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初，英國作家弗雷德里克·福賽斯去世，享年86歲。媒體報道這一消息時，都不約而同提到了他的傳奇經歷，以及其代表作于去年改編為同名熱播英劇《豺狼的日子》一事。

這部英劇由“小雀斑”（英國演員埃迪·雷德梅恩）主演，將一位冷酷優雅的殺手形象演繹得淋漓盡致。而弗雷德里克·福賽斯本人也曾為英國軍情六處工作多年，還擔任過戰斗機飛行員和戰地記者，傳奇豐富的經歷絲毫不遜“007”系列作者伊恩·弗萊明。

只是相比“007”，這位被讀者們昵稱為“弗·福賽斯”的作家并不算出圈，尤其年青一代對他更是知之甚少。

《豺狼的日子》劇照

與他頗為寂寥的“身后名”頗為相似的是，在影視劇領域，間諜題材亦是頹勢明顯：大家最熟悉的007系列幾乎難以為繼，下任邦德的演員人選也爭議不斷；63歲阿湯哥最新的《碟中諜8》同樣令人傷感：英雄老矣，再怎么扒飛機玩驚險也難力挽狂瀾。

《碟中諜8》劇照

在國際大背景已徹底更替的情況下，昔日盛極一時的間諜小說也早就告別了它的黃金時代。

刺殺戴高樂

1938年，福賽斯出生于英國肯特郡。二戰貫穿了他的童年，據說他6歲那年就偷偷跑出家門，試圖搭乘美軍坦克去諾曼底。

成長于戰后世界秩序重構與動蕩、冷戰交織的時期，讓這個生性就愛冒險的少年更加“放飛自我”。同樣愛冒險的海明威是他最早的文學偶像之一，其描繪斗牛士的著作《午后之死》對福賽斯影響匪淺——17歲時，他便只身前往西班牙，受訓成為一名斗牛士。

再后來，他又虛報年齡學會了駕駛飛機，并服役于英國皇家空軍。1958年——才20歲的福賽斯光榮退役，加入一家報社擔任記者，三年后轉入路透社工作。

弗·福賽斯（圖據作家個人網站）

福賽斯頗有語言天賦，精通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及俄語，成為外派記者的上佳人選。被派駐巴黎期間，他報道了多起與法國總統戴高樂遇刺事件有關的新聞。

以記者身份作為掩護，他也為英國秘密情報局（軍情六處）工作，盡管他后來謙虛地稱那只是“跑腿而已”，但你看他的小說就能明白：他做的事情可遠不止“跑腿”那么簡單。

正是在那樣一個充滿政治暴力和暗殺陰謀的歷史背景下，福賽斯構思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說《豺狼的日子》。他在出租屋里用一臺老式打字機，僅花了35天便完成他這部代表作的初稿。

《豺狼的日子》英文版封面

小說中的“豺狼”是一位冷靜、細致、無情的職業殺手，受“秘密軍隊組織”（OAS）雇傭，執行他們未能完成的針對戴高樂總統的刺殺任務。殺手沒有陰暗的過去，警方也沒有正義的光環，只有一場精密到令人發冷的死亡游戲。

作為“用新聞筆法寫小說”的鼻祖，弗·福賽斯筆下的間諜、殺手、政變，都帶著冷戰的寒意和情報世界的真實質感。小說中高效冷酷的“豺狼”，與現實中組織混亂、內訌不斷的OAS形成鮮明對比。

在《豺狼的日子》一鳴驚人后，福賽斯長篇佳作不斷：以調查前納粹黨衛軍罪犯為背景的《敖德薩檔案》，以文學藝術的力量將政治推上了審判臺；《魔鬼的抉擇》講述了美國、英國等為糧食和裁軍問題在談判中展開的間諜戰；《上帝的拳頭》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為開端，全面真實地描寫了美、英、法、以色列和伊拉克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諜報等領域展開的激烈暗戰。

《豺狼的日子》劇照

因為自己多年的間諜生涯背景，福賽斯的作品對真正的間諜生活有著無可比擬的還原度，在間諜小說的創造方面堪稱是百科全書式的存在，以至于英國的情報機關也在時時刻刻關注著他。他每出版一本新書，間諜機構的工作人員都被要求第一時間拿來閱讀，從中學習間諜和反間諜手段。

既然真實世界里的戴高樂將軍在1970年以80歲的高齡安然辭世，1971年出版的《豺狼的日子》不用讀大家也知道，暗殺沒有成功。但故事依然吸引人，這就是作家的本領了。

《豺狼的日子》劇照

讓我們重溫小說中那個幾乎成功的“絕殺”瞬間——

“130米外的6樓上，豺狼穩穩地端著槍，從瞄準鏡里向下看著。他能很清楚地看見目標的五官：隱在法國平頂軍帽下的眉毛，凝視著那個老兵的雙眼以及高聳的鼻子。他看到舉在軍帽邊上敬禮的手放了下來，瞄準鏡的十字線正對著露出的那個太陽穴。輕輕地，柔柔地，他扣下了扳機……在子彈射出槍膛之前，這位法國總統忽然毫無預兆地低下頭，在刺客難以置信的注目下，莊嚴地在他面前的那個老兵臉頰上印下深深的一吻……這一吻導致那粒子彈從正在移動的腦袋后部一英寸處飛了過去。”

為什么是英國？

說起《豺狼的故事》創作背景，不知你有沒有好奇過——放眼二戰后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的領導人里，為何只有戴高樂會多次遭遇刺殺，密度之高令人咋舌？

