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一份開除黨籍的決定，為解學恭 69 年的人生畫上了沉重的句號。這位曾主政天津 11 年的 "封疆大吏"，早年在晉西南的抗日戰場上曾是令日寇聞風喪膽的猛將，最終卻淪為 "四人幫" 的幫兇，其人生軌跡的劇烈轉折，成為特殊歷史時期最發人深省的鏡鑒。

呂梁烽火中的革命火種
1916 年出生于山西交口的解學恭，原名謝賓，中學時代便接觸進步思想。1936 年紅軍東征的號角，讓這位 20 歲的青年毅然投身革命，在總政宣傳部擔任宣傳員時，他用家鄉方言編寫的抗日歌謠傳遍晉西山區。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他的革命熱情如燎原之火 —— 在延安抗大學習期間，他的筆記被當作范本在學員中傳閱；返回山西組織抗日力量時，他僅用三個月就發展黨員 200 余人，將隰縣一帶的游擊隊整編為戰斗力強悍的抗日武裝。
"晉西事變" 中，解學恭展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1939 年，閻錫山部隊突然襲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他率八路軍晉西支隊五大隊在呂梁山深處設伏，以傷亡不足百人的代價殲敵千余，保住了晉西南的抗日根據地。百團大戰期間，他指揮的汾陽破襲戰更是堪稱經典：趁夜炸毀日軍火車站水塔，切斷正太鐵路運輸線達七日之久，為八路軍主力爭取了寶貴的機動時間。
抗戰勝利后，解學恭的革命生涯步入快車道。他護送劉少奇穿越晉中封鎖線時，喬裝成貨郎，在日軍碉堡間穿梭三晝夜，最終安全送達目的地；中華山戰役中，他率部殲敵 2000 余人，繳獲的武器彈藥武裝了兩個新兵團。1948 年擔任太原市委副書記時，他主導的城市接管政策被華北局作為范本推廣，展現出軍政雙全的才干。
權力巔峰的信仰迷失
1967 年，解學恭調任天津市委第一書記時，正值這座北方重鎮恢復直轄市身份的關鍵期。中央對他的信任顯而易見 —— 天津毗鄰北京，是華北地區的工業重鎮和出海口，其穩定直接關系國家大局。起初，他確實展現出務實作風，推動天津港的擴建工程，讓這座老工業城市在動蕩中保持了一定的生產秩序。
轉折發生在與 "四人幫" 的交集之中。1969 年中共九大后，解學恭的權力觸角延伸至軍事領域，擔任天津警備區政委和北京軍區黨委常委。此時，江青集團開始將天津視為滲透華北的重要節點，解學恭在一次次 "政治表態" 中逐漸迷失：他對 "四人幫" 炮制的 "天津地下黨" 冤案視而不見，導致 200 余名老干部被批斗；在 "反擊右傾翻案風" 中，他緊跟潮流，撤銷了一批務實干部的職務。
最令人痛心的是 1976 年的特殊時期，解學恭作為天津主要負責人，對群眾的正義行動進行壓制，甚至動用警備區部隊維持秩序。這種對錯誤路線的盲從，讓他徹底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正如后來審查報告所指出的："他雖未直接參與 ' 四人幫 ' 的核心陰謀，但其縱容包庇行為，客觀上成為幫兇。"
歷史洪流中的抉擇與代價
1976 年 10 月 "四人幫" 倒臺后，解學恭的錯誤迅速被揭發。審查過程中，人們發現這位曾經的抗日英雄，在主政天津的十年間，辦公桌上常年擺放著江青的題詞，卻將周恩來總理關于恢復生產的指示束之高閣；他在大會上高呼 "革命無罪"，私下里卻為親屬謀取特殊待遇。這種雙重人格的分裂，正是信仰坍塌的典型表現。
1987 年開除黨籍的決定，不僅是對解學恭個人的懲處，更彰顯了中國共產黨 "從嚴治黨" 的堅定立場。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樣身處復雜環境的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始終堅守原則底線，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粉碎 "四人幫"，挽救了黨和國家。歷史清晰地證明：時代的風浪或許能暫時遮蔽航向，但最終決定人生坐標的，仍是內心的信仰與抉擇。
解學恭的悲劇警示我們：共產黨員的初心不是一時的激情，而是長期的堅守；權力越大，越要警惕 "圍獵" 與誘惑。那些在呂梁山區為他指路的老鄉，那些在晉西戰場上與他并肩的戰友，恐怕永遠不會想到，這位曾誓言 "為人民奮斗終身" 的年輕人，最終會在權力的迷陣中迷失方向。他的人生軌跡，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信仰的價值與背叛的代價，值得每一個共產黨員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