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4年出生在黑龍江省漠河縣北極村。我的母親李曉榮是上世紀50年代鄉廣播站廣播員。父親遲澤鳳是小鎮上的小學校長，愛好詩文，酷愛三國時期曹植名篇《洛神賦》，因曹植又名曹子建，故給我取名“遲子建”。父親寫得一手好字，每逢過年，家家戶戶都拿著紅紙到我家叫“遲老師”給寫對聯，我從小就記得紅紙上墨汁瀉下來的感覺。

北極村是中國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時間被積雪覆蓋，在那個廣闊的空間人的感覺就很渺小。讀書起，我就喜歡寫作文，故鄉的森林、河流、清風和明月給我無盡的靈感，童年的木刻楞房、白夜、極光，這些圖景深深刻入了我的心靈，給我的人生和創作注入了無窮的活力。

1981年，我考入大興安嶺師范學校，在風景優美的校園里度過了3年大學時光。師專畢業后我回到山村，先后在永安學校、塔河二中任教。

1985年，我去參加省作協在蕭紅故居呼蘭縣辦的小說創作班，將《北極村童話》交給《人民文學》編輯朱偉，后來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由此我正式走向文壇。

遲來的愛

1987年我進入北京師范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研究生院學習，1990年我分配到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在《北方文學》做編輯。來到美麗的哈爾濱工作，北極村和我苦澀而清香的童年都告別了……。我的性格比較沉靜，寫作對我來說已經是一種生命的存在。每天寫作時，我的灶上會煲著一鍋湯或粥。到了下午5點，我會準時奔進廚房，邊聽廣播邊做晚飯。晚上上床后，要為第二天構思兩樣東西，一個是小說的情節該如何發展，還有一個就是吃什么。

時光在每天的工作和寫作中靜靜流淌，不知不覺我已經33歲了，偶爾我也會在閃念中期盼有個人與我分享生活的美好。

1997年，我和到哈爾濱開會的同學黃世君重逢，當時他任大興安嶺地區塔河縣委書記，一個人拉扯著一個上初中的女兒。1998年，34歲的我和黃世君組成了家庭。在家鄉，一大清早，為了看第一縷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興安嶺的冬天實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著厚厚的霜花，我們用手指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玻璃，透過它去看曙光。窗外，橙黃色的曙光，微微顫動著，在山嶺間彌漫，在霜雪的縫隙中，那太陽給人一種很大的感覺，將我溫暖包圍。
婚后，我往返于千里之遙的塔河和哈爾濱之間，一邊寫作，一邊陪著丈夫。那是我過得最幸福的一段時光，也激起我的創作熱情，70萬字的長篇小說《偽滿洲國》，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如果不是那種溫暖幸福的狀態，我是沒有勇氣觸碰那么宏大的題材的。

我和世君結婚后雖然經常兩地生活，但彼此關心、志趣相投。我們都熱愛大自然，只要在塔河，每天晚飯后我們都要出去散步，他的內心世界也是極其豐富的，對自然界風霜雨雪的變幻與我一樣有著天然的敏感和感慨。我們最常去的是呼瑪河邊，他喜歡揀那些扁圓的石子打水漂，我則幫他數一共綻開了多少朵水花。

世君說總有人問他，你娶了個名人做老婆，她會做飯么？聽他的口氣，很多人把我想象成那種只知道做事業、生活上一塌糊涂的女人。其實只要我沒有特別重要的活動，總是回到老家來陪伴他。每天他一下班，屋子已打掃得干干凈凈，飯菜也已做妥。每逢學校的寒暑假到來時，我會推掉一切筆會的邀請，趕回老家帶他和前妻的已讀中學的女兒，為她找輔導老師補習功課，有時與他女兒談心到深夜，希望她能理解我對她的一番苦心，好好學習、樸素求實、不慕虛榮。世君總是很知足地對我說：“我真有福，娶了你這么個好老婆。”

