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記》中的孝文本紀的最后，司馬遷是這樣評價漢文帝的，“孔子說，一定要經過三十年，然后仁政才能成功。一個品德好的人治理國家一百年，也可以戰勝殘暴，廢除刑殺。這話說的真是正確啊，從漢朝建立到漢文帝四十多年，德業興盛到了極點。漸漸的向修改歷法、確定服色、舉行封禪這一目標接近了，可是由于謙讓，至今沒有完成，這難道不是仁德嗎？”

短短的幾句話，司馬遷對文帝的一生給予了高度的贊揚，通過感慨開創盛世的艱難，肯定了漢文帝在文景之治的時代中作出的巨大貢獻。或許是因為司馬遷本人遭受了肉刑，所以他特別強調了漢文帝在廢除肉刑與連坐等法律方面的仁德。司馬遷或許也認為漢文帝更有資格進行更化改制和封禪泰山，不過因為謙讓而沒有這么做。

對比一下文、景、武三位皇帝的本紀，就可以知曉司馬遷對于漢文帝的評價有多高。因為李陵事件，司馬遷對漢武帝的評價整體較低完全在情理之中，然而文景時代的另一位主人公在司馬遷的筆下，評價也是相當一般，除了一些必要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安排被記錄之外，幾乎沒有記載任何更多有關漢景帝的歷史，篇幅之少甚至還不如一些世家和列傳。當然，也不排除司馬遷所寫的內容得不到漢武帝的承認，被迫進行了刪減的可能。至于漢武帝的本紀，或許他一生最引以為傲的功績就是對匈戰爭，然而司馬遷幾乎只字未提，而漢武帝求仙問道，追求長生不老，以及封禪泰山的歷史卻詳細記錄。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可以說除了堯舜禹湯這些上古時期的圣王之外，司馬遷對漢文帝的評價幾乎是最高的一位。然而漢文帝既不是開國之君，也不算中興之主，執政時間也不是很長，他甚至連即位都充滿意外和爭議。司馬遷為何對這位君王高度贊揚呢？一方面可能是司馬遷想要借古諷今，抬高文帝，貶低景帝和武帝。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漢文帝的政治生涯可圈可點之處很多，確實堪稱千古圣君。

在漢文帝執政的20多年中，他很好的延續了高帝以來“黃老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對內輕徭薄賦，重視農業的發展，對外通過和親政策盡可能保持與匈奴的和平局面，不輕易的挑起戰爭。漢文帝的一生也都十分節儉，這在他的遺詔中就得到充分的體現，他提出要薄葬不要厚葬，不要過度操辦喪事，為此他甚至提出了具體的日期要求，全國哀悼三天，完事后該怎么喝酒吃肉，該怎么嫁娶娛樂都恢復正常。可以看出漢文帝畢生的執政理念就是發展經濟，勤儉節約，盡量減少對百姓的干擾。在他的治理下，大漢朝徹底扭轉了秦末以來民生凋敝的狀況，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礎，也為漢武帝時期的各項變革奠定了基礎。

從恢復民生與發展經濟的角度來說，漢文帝取得的成績確實要遠超眾多的封建君王，至少遠勝他的寶貝兒子和孫子。然而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使命，漢文帝的使命就是發展經濟，恢復民力，為后世之君積攢實力。他本人未必不想成為大有為之君，但是如果漢文帝像漢武帝那樣對內加強管控，對外發動全面戰爭，或許大漢朝就滅亡了。而漢景帝也基本上延續了漢文帝的道路，只是因為執政時間相對較短，所以很多想做的事情已經來不及實施了，但漢景帝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全面削弱了諸侯王國，這就為武帝時代政策的全面轉變打下了基礎。而漢武帝繼承了文景兩朝的巨大遺產，想做出一些功績就是水到渠成了。

文人體恤百姓的疾苦，所以厭惡戰爭是可以理解的，史官有自己的歷史觀也很正常，畢竟漢武帝執政后期的很多政策嚴重影響了百姓。如果說他執政前期的對匈戰爭是自衛與反擊，是正義性的戰爭。那么后期對匈奴以及西域的一些用兵，稱之為窮兵黷武是毫不為過的。大漢王朝在他的折騰下，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也是事實。然而盡管如此，漢武帝在晚年頒布罪己詔，也是難能可貴的，知錯改錯的君王很少，承認錯誤的君王就更少了，漢武帝就是其中一位，與此同時，他為大漢朝選定的繼承人和輔政大臣也是合格的，從這一點看，漢武帝也是偉大的。文、景、武三位皇帝，在各自的時代，也都完成了各自的歷史使命，他們都是偉大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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