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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某某等提供虛假證明文件一審刑事判決書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2024)京03刑初80號

被告人朱某某，男，案發前系E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會計師。

被告人劉某某，男，案發前系E會計師事務所項目經理、會計。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以京三分檢刑訴〔2024〕60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犯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于2024年8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指派檢察官周雪利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朱某某及其辯護人，被告人劉某某及其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公訴機關指控：A公司于2019年初籌備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因其子公司B公司與C公司簽署的某影視劇播映權轉讓合同未達到2018年收入的條件，可能會影響可轉債的發行。為滿足債券發行業績要求，2019年3月，B公司與D公司就某影視劇項目簽署虛假投資份額轉讓合同，并將合同簽署日期倒簽至2018年12月，以將該項目收益確認為A公司2018年度的業務收入。

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間，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受E會計師事務所委派，為A公司發布2018年年度報告提供審計服務。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在明知A公司意圖虛增2018年度業務收入的情況下，配合完成上述合同造假行為，并以E會計師事務所的名義出具A公司審計報告，致使A公司發布的2018年年度報告中虛增營業收入人民幣35800余萬元，虛增利潤人民幣14500余萬元，兩項虛構數額均占實際數額30%以上。A公司支付E會計師事務所上述審計服務費共計人民幣70萬元，朱某某、劉某某共計獲利人民幣10萬余元。

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于2024年1月30日到公安機關投案。

針對上述指控事實，公訴機關向法庭出示、宣讀了A公司2018年年度報告、某影視劇轉讓協議等書證，同案陳某1、賈某等人的供述，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的供述和辯解，微信聊天記錄、到案經過等證據。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作為承擔審計職責的中介組織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情節嚴重，其行為均觸犯了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款，應當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劉某某認罪認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可以從寬處理。提請本院依法判處。公訴機關出具量刑建議書為：建議對被告人劉某某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在本院審理期間調整量刑建議為有期徒刑十一個月，并處罰金。

被告人朱某某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罪名均有異議，當庭辯解稱，其沒有犯罪故意，對財務造假不明知，其不構成犯罪。

被告人朱某某的辯護人的主要辯護意見：第一，本案證明朱某某明知且配合造假的事實不清。第二，朱某某沒有配合造假的主觀故意，客觀上也采取了相應的審計措施。第三，朱某某在審計活動中實際獲得的收入不應全部認定為違法所得。第四，朱某某已退繳違法所得和罰金。建議法院依法宣告朱某某無罪。如對朱某某作出有罪判決，也應考慮朱某某主觀惡性不大、系初犯偶犯，且退繳違法所得等，給予從輕處罰。

被告人劉某某對指控的事實、罪名及量刑建議沒有異議且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當庭亦表示認罪認罰。

被告人劉某某的辯護人的主要辯護意見：第一，劉某某參與的跨期確認收入行為本身性質較輕，且整體從屬于、輕于同案人員違規披露重要信息行為，應當在量刑上予以體現；第二，劉某某在本案中所處地位低、發揮作用小、主觀惡性小，應當認定為從犯；第三，劉某某具有立功、自首等諸多減輕、從輕處罰情節。建議法院對劉某某在有期徒刑7至9個月內量刑，并適用緩刑。

經審理查明：

A公司于2019年初籌備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因其子公司B公司與C公司簽署的某影視劇播映權轉讓合同未達到2018年收入的條件，可能會影響可轉債的發行。為滿足債券發行業績要求，2019年3月，B公司與D公司就某影視劇項目簽署虛假投資份額轉讓合同，并將合同簽署日期倒簽至2018年12月，以將該項目收益確認為A公司2018年度的業務收入。

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間，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受E會計師事務所委派，為A公司發布2018年年度報告提供審計服務。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在明知A公司意圖虛增2018年度業務收入的情況下，配合完成上述合同造假行為，并以E會計師事務所的名義出具A公司審計報告，致使A公司發布的2018年年度報告中虛增營業收入人民幣35800余萬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虛增利潤14500余萬元，兩項虛構數額均占實際數額30%以上。A公司支付E會計師事務所上述審計服務費共計70萬元，朱某某獲利42000元、劉某某獲利60850元。

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于2024年1月30日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到案。

本院審理期間，被告人朱某某家屬代為退繳違法所得及預交罰金共計5.1萬元，劉某某家屬代為退繳違法所得1.5萬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舉證、質證的下列證據予以證實，本院對其中能夠相互印證的部分予以確認：

1.同案張某（案發前系A公司董事、副總裁）的供述：A公司和會計師召開了審計協調會，結論是B公司和C公司簽訂的合同無法確認收入，B公司負責人、陳某1提出換一個公司簽符合收入確認條件的合同。朱某某要求把發給C公司的詢證函要回來，同時與C公司簽署終止協議。倒簽合同是為了達到可轉債發行標準。

