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總在感冒”的康復者

我們先從一個可能就發生在你我身邊的故事說起。

60歲的陳先生（為保護隱私，此處為化名）是一位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經過大半年的化療，醫生告訴他一個好消息：腫瘤得到了有效控制，各項指標都在好轉。全家人懸著的心終于放下了。然而，新的煩惱卻接踵而至。

出院后，陳先生仿佛成了一個“玻璃人”。天氣稍有變化，他就感冒；家人得了流感，他準逃不掉，而且每次都比別人嚴重得多，普通的感冒總能拖成肺炎，逼得他一次次回到醫院打吊針。他自己也納悶：“我的癌癥不是都快好了嗎？怎么身體比治療的時候還差？”

陳先生的困惑，其實是許多血液腫瘤患者在康復路上都會遇到的一個巨大挑戰。我們的身體里有一支精銳的“國防軍”，也就是免疫系統，它時刻保衛著我們免受細菌、病毒等外來“敵人”的侵襲。而這支軍隊里，有一種叫做“B細胞”的士兵，它們負責生產一種高精尖武器——“抗體”（也就是免疫球蛋白）。這些抗體就像是巡航導彈，能夠精準識別并消滅入侵的病原體。

然而，近年來，對抗血液腫瘤的武器庫越來越先進，比如“B細胞靶向藥物”（BCTAs）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治療效果 。這些新療法就像是定向清除令，能精準地干掉癌變的B細胞。但問題在于，這個過程中，不少“忠誠”的、負責生產抗體的正常B細胞也會被“誤傷”，導致“軍工廠”停擺 。

于是，患者體內的抗體水平會急劇下降，這種情況在醫學上被稱為“繼發性低丙種球蛋白血癥”（HGG） 。據統計，超過40%的B細胞惡性腫瘤患者在使用靶向藥期間或之后會出現這種情況 。這相當于身體的“國防軍”雖然打贏了抗癌這場硬仗，但自身的武器儲備卻幾乎耗盡，整個國防系統處于“空窗期”。任何一點風吹草動，比如一次小小的感染，都可能演變成一場危機生命的“嚴重細菌感染”（SBI） 。

那么，面對這種“后癌癥時代”的免疫困境，我們真的束手無策，只能任由感染反復發作嗎？當自身的“軍工廠”無法生產武器時，我們有沒有可能直接調動一支訓練有素的“預備役部隊”來協防呢？

“預備役部隊”：什么是免疫球蛋白替代療法（IgRT）？

答案是肯定的。這支“預備役部隊”，就是免疫球蛋白替代療法（Immunoglobulin Replacement Therapy, IgRT）。

這個聽起來很專業的名詞，其實原理很簡單。它就是將從成千上萬健康人血漿中提取并濃縮的、高純度的免疫球蛋白，通過靜脈注射（IVIG）或皮下注射（SCIG）的方式，輸注到患者體內，直接補充他們急缺的抗體。這就像是給一個彈藥耗盡的軍隊，緊急空投了一批裝備精良的武器，讓它能立刻恢復戰斗力。

其實，醫生們使用這種方法已經有不短的歷史了。但在以前，相關的臨床試驗證據大多是在21世紀前完成的，那時候很多新型的靶向藥物還沒問世 。所以，在如今這個靶向治療成為主流的時代，IgRT這支援軍到底還能不能打？效果怎么樣？在真實的臨床環境中，它能給患者帶來多大的幫助？這些都是醫生和患者迫切需要知道答案的問題。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日本的一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規模龐大的“真實世界研究” 。他們沒有設計嚴格控制的臨床試驗，而是選擇了一種更貼近現實的方法：分析一個覆蓋了日本全國約30%醫院、包含約3500萬患者醫療信息的大數據系統（MDV數據庫） 。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在海量的數據中，找到像陳先生這樣，同時被診斷為血液腫瘤和低丙種球蛋白血癥，并且接受了IgRT治療的患者，看看這支援軍的到來，到底有沒有改變他們與感染作斗爭的命運。

真實世界的數據：一場漂亮的“防守反擊戰”

研究人員最終從數據庫中篩選出了1621名符合條件的患者 。這些患者的背景各不相同，其中近38%是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約18%是多發性骨髓瘤（MM）患者 。大約四分之一的患者接受過造血干細胞移植（HSCT），這是另一種高強度的、容易導致免疫力低下的治療 。還有不少患者使用過先進的抗CD20單抗或抗CD38單抗等靶向藥物 。可以說，這個群體非常有代表性，他們面臨的正是當前血液腫瘤患者最真實的處境。

研究的核心方法是“自身前后對比”：研究人員詳細追蹤了每位患者在開始接受IgRT治療

前12個月（基線期）和后12個月（隨訪期）的嚴重細菌感染（SBI）發生情況 。這里的“嚴重細菌感染”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即患者因為感染嚴重到需要住院，并且接受靜脈輸注抗菌藥物治療 。

結果如何呢？數據給出了一個令人振奮的答案。

在使用IgRT之前，這1621名患者平均每人每年會發生2.3次嚴重細菌感染 。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數字，意味著他們頻繁地因為嚴重感染而住院，生活質量和康復進程受到嚴重影響。然而，在開始接受IgRT治療之后的一年里，這個數字驟降到了0.9次。

從2.3次降到0.9次，降幅超過了60%！這意味著，這支援軍的到來，成功地將嚴重感染的風險減少了一半以上 。這不僅僅是一個冰冷的數字，背后是無數個家庭免于奔波醫院的辛勞，是患者們能夠安心康復的寶貴時光。