2001年4月初，我覺得脖子發木，轉動時能聽到“咔咔”的聲響，好像誰在里面給我安了一臺發報機。頸椎CT片子出來后，醫生說我頸椎的3、4、5節都已變形增生，說我這算是比較嚴重的頸椎病了，據說按摩對緩解這病很有好處。自從查出了毛病，只要和世君在一起，他每天都要給我按摩一會，他不懂穴位，完全是亂按，但奇怪的是居然很有效果。

世君是一個認真務實、熱愛學習的人，他撿起了英語，并考取了中央黨校法律研究生院。世君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我利用五一長假去北京看他，他一再叮囑我不要忘記帶結婚證。結果真是可笑，我們去越秀大酒店住宿登記時，掏出了結婚證。服務員用打量鄉下人的眼光看了我們幾眼，嘴角浮出輕蔑的笑容。我訕訕地收回了證件。進了客房后世君顯得有些憤憤不平，說世風日下。我說很喜歡看他憤世嫉俗的模樣，像一個涉世不深的少年。我們互相哈哈大笑，然后我挽著他的胳膊出門去看北京街頭綻放的白玉蘭，明麗的陽光下，我覺得我自己幸福得實實在在。

春天的痛

2002年5月，世君在哈爾濱開完省第九次黨代會后正趕上五一長假，此時大興安嶺進入防火期，他惦記著塔河縣的防火工作，不停地打電話向縣里和山上各林場的領導詢問，當他得知當地風比較大之后，就對我說：“我只能陪你過個五一節，2號我就回去。”他認真的工作態度，我早已習慣了。我說因為我很快要到南方參加一個會議，所以這次不能陪他回去了。

5月1日，哈爾濱天氣晴好，我們一同到兒童公園游玩。他開玩笑說：“我們是兩個大兒童。”公園里桃花燦爛，他為我拍了一卷照片，在卸卷時，相機出現故障，無法再上第二卷，弄得我們很掃興，想拍張合影的機會就沒了。我對他說：“桃花易落，不在它跟前拍合影也好。”我還記得5月2日那個春日融融的上午，我們去鐵路局客票代售處買票，被告知當晚的旅游T475快車的軟、硬臥票已售完，沒有買到票，我們就一同去新華書店，為他女兒買高考時事復習資料。從書店出來，已經中午12點了。他又一次提出要回塔河，說是在家的領導少，他放心不下。我只能怏怏不快地跟他到火車站，買了一張午后兩點多的慢車票。車票訂了下來，我們趕緊打車回家，我做了兩個菜，他還興致勃勃地跟我喝了一杯紅酒，然后從房間提著他的旅行包走向門口。

他每次離開哈爾濱的時候，總要擁抱我一下。他說：“真對不起，把你一個人扔在家了。”
我跟他開玩笑說：“我在你的生活中總是位居第三，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女兒，第三才是我。”他笑著辯解說：“哪能呢？”我說：“怎么不是，你上了火車后仔細反省反省，是不是這樣？”我看著他下了樓，關上門后，心里有種很空的感覺，便又跑到陽臺像是有某種預感似的還想再看他一眼。當我看他走出了樓洞，便喊了一聲：“小黃——”他聽到了，站住，回頭向我招了招手，笑著走了。這是他留給我的最后的笑，那么的明媚和柔情；這是他對我最后的招手，那么的親切，又那么的絕情！
5月3日，是我經歷的所有北方的春天中，最殘酷、黑暗、絕情的一個日子。那天下午，我得知了愛人在奔赴塔河途中突遭車禍的噩耗！當天上午11點30分，我還打通了世君的手機，他對我說正行進在塔源到新林的途中，他囑咐我中午做點好吃的，我則對他說你們就在新林吃午飯吧。這是我們最后的通話，我還能回憶起他略顯疲憊的聲音，誰料也就是10多分鐘以后，他撒手人寰了。省作協的趙琳大姐和張振華書記聞訊后專程陪我登上由哈爾濱開往加格達奇的火車，我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打電話詢問正護送世君由新林返加格達奇的弟弟，我說：“你仔細看著他，沒準奇跡會發生，他會蘇醒過來。”弟弟每次接到電話總哽咽著對我說：“二姐，他真的沒氣息了，面對現實吧。”