針對他屢下殺手的一個主要組織，叫做法國秘密軍組織（OAS）。其主要成立者薩朗將軍曾任法國駐阿爾及利亞總司令，也曾是戴高樂的忠實支持者。

二戰后，許多昔日的殖民地國家都紛紛要求獨立，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也不例外。戴高樂主張和平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支持其獨立的訴求。但薩朗堅決反對，為此不惜于1961年發動軍事政變，試圖推翻戴高樂。

戴高樂將軍

政變失敗后，薩朗和同伙們逃到了西班牙，成立了法國秘密軍組織（OAS）。該組織在法國本土和阿爾及利亞都十分活躍，以各種恐怖和暴力的手段，千方百計阻撓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其目標當然也包括努力除掉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戴高樂。

這種劇變頻仍、波詭云譎的國際政治環境，無疑為各種間諜活動提供了絕佳的舞臺，也為這一類型的小說輸送了源源不絕的靈感與素材。

與法國相比，曾盛極一時的大英帝國，顯然面臨著更大的失落。事實上，以間諜為主角的浪漫冒險小說，最初也正是伴隨著“日不落”帝國在全球的擴張，成為最熱門的類型小說。

早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博物學家和探險家就是最受人關注的兩種職業：二者以各自的方式探尋帝國尚未染指過的地區，或是考察各殖民地的風土人情。自然而然地，這些旨在探尋和了解陌生國度的“開路先鋒”們，也無形中發揮著類似間諜的功能。

英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林在他的小說《吉姆》（Kim）中，就把故事背景放在了英俄博弈之時的南亞次大陸。小說中，原本在街頭流浪的少年吉姆被英國情報部門吸收，被迫接受訓練，成了一名為英國當局探察俄國有關印度種種圖謀的間諜。小說中，吉姆的上司就是一名兼職博物學家的殖民地官員。

20世紀初的英國，正處于其全球殖民擴張的頂點，但同時也是其由盛轉衰的開始。繼續擴張和維持殖民統治的代價越來越高，日俄等對手的威脅也越來越大，更不用說迅速崛起的德國。

僅僅是1901~1914年，英國境內就出版了300多本以“德國威脅”為主題的小說。“德國艦隊計劃秘密登陸英國”“成千上萬名德國間諜和破壞分子潛伏在英國社會”一類的故事流傳于當時英國的大街小巷，隨之引發的蔓延至全社會的間諜狂熱，甚至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當時的首相批準成立秘密勤務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德國的威脅變成實實在在的危機，英國情報機構也迎來了飛速膨脹的“好時光”——軍情五處從戰前僅僅15人的編制擴大至戰爭結束時的近5000人，其中大部分都在通信審查辦公室里負責各類監視活動。軍情六處則依靠皇家海軍的密碼破譯機構——“40號房間”，成功破譯了德國、法國以及美國的密碼，獲取了大量重要信息。

黃金時代之后

到了二戰結束時，曾經的日不落帝國既要應付原殖民地風起云涌的獨立浪潮，還要面對鐵幕落下的冷戰格局。此時英國的各個情報機構已從帝國版圖擴張的助推者，變成了帝國瓦解過程中的緩沖器。

這種變化在以間諜小說為代表的流行文化領域亦有體現。

出生在一戰前（1908年）的伊恩·弗萊明，在青少年時期還算見證過維多利亞時代的“余暉”。因此他筆下那位無所不能、風流倜儻的詹姆斯·邦德，與其說是一個冷戰時代的特工，不如說是一個穿越到冷戰時代的“19世紀英國冒險家”。

007的歷任演員個個英俊瀟灑

通過007縱橫四海的冒險經歷，觀眾們津津有味地透過主角的眼睛欣賞著高級俱樂部的衣香鬢影，與他一同執著于“要搖勻不要攪拌”的加冰馬提尼酒，以及如何擊碎一個又一個陰謀，打倒一個又一個險惡的對手。

所有的浪漫與傳奇，可以在小說的想象中不朽，但現實在時間中流逝變化，終將褪去曾經的“濾鏡”。

隨著冷戰的落幕和國際格局的改變，舊日的對抗模式早已消逝，世界各國的間諜行動和沖突因素，都已經在網絡和經濟戰爭之中被日益削弱。“007”們的素材庫與激發讀者熱情的現實背景也在同步被削弱。

《鍋匠，裁縫，士兵，間諜》電影劇照

但另一位堪稱偉大的間諜小說作家約翰·勒卡雷（1931~2020），用行動證明，他還可以寫。

《柏林諜影》等作品讓勒卡雷的名字成為了無可比擬的舊時代編年史。當柏林墻倒下后，他寫作敘事中的地緣政治背景也隨之倒塌。正如他的傳記作者所說：當冷戰即將結束時，勒卡雷的朋友們會攔住他問：“現在你打算寫什么呢？”

他的回答是從《鍋匠，裁縫，士兵，間諜》到《莫斯科情人》，從《完美的間諜》到《間諜的遺產》，這些源源不斷從紙面上傳到大銀幕上的作品。

在其回憶錄《鴿子隧道》中，勒卡雷寫道：間諜生涯和小說寫作其實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兩者都要隨時準備好去窺視人類的罪過，以及通往背叛的種種途徑。

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著名政治學家蒂莫西·加頓·阿什在《紐約客》上這樣評價勒卡雷的作品：“從主題上講，勒·卡雷真正的主題不是間諜。他寫的是人類關系中無盡的迷津：背叛是一種愛，謊言是一種真理，好人為壞人服務，壞人為好人服務。”

或許，這才是所有優秀間諜小說的永恒主題。

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編輯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