2.同案賈某（案發前系A公司財務部經理）的供述：審計師在審計協調會上明確提出，某影視劇還沒有取得播放許可證，與C公司的協議不能在2018年確認收入，如果簽訂投資份額賣斷協議就能確認收入。B公司負責人說找另一家公司簽轉讓投資份額的協議。審計溝通微信群中劉某某發送所需審計證據是找一個新公司簽合同的方案所需的材料，包括與C公司撤銷原合同和要回發給C公司的詢證函。陳某1給我發過一個轉讓投資份額的協議模板，我打印出來給審計老師看了，審計老師看完說沒問題，我就告訴陳某1可以使用這個模板。

3.同案陳某1（案發前系A公司電視劇事業部總經理、B公司副總經理）的供述：A公司當年的工作重點是發可轉債，要求必須達到目標利潤3.2億元，朱某某等人也負責A公司發可轉債的業務。A公司和會計師召開審計協調會，朱某某說轉讓某影視劇給C公司這個項目在年報中如果確認收入，證監會相關部門會來詳細審核年報合同，到時不但可轉債發不成，會計師事務所也要承擔違法風險。會議最終結論是出售某影視劇版權的協議無法確認收入，B公司負責人說找人幫忙簽個協議。當時的A方案是找C公司改合同，B方案是B公司負責人說的再找一家公司重新簽合同，因為C公司是上市公司，改合同有難度，而且詢證函也已經發出了，最終決定使用B方案。與新買方簽訂賣斷B公司所持有某影視劇全部投資份額合同是審計師提出來的，需要盡快取得相關文件以確保按時出具年報。因為與C公司的合同無法確認收入，A公司的年報延期發布了。為防止審計師再次提出異議，我按照審計師要求找了一個轉讓投資份額的模板發給了賈某，后賈某告訴我審計師同意使用這個模板。終止協議應該是經過審計師審核過的。將已經發出的詢證函要回來太反常了，正常發出的詢證函都要放入審計底稿，但如果C公司的詢證函放入審計底稿，就無法解釋與D公司的協議了。我將要回來的詢證函交給劉某某后，A公司2018年年報就發布了。

4.同案陳某2（案發前系A公司副總裁、董事會秘書）的供述：年報協調會上，朱某某提出B公司與C公司簽訂的某影視劇合同無法確認收入。B公司負責人提出換個公司再簽一份轉讓合同，等下一次年會提交符合審計要求的材料。

5.同案周某（案發前系某傳媒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的供述：B公司負責人聯系我，讓我以D公司的名義與B公司簽署某影視劇虛假投資份額轉讓合同，D公司支付給B公司的轉讓費用來自B公司負責人。

6.證人沈某（案發前系D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證言證明：我是D公司掛名法定代表人，公司實際控制人是周某。

7.證人段某（A公司財務副總經理、B公司財務總監）的證言證明：B公司有資金進來都會上交給A公司，用錢的時候再向A公司借款，都記往來款。B公司繳納3205萬的稅，用的是D公司轉來的5500萬，繳稅的錢也要經過A公司審批才能用，刨去繳稅剩下的應該都上交了。

8.獨占專有不可撤銷授權許可協議、補充協議、終止協議證明：2018年11月，B公司與C公司簽訂《獨占專有不可撤銷授權許可協議》，約定將某影視劇信息網絡傳播權、電視播映權以及其他權利授權C公司。后雙方簽署終止協議。

9.投資份額轉讓協議證明：B公司與D公司簽訂某影視劇投資份額轉讓合同，落款日期為2018年12月10日。

10.銀行交易流水及所附審計報告證明D公司與B公司等之間轉賬情況。

11.A公司關于公司內控流程及審批權限的補充規定、關于公司組織結構變動及管理層分工的通知、關于公開發行可轉債申請獲得證監會受理的公告、關于終止公開發行可轉債并撤回申請文書的公告等證明：A公司發行可轉債對2018年年度業績有一定要求，A公司于2019年撤回可轉債申請。

12.微信聊天記錄證明：

（1）審計溝通群微信群成員有賈某、張某、陳某1、朱某某、劉某某、宿某。該聊天記錄主要內容：劉某某多次發送B公司2018年審所需審計資料清單，要求B公司與C公司終止原某影視劇合同的協議，收回對C公司發出的詢證函及提交收款憑證等。

（2）陳某1與賈某的微信聊天記錄主要內容：陳某1發送乙方和日期空白的某影視劇投資份額轉讓協議給賈某，稱這是B方案對應的協議，并讓賈某給會計師審核。

（3）陳某1和B公司負責人的微信聊天記錄主要內容：陳某1將B公司需提供的審計材料清單截圖及《獨占專有不可撤銷授權許可協議》圖片發送給B公司負責人，圖片右上角標注“審計要求為：填合適時間；彩打一份；B公司蓋章，負責人簽字；注明什么時間提供原件給審計”。