5月4日到塔河一下火車，我直奔縣人民醫院的太平間看望世君。見到他的那一瞬間，我渾身冰涼，他的面貌完好無損，甚至連擦傷的痕跡都沒有，根本不像經歷過慘烈車禍的人，他怎么就不能再召喚我一聲了呢？我對他說：“世君，你后悔不后悔呀，你太認真了，你要是再多陪我一天，會有這樣的事么？你把我拋下來，誰來管我呢？”我是個克制力很強的人，但那一時刻我大放悲聲！　

回到北山賓館，我想起他的眼睛還沒有合上，就請求趙琳大姐午后再陪我去一次。第二次來到太平間時，世君的二哥對我說：“專業的整容師已經給揉過眼睛了，只能這樣了。”我沒有說什么，走到世君面前，用手輕輕撫摩他冰涼的額頭和眼睛，跟他說了許多溫暖親切的話，就像哄一個孩子似的，他果然心滿意足地合上了眼睛！在場的人無不為之震驚和動容！當我的手離開他的眼睛時，感覺他的睫毛在微微眨動，似乎是與我做最后的告別。

世君走了，由我做決定，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生他養他的故鄉——泰來縣平洋鄉。他的墳離他爺爺奶奶和父親母親的墳很近，我想那樣他就不會孤單。他喜歡故鄉的清風明月、牛羊莊稼、溪流河灣，他魂歸故里，會獲得永久的安寧和休息。大興安嶺是他熱愛的土地，他把青春和事業都留給了這里，這里有他的幸福和快樂，也有他的辛酸和委屈，作為妻子，我深深地了解他的內心世界。總有一天，我會寫出一部書來告慰他。

我記得當我清理他辦公室的遺物，發現了一本日記，那上面有這樣幾段話令我對世君肅然起敬：“現在金錢無孔不入，寧肯得罪人也要拉下臉來。”他在任期間，沒有任何親屬借助他搞過木材、做過生意……把他辦公室的鑰匙卸下來交還給縣委辦時，我的淚水洶涌而出。我對著他坐過的椅子深深鞠了一躬，我覺得他無愧于這把椅子。

我是堅強的，同時又是脆弱的。盡量忍著少在眾人前流淚的我，回到家鄉我們的屋子時，我看著這熟悉的場景和他用過的每一個物件，嗅著被子里還殘存著的他身體的氣息，真的是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每天淚眼婆娑地望著窗外的青山，更有一種如在夢中的感覺。世君走后，我回到故鄉看望突發心臟病的母親，看到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挖來野菜婆婆丁一袋袋地送到我母親家，看到親屬們看我時的那種憐愛的目光，我覺得無限溫暖。

我推掉了所有筆會的邀請，在哈爾濱獨自呆在家里。我不敢接電話（怕別人安慰我），不敢上街（幾乎每一條街都留下了我們共同走過的足跡），更不敢去商場（我仍能清晰記得在哪家商場為他買過格子襯衫，在哪家商場為他買過鞋和褲子）。我終日流淚，沉浸在對往昔溫馨生活的回憶中，以至于眼疼得無法看書。

以前我很少做噩夢，可那一段時間噩夢連連，有好幾次我驚叫著在深夜中醒來，撫摩著旁邊空蕩蕩的枕頭，覺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立無援。

世君的離去對我的打擊是巨大的，我告訴自己這是一場噩夢，我醒來時，世君會推開門回家，笑著對我說：老婆，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于是，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常會不由自主撥打他的手機，電話里一遍遍傳出的總是冷冰冰的提示音：對不起，您撥打的用戶已關機。然而我欲罷不能，直到終于有一天，聽筒傳出的聲音變成“您撥叫的號碼是空號”……我非常后悔把婚后的時間過多用在了創作上，如果我能感悟到我們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陰，我會把更多的時光留給他……

我想我能挺過這一關的，我對世君女兒未來的學習和生活做了妥善安置，對他的兄弟姐妹也表達了我的一番心意，我想他在天有靈，一定會有感知的。世君，你安息吧！你消失在你最為喜歡的春天，你給我留下的是溫暖。世君，一路走 好。我會永遠懷念你！