不僅如此，另一個關鍵指標也證明了IgRT的價值：患者因感染需要使用靜脈抗菌藥物的總天數，從治療前的平均36天，顯著減少到了治療后的17.2天 。

住院時間縮短了一半，這無論對于患者的身體恢復，還是對于家庭的經濟和精神負擔，都是一個巨大的改善。

為了確保這個結果不是巧合，研究人員還把數據掰開揉碎了，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即“亞組分析”），結果發現：

無論哪種癌癥：無論患者得的是非霍奇金淋巴瘤還是多發性骨髓瘤，IgRT都表現出了顯著的保護作用，嚴重感染率都出現了大幅下降 。

無論用哪種新藥：即使患者使用了強大的抗CD20或抗CD38靶向藥，IgRT依然能夠力挽狂瀾，有效降低感染風險 。

無論是否移植：不管患者有沒有接受過風險極高的造血干細胞移植，IgRT都一視同仁地提供了堅實的保護 。

無論怎么給藥：不管是通過靜脈輸注（IVIG）還是皮下注射（SCIG），兩種給藥方式都取得了相似的良好效果 。

這一系列結果共同指向一個結論：在真實的、復雜的臨床環境下，對于因血液腫瘤及其治療導致免疫力低下的患者群體，IgRT這支援軍，確實能打硬仗，而且戰功卓著。

深入探索：IgRT對所有人都一樣有效嗎？

當然，醫學研究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嚴謹和求真。在慶祝勝利的同時，研究人員也注意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例外情況”和細節。

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在一個特殊的亞組——那些沒有做過移植、且正處于抗腫瘤治療期間的患者中——IgRT似乎沒有帶來統計學上顯著的感染率下降（治療前1.1次 vs. 治療后1.2次） 。

這是為什么呢？難道IgRT在某些時候會“失靈”嗎？研究者推測，原因可能在于這個特定群體的“起點”不同。他們在接受IgRT之前的基線感染率（1.1次/年）本就比總體人群（2.3次/年）低得多 。而且，這個群體中有超過60%的人在治療前的一年里沒有發生過嚴重感染，遠高于總體人群的28.2% 。

這提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臨床思路：

IgRT可能更像是一個“雪中送炭”的策略，對于那些已經因為免疫力低下而飽受反復或嚴重感染困擾的患者，它的效果可能最為立竿見影 。

這也與許多臨床指南的建議不謀而合，即優先為那些免疫球蛋白水平低下且有反復或嚴重感染史的高風險人群考慮使用IgRT。

另一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我的免疫球蛋白（IgG）水平要低到什么程度，才需要考慮使用IgRT呢？

由于數據庫的限制，研究人員只獲得了其中28位患者在治療前的免疫球蛋白IgG水平數據 。雖然樣本量很小，但依然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線索。

在這28人中，IgG水平被分成了三組：低于400 mg/dL（嚴重低下），400-600 mg/dL之間，以及高于600 mg/dL。結果發現：

雖然所有組別的感染率在接受IgRT后都有所下降，但效果最為驚人的是IgG水平最低的那組（<400 mg/dL） 。他們的年均嚴重感染次數從治療前的2.6次，斷崖式地下降到了治療后的0.6次 ！

為什么會有如此戲劇性的變化？研究人員追蹤了這部分患者的IgG水平變化，發現在開始IgRT治療前，有37.5%的患者IgG水平低于400 mg/dL這個危險線；而經過治療，這個比例降低到了僅僅12.5% 。這清晰地表明，IgRT這支援軍的到來，成功地將患者的“國防水平”從“嚴重告急”提升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區間。

這個發現，雖然基于小樣本，但強有力地支持了目前國際上許多指南的推薦——將血清IgG水平低于400-500 mg/dL作為考慮啟動IgRT的一個重要參考閾值 。

為生命筑起第二道防線

回到我們開篇提到的陳先生。他的故事并非虛構，而是無數血液腫瘤康復者的真實寫照。抗癌之路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戰役，當腫瘤本身被控制住后，戰斗并沒有結束。如何安然度過治療帶來的免疫“空窗期”，防止因一次次嚴重感染而前功盡棄，是決定患者最終能否回歸正常生活的第二道，也是同樣重要的防線。

這項來自日本的大規模真實世界研究，用翔實的數據告訴我們：免疫球蛋白替代療法（IgRT），正是構筑這道防線的有力武器 。

它通過直接補充“抗體”這支精銳部隊，能夠顯著降低血液腫瘤患者（包括那些接受了靶向治療或干細胞移植的患者）發生嚴重細菌感染的風險，減少住院天數，為他們的康復之路保駕護航 。

當然，我們也要明白，IgRT并非“萬靈丹”。它也有潛在的局限和需要權衡的地方。是否需要使用，何時開始使用，具體用哪種方式，都需要在經驗豐富的醫生指導下，結合患者的具體情況，如免疫球蛋白的實際水平、既往的感染史、正在接受的治療方案等，進行個體化的綜合評估。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是一位正在與血液腫瘤作斗爭的勇士，并且也正被反復的感染所困擾，請不要默默忍受。主動與你的主治醫生溝通，詢問關于“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問題。這篇文章所介紹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據：科學的干預，可以幫助我們重建免疫防線，讓我們在戰勝癌癥之后，能更有質量、更安心地走向新生。

參考資料：Mihara K, Kawase T, Miyama T, Iwasaki K, Shoji A, Matsumaru M. The Real World Impact of Immunoglobulin Replacement Therapy on Severe Bacterial Infection for Patients With Hypogammaglobulinemia Secondary to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A Japanese Claims Database Study. EJHaem. 2025 Jul 2;6(4):e70091. doi: 10.1002/jha2.70091. PMID: 40607336; PMCID: PMC12215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