13.行政處罰決定書、銀行回單、銀行個人匯款委托書證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對E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行政處罰，對朱某某、劉某某分別給予警告，并處以10萬元的罰款。

14.E會計師事務所承諾函、授權書、審計底稿及所附2018年《審計業務約定書》、審計工作總結、審計報告、審計小結、客戶訪談記錄、審計服務費發票等證明：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全程參與A公司2018年年報審計的工作情況。該審計底稿中并未體現C公司相關合同及發給C公司的詢證函。朱某某、劉某某署名出具A公司2018年審計報告。A公司支付E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費70萬元，其中，朱某某獲得4.2萬元、劉某某獲得6.085萬元。

15.A公司2018年年度報告、A公司關于前期會計差錯更正及追溯調整的公告證明：A公司發布的2018年年度報告中虛增營業收入35800余萬元，虛增利潤14500余萬元，兩項虛構數額均占實際數額百分之三十以上。

16.情況說明、詢問筆錄等證明：被告人劉某某與他人共同制止了一起違法行為。

17.立案決定書、到案經過證明：本案立案情況及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經電話通知到案情況。

18.戶籍證明材料證明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身份信息情況。

19.銀行轉賬記錄、銀行個人匯款委托書證明：被告人朱某某家屬代為退繳違法所得及預交罰金5.1萬元，被告人劉某某家屬代為退繳違法所得1.5萬元。

20.被告人朱某某的供述：E會計師事務所負責A公司2005年到2018年年報審計工作，我是2018年的負責人，負責項目整體工作，劉某某負責財務報告以及B公司相關工作。我和劉某某是年報簽字會計師。2019年1月，我們在年審過程中發現了B公司和C公司就某影視劇網絡播放權轉讓的相關協議及憑證，并向C公司發了項目應收賬款和營業收入的詢證函。審計協調會上，因協議中轉讓的是某影視劇網絡播放權，2018年該項目未取得播映許可證，我們明確表示不能確認相關收入。2019年2月底，陳某1跟我說B公司將某影視劇投資份額轉讓出去了，我們提出來這兩份協議有矛盾，無法確認收入，陳某1說他們去和C公司簽訂終止協議，經過再三催促，B公司才把終止協議拿過來，所以終止協議肯定是倒簽。3月初，我看到了B公司與D公司的協議，落款日期是2018年12月10日，我不知道協議是倒簽的。在多次催促下，B公司還遲遲無法提供新合同，我們也懷疑合同的真假。B公司在未與C公司簽訂終止協議的情況下與D公司簽訂轉讓協議是矛盾的。出年報之前，我只要把兩份協議之間的矛盾解除就行了，簽訂終止協議后就可以確認收入了，所以我不關心倒簽的事。B公司將要回的詢證函給了我們。收到終止協議后我們出具了財報，3月22日A公司發布了年報。

21.被告人劉某某的供述：2018年12月底，我們拿到B公司某影視劇項目與C公司的合同復印件，給C公司發了詢證函。2019年1月拿到合同原件后，我和朱某某認為這個合同不能確認2018年收入，就跟賈某提出來了。賈某、B公司負責人輪流做工作讓我們確認收入，我們不同意。審計協調會上，B公司負責人提出還有一份新合同可以確認收入。朱某某讓把新合同資料給我們，C公司的合同就不認了。之后朱某某上樓繼續溝通，回來說A公司有一份銷售投資份額的新合同。我心里明白這個合同肯定是倒簽的，A公司不可能同時簽署兩個合同。朱某某讓我準備一份審計資料清單，當天我就把清單發到審計溝通群里了，里面提到關于“新合同、新公司、新客戶”等內容是因為不知道對方客戶的情況。3月初，賈某拿合同模板來征求朱某某的意見，朱某某同意。當晚陳某1就給了我們蓋著D公司和B公司章的合同原件，我們開始后續審計程序，發詢證函和訪談。朱某某知道合同是假的，他是主導，而且見到的合同模板上沒有簽字蓋章，肯定是后面倒簽的。如果2018年就已經簽好了，應該在開會提出有新合同后就馬上給我們。朱某某提出必須終止原合同，把詢證函收回。因為C公司的合同不在審計底稿中，如果底稿出現詢證函就矛盾了，說明公司在2018年違規調賬。

綜合控辯雙方意見，本院歸納本案爭議焦點如下：一是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是否具有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故意；二是劉某某的量刑情節認定；三是朱某某、劉某某的違法所得認定。本院綜合評判如下：

一、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具有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故意