愛伴我行

整整四個月我沒有外出。我的精神狀態和身體狀態糟糕到了極點。我害怕見到人，害怕放下筆來回到現實的那個瞬間。我知道人死不能復生的道理，也知道我必須要直面這突變，勇敢地活下去。想到我在世君耳畔最后的承諾，我要用最好的作品告慰他關愛我的靈魂，于是，我支撐著自己漸漸堅強起來。

他去世后，我在一個雨天第一次拿起筆來，為自己即將出版的新書做跋時，只寫了一行字就淚流滿面。那支筆是愛人送我的結婚禮物，婚后四年我一直用它來寫作。筆猶在，人已去！命運的風云突變讓我更加珍愛這支筆：愛人雖然別我而去，卻永遠不會拋棄我。

文壇的朋友們紛紛打來電話，約我出去散心，都被我謝絕了。我想我應該正視發生的這一切，離開哈爾濱意味著“逃離”，而我今后必須還要走我們曾走過的街道，還要去我們曾去過的商場，還要到我們曾舉杯共飲的餐館，我不能把這曾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統統排斥在我的未來生活之外，這不現實，也不人道。于是，拾筆寫作之后，我鼓勵自己逛商場，散步，雖然我常常在經過某個街角時會心痛得無法自持。

2003年3月，我受邀去加拿大參加國際作家節時，猶豫了好幾天，誰也不會想到，我決定去那里，其實只為了向尼亞加拉大瀑布尋求一個秘密的印證。

在大瀑布前，我的心無比憂傷，又無比空闊，那一瞬間我淚如泉涌。我對著瀑布默默說：“如果我的愛人去了天堂，請讓彩虹出現吧！”然而直到我回到岸上，彩虹仍不見痕跡。

正當我惆悵漫步，突然，我發現瀑布上空呈現了一道弓形的微黃的光影，我連忙駐足眺望。很快，那彩虹的形狀和顏色變得越來越圓滿和深重，只短短幾分鐘的時間，彩虹已橫跨瀑布，傲然屹立在晴空之下！我內心一陣狂喜，彩虹圓圓滿滿地出現，我確信我的愛人是去了他所理想的與世無爭的凈土了——這彩虹使我獲得了莫大的溫情和安慰。

從加拿大歸來，我的心中蕩漾著那道瀑布上空的彩虹，我可以安然地繼續平凡而樸素的生活了。我知道我的愛人不喜歡我總在淚水中度日，那么在此我想對他說：曾經擁有，不再遺憾，你已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底，愿你在彩虹的國度里永生吧！

2005年，我把對愛人的哀思滲透進了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這部小說的女主人公的丈夫也因車禍辭世。這次創作使我的心靈也和作品一起經歷了成長。在此期間，我還一直在尋找題材，希望寫一部能告慰世君的書。當我了解到額爾古納河從大興安嶺山脈流出，是中國與俄羅斯的界河，其右岸是根河，鄂溫克族部落便生活于此——北緯45-53度的一片原始森林，冬季漫長，生活條件艱苦。通過幼時與鄂溫克族人的接觸和后來進行的調查采訪，我了解到鄂溫克族人的生活、習慣和信仰，并收集到許多寫作素材。

我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把有關資料整理完成，僅僅用了3個月就完成了《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寫作。在書中，我以一位年近九旬的鄂溫克族最后一個酋長遺孀的自述口吻，講述了“我”的愛情傳奇和近一百年的部族歷史。書中講述了這個古老部落從平和、浪漫、寧靜的生活過渡到現在下山定居的過程，從中看到文明的曙光和現代社會的縮影。我完成了一部最想寫的書，覺得心中非常平靜。我知道，世君一定遙遠地注視著我。我會一直頑強地寫下去。

2008年11月2日，我到浙江烏鎮參加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在水聲和燈影里走進燈火通明的西柵客店。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洪祝同志給我頒獎并與我親切合影留念，發表獲獎感言時我說：“我還要感激一個遠去的人——我的愛人，感激他離世后在我的夢境中仍然送來親切的囑托，使我獲得別樣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