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魏國決定將都城從安邑遷移到大梁。按照司馬遷的記載，魏國遷都的動因是因為商鞅擊敗了魏軍，魏國不得不割讓河西之地，因懼怕秦國的威脅，才做出了遷都的決定。可實際上，《竹書紀年》顯示，魏國早已將都城遷至大梁，否則孫臏在公元前353年和前341年兩次發起的“圍魏救趙”戰役，根本無法成功操作。

畢竟，齊國距離安邑有千里之遙，中間還有重重山河阻隔，孫臏根本沒法對魏國首都發動突然襲擊。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魏國的都城早已遷往距離齊國更近的大梁。

不過，自從遷都大梁以后，魏國的國勢急劇衰落。用梁惠王自己的話說：“我們魏國一向勇猛無比，可自從我掌權后，東邊被齊國擊敗，太子還陣亡；西邊割地七百里給秦國；南邊又輸給楚國，真是令人心煩意亂。”

或許直到那個時候，魏惠王才意識到，把都城遷到大梁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因為大梁位于四戰之地——南臨楚國，西接韓國，北靠趙國，東面是齊國，周圍全是敵人。甚至秦國若想攻魏，完全可以借道早已臣服于秦國的韓國，公然發動進攻。

秦國相邦張儀曾形象地說：“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意即大梁的位置就是一片天然的戰場。

更糟糕的是，為了彌補地理上的劣勢，魏國不得不駐扎大量兵力守衛大梁，并修筑堅固的防御工事，這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極大壓力。張儀形容這些駐軍為“危國之兵”，成了沉重負擔。

這情況與北宋面對的困境如出一轍。趙匡胤為何想遷都洛陽或長安？就是想利用這兩個城市的地理優勢，減少軍隊布防，節省開支。也就是說，借山河之利去除冗兵。

但北宋最終還是重蹈魏國的覆轍，被頻繁兵臨城下，最終走向滅亡。

那么，魏惠王為何仍選擇遷都大梁？原因在于他胸懷霸業，意圖統領天下。

盡管大梁的地緣并不理想，但它商業繁榮，且靠近諸侯國，便于出兵和組織會盟。這是政治、經濟、軍事多方面權衡的結果，魏惠王并非無知。

而且，經過文侯和武侯兩代的經營，魏國國力已遠超其他諸侯，魏國軍隊號稱天下無敵，魏惠王自信憑借強大的國力和軍隊，可以鎮壓其他諸侯，最終稱霸天下，取代周天子。

他一會兒攻趙，一會兒打韓，其實是將霸業目標逐步落實，同時想在地理上構筑以安邑、鄴城和大梁為核心的防御鐵三角。

事實證明，魏惠王過于急功近利。秦國突然崛起，魏國迅速走向衰落，國家勢力是流動變化的，不是恒定不變。

相比之下，安邑位置優越，位于今山西南部運城盆地，東南有中條山、王屋山天然屏障，西邊隔黃河即可進軍關中。

再加上吳起任西河太守期間，從少梁（今陜西韓城）到陰晉（今陜西華陰）修筑了一系列連環防御工事，形成了堅不可摧的防線，魏國牢牢控制了黃河要道。

當時秦國只能處于被動防守地位。

商鞅因此對秦孝公說：“魏國對秦國是心腹大患，必須拿下魏國。”

更重要的是，若魏國不遷都，而是牢牢掌控陰晉這些戰略要地，即使秦國完成商鞅變法，遷都咸陽，魏國依然可以縱馬關中，輕松突破秦國的防線。

歷史也證明，得山西者得天下，如唐高祖李淵只要控制山西，就能制衡河北與關中。安祿山兵敗也因未能拿下山西而快速失敗。

不過，秦國當時尚為弱小，尚未遷都咸陽，關中也未大規模開發，魏惠王沒有察覺秦國和關中的潛在威脅。

加之，進攻關中戰線過長，補給難以保障，魏惠王最終放棄了進一步蠶食關中的計劃。

換句話說，公元前362年魏國遷都絕非為了躲避秦國鋒芒，而是魏惠王胸懷天下布局的戰略升級。

坦白說，這也不能全怪魏惠王。當時魏國國力強盛，但對地理戰略認識尚淺，魏惠王依舊沿用春秋時期的戰爭理念——“定時定地，排兵布陣，分出勝負后各歸各家”，就是宋襄公式的傳統打法。

如果按此模式，大梁距離諸侯較近反而是優勢。

但戰國時代已是禮崩樂壞，戰爭規則變了，春秋的戰法已不適用，戰國講究“兵者，詭道也”。

魏惠王仍停留在舊思維里，結果像公子卬被商鞅騙飲酒一樣，毫無防備。魏國仍是老牌貴族的思維，沒料到商鞅會不守武德。

所以，遷都決策沒有充分考慮地緣帶來的戰爭壓力。商鞅敏銳應變，而魏惠王卻用舊觀念面對新時代的紛爭。

其實，當時三晉諸國的遷都都忽視了地理防御的重要性：魏國從安邑遷到大梁，趙國從晉陽遷到邯鄲，韓國從平陽遷到陽翟再遷新鄭，均未重視山河險阻的戰略價值。

孫臏圍魏救趙時，魏國實際上已占領邯鄲，后來又歸還給趙國，說明趙國定都邯鄲遠不如晉陽穩固。

韓國與魏國一樣，是四戰之地，險境環繞。

相比之下，秦國始終駐守關中，奪回了陰晉等關鍵戰略要地，只需把守函谷關，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從這層面看，三晉輸在地理劣勢上。

當然，魏國國君的領導也很關鍵。魏惠王好炫耀，在人才戰略上極為失敗。

當時魏國地理格局催生了商鞅、張儀、范雎等一批雄才，卻被魏惠王忽視，結果他們紛紛投奔秦國。

地理不利又失去人才支持，魏國國運自然急轉直下。

最后補充一點，秦國攻滅魏國正是利用了魏國的地理弱點，放黃河水灌大梁城，魏國只能投降。

此后歷史進程也反復證明，地理優勢是國家興衰競爭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