首先，在案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的供述和同案張某、賈某、陳某1、陳某2等人的供述等證據證明，在2019年2月審計協調會上，二被告人向A公司一方提出與C公司簽訂某影視劇項目播映權轉讓合同無法確認2018年收入。B公司負責人員提出重新簽一份新合同代替舊合同，朱某某提出新合同內容應為投資份額轉讓合同。二被告人亦供述此時已經懷疑新合同的真實性。

其次，同案陳某1、賈某的供述及二人微信聊天記錄、審計微信群聊天記錄、被告人劉某某的供述等證據證明，在審計協調會后，陳某1提供給賈某一份乙方空白的份額轉讓合同模板讓賈某打印交給被告人朱某某審核，朱某某認可該模板符合2018年收入確認條件。在之后一段時間的審計微信群聊中，二被告人催促A公司提交審計所需新合同，并不知曉新合同相對方的情況，也不能開展后續詢證、訪談等審計程序。直至2019年3月4日，A公司向二被告人提交乙方為D公司的份額轉讓合同，二被告人才在群聊中用“D公司”替代“新公司”描述該乙方。被告人劉某某亦供述二被告人明確知曉與D公司簽署的合同系倒簽至2018年12月。

最后，同案陳某1、賈某等人的供述、審計微信群聊天記錄、審計底稿及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的供述等證據證明，為避免在審計底稿中留下矛盾，朱某某要求A公司將發給C公司的詢證函取回，并簽署終止協議。期間，二被告人反復催促A公司一方提交上述材料。最終，二被告人并未將C公司相關合同及詢證函放入審計底稿。上述情況足以證明二被告人幫助A公司掩飾合同造假的事實，亦能證明二被告人對財務造假行為是明知的。

綜合上述證據，結合本案中審計報告延期出具的情況、審計過程中的明顯異常現象、一般審計人員的專業能力等多方面因素，足以認定二被告人具有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主觀故意。被告人朱某某的辯解及其辯護人所提相關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納。對于被告人朱某某辯護人所提相關申請，無必要，本院不予準許。

二、被告人劉某某的量刑情節認定

首先，被告人劉某某在共同犯罪中不能認定為從犯。劉某某作為出具審計證明文件的審核人、負責人之一，在明知存在合同造假的情況下，直接參與實施了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行為，其行為是虛假證明文件形成的重要、關鍵環節，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不應認定為從犯。對于劉某某辯護人所提相關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但考慮劉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實際作用小于被告人朱某某，可以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其次，被告人劉某某不具有自首情節。劉某某雖經電話通知到案，但到案后前幾次供述并未如實供述其與朱某某二人的主要犯罪事實，不構成自首。對于劉某某辯護人所提該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最后，被告人劉某某不具有立功表現。劉某某雖參與制止他人違法行為，但結合劉某某在降低危險程度中的地位、作用、因果關系，不能據此認定劉某某具有立功表現。對于劉某某辯護人所提相關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但劉某某的行為具有正面意義，應當予以肯定，故本院在量刑時將酌情予以考慮。

三、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的違法所得認定

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出具的審計報告系一個整體文件，因出具該份虛假審計報告所獲得的利益均應認定為違法所得。故對于二被告人辯護人所提相關辯護意見，本院均不予采納。

另，關于二被告人辯護人所提E會計師事務所代為退繳違法所得的意見，經查，行政機關雖對E會計師事務所作出沒收業務收入的行政處罰，但二被告人并未將各自違法所得退回E會計師事務所，故本院對于該辯護意見不予采納。

本院認為，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作為承擔審計職責的中介組織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情節嚴重，其二人行為已構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依法均應予懲處。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犯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鑒于被告人朱某某退繳全部違法所得，本院對其酌予從輕處罰。鑒于被告人劉某某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自愿認罪認罰，退繳部分違法所得，在羈押期間有悔罪表現，本院對其從輕處罰。公訴機關調整后的量刑建議適當，本院予以采納。對于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的辯護人所提相關量刑意見，本院酌予采納。二被告人在行政處罰階段已足額繳納罰款，已繳納的罰款可折抵罰金。在案款物一并予以處理。綜上，根據被告人朱某某、劉某某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及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本院依照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五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二百零一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朱某某犯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五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一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4年1月30日起至2025年6月29日止。已繳納行政罰款人民幣十萬元折抵罰金，已繳納罰金人民幣九千元，剩余罰金人民幣一千元限本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繳納。）

二、被告人劉某某犯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4年1月30日起至2024年12月29日止。已繳納行政罰款人民幣十萬元折抵罰金。）

三、依法追繳被告人朱某某違法所得人民幣四萬二千元及被告人劉某某違法所得人民幣六萬零八百五十元，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四、被告人朱某某退繳在案人民幣四萬二千元及被告人劉某某退繳在案人民幣一萬五千元，用于執行判決主文第三項。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 判 長　　方　玉

審 判 員　　劉　澤

審 判 員　　李曉麗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　冕

書 記 員　　朱旭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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