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

寶釵的熱病，儒家的痼疾

作者：江予白

薛寶釵在《紅樓夢》中，是個絕對繞不過去的角色。而她最明顯卻又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細節，莫過于那個隱隱約約出現的“熱病”。可偏偏曹公沒有細講，弄得這病來得神秘，走得也蹊蹺。

先看看寶釵的病根在哪里。書中說她自幼“熱毒”，不得不靠冷香丸調理。冷香丸成分奇特：“白牡丹花蕊十二兩，白荷花蕊十二兩，白芙蓉花蕊十二兩，白梅花蕊十二兩”，如此清雅高潔之物，用于治療的是火熱燥烈之疾。這背后隱喻的是一種極致的克制，以清涼之力壓制內心熾烈的熱望。

Chapter. 01

第一章 這種矛盾，便形成了她體內潛藏的“熱毒”

這里，不妨借用陽明心學做個解釋。

王陽明的陽明心學，以“致良知”為核心，提倡通過不斷的自我反省，達到內在良知的覺醒與完善。“致良知”本身，已超越個體倫理，試圖與天地萬物之理相通。

但問題就在這里：“致良知”的境界追求圣賢式的至善至美，本質卻是一種規則化、宗教化的倫理自覺。

寶釵的“熱毒”，正是這種倫理追求極致后必然出現的人性扭曲體現。

寶釵被曹公稱為“時”，已然類比孔子。

這種類比意味深長：孔子之道固然高潔，卻也意味著將個人完全犧牲于社會禮制的框架中。寶釵的“時”，是對孔子式道德完美的模仿，但這種模仿注定無法與內在真實自我徹底相容。

孔子所倡導的“時”，本質上強調的是符合社會規范與期待的完美形象，而這種完美形象往往建立在對真實個體情感與欲望的壓制基礎上。

寶釵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她的內心必然存在著與社會期待相違背的真實欲望和情感。這種矛盾，便形成了她體內潛藏的“熱毒”。

而陽明心學所言的“致良知”，與孔子之“時”表面上雖然有所不同，但本質卻一致。陽明提出的“致良知”本來是為了使人達到與天地萬物相通的自由狀態，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逐漸變成一種更加隱秘的自我規訓方式。這種規訓機制，以道德至善之名，將人性的真實欲望壓制在理性的監視下。

Chapter. 02

第二章 這種機制本身卻并非穩固

寶釵與黛玉的差異正好體現于此。

黛玉以情感直面世界，她的內心狀態無需遮掩，因此她的痛苦和矛盾都是表面的、可見的。

而寶釵則不同，她試圖通過不斷地自我規訓達到孔子式的“時”，并力求踐行陽明心學中“致良知”的圣賢境界，這種自我規訓本質上就是對自身內在欲望和真實情感的不斷壓制與否定。

這種壓制達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形成機制化的自我否定。冷香丸，便成為這種機制的具體象征：她時刻需要依靠外物提醒自己維持克制與自我壓抑的狀態。

可這種機制本身卻并非穩固。寶釵內心真實的人性需求被壓抑得越深，這種需求越會以病態的形式表現出來。

從社會心理的角度看，這種機制本身正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倫理困境：倫理規則本應引導人達到道德的完善狀態，但過于極端的倫理自覺，反而形成了一種更為深刻的自我扭曲機制。

這種機制不斷強化自身，使得人越來越難以真正面對內心真實的欲望和情感。

Chapter. 03

第三章 深陷人格的自我壓制與扭曲之中

寶釵的“熱病”便在這種機制中愈演愈烈。她越是表現得完美無瑕，越是試圖達到陽明心學與孔子道德所倡導的境界，她內在真實情感的壓抑便越深，痛苦與矛盾便越強烈。

事實上，整個《紅樓夢》里的賈府上下，無不處于類似的倫理與人性矛盾之中。他們追求表面的完美道德，卻因此深陷人格的自我壓制與扭曲之中，最終導致悲劇結局。

曹雪芹通過寶釵的“熱病”，清晰地展現了這一倫理機制的運行過程。他所批判的，正是這種道德規訓機制對人性的深刻摧殘：當人試圖達到孔子般的“時”和陽明心學“致良知”的極致境界時，內心的人性便會在這種追求中被徹底扭曲。

最終，這或許才是曹雪芹通過寶釵真正要告訴我們的：人生最痛苦的不是沒有良知，而是當良知的追求與真實人性之間出現根本性矛盾時，那種令人深陷其中的掙扎與痛苦。

寶釵的“熱病”，恰恰是這種倫理與人性之間無法調和的沖突機制最深刻的隱喻。

江予白｜情感寫作者
用故事寫下成長，用文字陪你熬過愛與失落。
寫給每一個愛過、痛過、還愿意相信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