準備武裝斗爭。沒過幾天,有進步學生悄悄告訴馬識途:國民黨云南省黨部調查室有一份“必須消滅的危險分子名單”,上面列有馬識途和齊亮的名字。馬識途立刻將此情報上報省工委。很快,省工委作出指示:要求馬識途、齊亮、李曉等人趕緊撤離,轉移到滇南農村。在撤離前,馬識途根據上級組織安排,為李曉、許壽諤辦理了入黨手續,為李明等一批失去聯系的共產黨員辦理了恢復組織關系的手續。

在離開昆明,前往云南鄉下開展地下工作的前一天,馬識途在征得組織同意后,再次拜訪恩師聞一多,向他告別。一進門,馬識途大吃一驚,原來老師把自己的長須刮掉了。看著馬識途驚奇的表情,聞一多笑著說:“我履行諾言,抗戰一勝利,就刮胡子。”在這次交談中,馬識途向聞一多表達了中共希望聞一多先生在抗戰勝利后先回到清華大學,繼續和北平的西南聯大學生一起進行革命斗爭的想法。那時,對于自己的未來,聞一多先生有多種選擇。但他最后表示他愿意考慮中共所提出的建議:回清華。他對馬識途說,他夢想著不久天下太平,他想重新投入他的學術研究,他有很多學術研究要開展,也有很多學術腹稿要完成。

臨別時,聞一多告訴馬識途,何時回昆明,一定要來看看自己。

抗戰勝利后,昆明學生運動更加如火如荼地展開,聞一多先生也積極投身其中。尤其當內戰爆發后,憤怒的聞一多義無反顧地奔赴運動最前線。當1945年12月昆明發生震動全國的“一二·一”慘案后,聞一多在烈士墓前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說:

“四烈士永遠安息在民主堡壘里了。我們活著的,道路還遠,工作還多。殺死烈士的兇手還沒有懲辦,今天我們在這里許下諾言了:我們一定要為死者復仇,要追捕兇手。我們這一代一定要追還這筆血債,追到天涯海角。我們這一輩子追不到,下一代還要繼續追,血債一定要用血來償還的。”

這是馬識途最后一次現場聆聽聞一多先生的講話。此時恰逢馬識途因工作需要返回昆明。參加完送葬儀式后,馬識途又匆匆趕往云南鄉下開展革命工作。

而這時的聞一多先生已成為國民黨反動政府眼中的“異類分子”,欲除之而后快。在此之前,馬識途曾多次提醒老師一定要保護好自己,但聞一多卻毫無懼色,他繼續大聲疾呼,希望自己這樣的呼喊能驚醒那些醉生夢死的人起來一起挽救國家的危亡,為此他不惜以生命來殉國。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前往云南大學大禮堂,主持在那里舉行的好友李公樸殉難報告會。在李公樸夫人張曼筠血淚控訴時,會場混入了國民黨特務,他們肆意說笑取鬧,擾亂會場,使與會民眾忍無可忍,李夫人離開講臺后,聞一多先生滿腔憤怒地拍案而起,發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講”。

聞一多先生的這次演講是一篇激勵人心的戰斗檄文!是一個喚起人民覺醒的施號令!同時也是大后方愛國民主人士的戰斗宣言!

當聞一多和他的長子聞立鶴從會場離開步行回家時,國民黨特務一路尾隨,在聞一多父子走到西倉坡聯大教職員宿舍時,他們終于拿出手槍射出了罪惡的子彈,聞一多父子倒在了家門前。

聞一多先生走了,但他英勇不屈的正義精神,已永遠化作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梁。

聽到老師遇難的噩耗后,馬識途匆匆趕回昆明。他用大紙寫了八個大字作為挽聯:哲人其萎,我復何言。這副挽聯表達了馬識途對恩師的哀思及對國民黨反動派卑劣行徑的憤怒與斥責。

此后不久,因為革命斗爭的需要,馬識途被南方局安排回四川成都,先后擔任成都工委副書記、川康特委副書記,為四川的解放事業披肝瀝膽,勇往直前。

1949年12月底四川解放后,馬識途積極參與四川的建設,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一直沒有忘記老師聞一多對他的教誨。1959年,馬識途開始用自己手中的筆創作出一部部精彩的文學著作,其中根據他的革命經歷創作而成的長篇小說《清江壯歌》成為新中國“十七年文學”中一部重要的紅色經典,長篇小說《夜譚十記》則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文壇一部重要的諷刺小說。2021年,106歲的馬識途完成了自己人生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學術著作《馬識途西南聯大甲骨文筆記》,這是一份學生向老師匯報的厚重“作業”。在書的扉頁,馬識途這樣寫道:

謹以此書獻給西南聯大及羅常培、唐蘭、聞一多、王力、陳夢家等大師們。

在馬識途眼中,老師聞一多先生不僅是一位有著重要影響力的教授,更是一個真誠的“民主斗士”,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他把老師聞一多視為自己一生學習的榜樣。

而在我們的眼中,馬識途老人同樣是一位在當下中國有著重要影響力的革命作家,他用自己手中的筆為我們講述中國共產黨人為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而做出的犧牲,用自己的作品為我們講述著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闡述著一位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他同樣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楷模。

謹以此文,向兩位大師致敬!

來源:《中國藝術報》2025年6月30日第8版

作者:慕津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