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代后期地方獨立化傾向問題，可以從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個角度進行深入探討。盡管已有大量學者從政治和經濟視角系統研究唐代地方問題，相關成果頗為豐富，但本文將重點從軍事角度切入，詳細闡述這一時期地方藩鎮獨立化的軍事根源。唐代藩鎮的獨立化趨勢，實際上與唐朝軍事制度的演變息息相關。這種演變不僅體現為軍隊性質的轉變，還包括軍事體制的根本轉型，是地方軍隊走向獨立的最直接推動力。

眾所周知，唐代早期的兵役制度以義務征兵為主要特點，主要包括府兵和兵募兩種制度。府兵和兵募皆屬于中央直接管轄的軍隊。府兵主要負責皇帝的番上宿衛工作，同時也承擔征戰、鎮守地方等職責。一般來說，國家邊境的主要作戰力量是由州縣戶籍征集的兵募組成，遇到重大軍事行動時，府兵常與兵募混合組成野戰軍團，但府兵參與人數極少。以貞觀初年李靖擊突厥磧口之戰為例，參戰兵力數萬，而府兵不過兩百騎兵。盡管府兵訓練嚴格，戰斗力強，但其平時主要作為戰略預備隊存在，并非日常作戰主力。

日本學者菊池英夫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提出府兵可視為“預備役”這一觀點。國內學者唐長孺、孫繼民也認同府兵不屬于職業軍人的觀點，認為府兵是由國家管理下的均田農民充任的一種常設兵役，士兵“三時耕種，一時治武”，既非全職軍人，也非臨時征兵。兵募則有所不同，最初是為應付邊境緊急軍情而短期征召，服役期一般為三至四年。隨著戰爭頻繁和持久，兵募逐漸轉型為邊防鎮戍軍。兩者均無世襲身份，服役結束即恢復平民身份，體現了封建國家以減免租賦為代價的兵役征召制度。

從裝備上看，府兵需自備糧餉和兵器，兵募的裝備部分由本人和鄉里解決，國家承擔不足部分。這樣的亦兵亦農的兵役制度得以實施，依賴于均田制的穩固基礎。到了唐代中后期，均田制遭到嚴重破壞，府兵多因貧困逃避兵役，導致以義務征兵為核心的兵役制度逐漸走向衰敗。

唐初擔任府兵的農民，往往有機會獲得勛階、賜田甚至官職等實質利益，社會地位較高。唐高宗征高麗時，百姓踴躍應募，甚至自行籌備軍需，稱之為“義征”。但隨著時
間推移，軍功日益泛濫，至武則天時，服役軍人數以萬計，國家土地無以賞賜，軍人實利減少，獲功者身雖役使，卻如仆役，社會地位降低。府兵本以侍衛天子為榮，卻成眾人嘲笑對象，普通百姓普遍畏懼兵役，甚至有以蒸熨手足以逃役者。

與此同時，以“戶殷丁多、人才驍勇”為標準的兵募制度也陷入危機。戰爭長期化導致兵募的定期輪換難以實施，大量壯丁服役后難以歸鄉。民眾懼怕服役，富戶行賄官府逃避，貧困家庭則被迫從軍。由于朝廷供給不足，貧弱軍人裝備簡陋，戰斗力低下。史料中逃避兵役的現象屢見不鮮，有者自殘肢體，有者詐稱瘋病。新疆阿斯塔那193號墓出土的文書《武周智通擬判康隨風詐瘋疾避軍役事》即記載一名康隨風詐稱瘋病以逃避兵役，反映兵募在百姓心中的惡劣形象。

盡管地方官府施行“枷鎖推禁”等強制措施維持兵役制度，但無法根本解決問題。逃兵大量流竄，或成盜賊，嚴重破壞社會穩定。唐廷詔書中亦承認“諸軍兵募逃亡者多”，若敵軍入侵，朝廷難以應對。這些問題嚴重削弱唐朝軍事基礎，逼使朝廷不得不進行兵役制度改革。

開元十年，玄宗采納宰相張說建議，不論出身，廣招壯丁充實京師宿衛，且“優為之制，逋逃者，必出乎應募”，既緩解兵力緊缺，又減少流民帶來的社會隱患，取得顯著成效，旬日內即募兵十三萬。此后，唐朝以義務征兵為核心的府兵、兵募制度逐步淡出歷史舞臺，募兵制下的健兒制度逐漸成為主流。

早期健兒（安史亂前）尚非完全職業軍人，原則上依賴地方戶籍，由節度使指派官員選拔壯丁，給予一定資助，鼓勵自愿入伍。政府對健兒“務加優恤”，每年按例加給，賜予田宅。條件優厚，理論上應受歡迎，但因常駐邊軍路途艱難，逃兵時有發生。敦煌文書中有“非軍州逃兵募、健兒”等記錄，反映健兒逃離軍營的現象并不罕見。

然而安史之亂后，健兒的招募對象轉變為社會底層的“諸色行人及客戶”，即楊志玖先生所言的“破產農民和無業游民”以及大量流民無產者。早期健兒兼有勞作職責，“內營農，外防盜”，而安史亂后則完全脫離生產，衣糧由官府供給，故稱“官健”。他們終年服役，成為封建國家的終身職業軍人，逐步替代府兵和兵募，成為國家軍事的中堅力量。

綜上所述，唐廷對官健這一職業軍人階層的待遇尚可，但這并未換來他們對朝廷的忠誠，反而頻頻發動叛亂。僅德宗建中元年，健兒就三度暴動。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健兒來源復雜，思想上缺乏綱常倫理的認同，這為軍隊不穩定埋下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