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泰昌元年，也就是萬歷四十八年十月，遼東經略熊廷弼上書曰“去年開鐵連陷遼，城非嘗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謀欲先去，賊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

海洋博物館收藏的明初青銅火炮。

這里所謂的去年，就是明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在這一年，明軍不僅打輸了薩爾滸大戰，而且還丟掉了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遼東北部的重鎮，不僅如此，還給努爾哈赤送上了大約一萬多還有戰斗力的漢軍“今賊改元僣號已并有兩關灰扒魚皮烏喇惡古里弓知介何伊難一帶海東諸國兵眾，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以近十萬”遼東形勢糜爛。

海洋博物館收藏的明代鐵炮。

而遼東經略熊廷弼上任之后，開始備戰，按其所說，熊廷弼在任期間為遼東方面置辦了牛3萬余頭，運輸車輛3萬余輛，以備后勤。在武器方面，熊廷弼調用遼東當地的鐵匠在一年多的時間之內鑄造了大炮數千門，以及大量的中型或者輕型火器，總數達到了一二萬門。

海洋博物館收藏的銅百子銃和弗朗機。

又制造雙輪戰車5000多輛，每輛戰車安裝滅虜炮兩門或者三門，同時輔之以大量的弓箭。

海洋博物館收藏的葡萄牙艦船青銅炮。

而從萬歷四十六年明清（后金）戰爭在遼東地區爆發開始，明政府就向遼東輸送了大量的火器“天威大將軍十位、神武二將軍十位、轟雷三將軍三百三十位、飛電四將軍三百八十四位、捷勝五將軍四百位、滅虜炮一千五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風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槍一萬四千四十桿、威遠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八位、連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鐵銃五百四十位、鳥銃六千四百二十五門、五龍槍七百五十二桿、夾靶槍七千二百桿、雙頭槍三百桿、鐵鞭槍六千桿、鉤槍六千五百桿、快槍五百一十桿、長槍五千桿、三四眼槍六千七百九十桿、旗槍一千桿、大小銅鐵佛朗機四千九十架”。

山東省博物館收藏的明代鐵盔。

這里咱們所熟悉的火器，如單兵火器三眼銃和四眼銃就達到了6790桿，經典武器鳥銃達到了6425桿。

北京城墻上的崇禎十年火炮。

然后就是重火器，包括不限于天威大將軍炮10門；神武二將軍炮10門；轟雷三將軍炮330門；飛電四將軍炮384門；捷勝五將軍炮400門；滅虜炮1530門；虎蹲炮600門；旋風炮500門。

北京城墻上的崇禎10年火炮。

天啟二年末，兵部尚書王象乾所編練之三個車營，一個車營有兵12000余人，所用的車輛包括“四壁壁用鹿角車八十輛共三百二十輛，壁環八門每門屏以偏廂車三輛共二十四輛，中權出奇獅虎車八輛，輜重四輛獨輪車四十輛，合之為車者三百九十二輛”所用到的火器包括大將軍炮，二將軍炮，滅虜炮各二十四位；百子銃，滅虜炮六百四十門。這里的百子銃實際上是一種反人員的輕炮，可以發射霰彈殺傷人員。

清代的輕型小炮。

百子銃后來在鄭成功軍隊之中被廣泛使用，在收復臺灣驅逐荷蘭人的戰場上這種輕型炮也亮過相，荷方記載北線尾沙洲戰役“上尉貝德爾于上午十一時率領二百五十人離城到達北線尾，整頓行列，向敵人進攻。三艘中國帆船駛出鹿耳門，通過北航道朝北線尾的西南角駛來。長官在城上望見，擔心上尉將為帆船所迫，示意要他撤回，但他勇氣十足，不肯抑退。敵已筑起胸墻，裝置數門巴斯炮據守。兩軍相接，貝德爾上尉看見大批敵軍在巴斯炮的掩護下，從砂丘后面攻過來。當即整兵退卻，并命令不時從后方開炮。敵軍見此，象發瘋一樣向我軍猛撲，我軍隊伍大亂，紛紛逃散，貝德爾上尉拼命阻止，無人肯聽。上尉負傷后曾一度倒下，但立即起身，激勵部隊，最后挨了一刀而死”這里所謂的“巴斯炮”應該就是鄭成功軍隊的清銅或者鐵百子銃。

青銅手銃。

天津博物館收藏的晚清火炮。

除了那些輕型火炮，重火器除了用來執行攻堅任務之外，還擔任著反人員的任務。就比如銅發熕炮，這種大型銅炮每一門約500斤重，配備著鉛子100箇，這就是其彈藥的配置。因為其后座力過大，所以在燃放時，炮兵必須提前決好藏身用的土坑，而在這種重型火炮在海戰中發射的時候，其后坐力甚至會損傷木質戰船。再比如虎蹲炮，武備志記載說鳥銃這樣的反人員利器，實際上是“難御大隊”弗朗基這種高射速的快炮卻很難快速移動，而虎蹲炮卻既可以保證殺傷力，又可以保證機動性，虎蹲炮可以容納上百枚小型鉛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