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軍隊里少見的女性高級軍官，也曾是唯一一個穿著飛行服站上中央大會堂的女人。

但幾乎沒人知道，在她當上正師級副政委時，工資只有80塊。

她開著運輸機救人，回來還得穿補丁衣服，她照顧植物人丈夫27年，自己卻一件新衣服沒買過。

她不是“被選中的女孩”，她是那個跑去搶機會的人

1937年，諸惠芬出生在上海。

不是紅色家庭，沒有背景，父親是工人，母親是紗廠女工，家里四個孩子，她是最小的一個，她是靠國家助學金讀完書的。

她的飛行夢，是窮人家的逆襲。

1956年，空軍第二次在全國招收女飛行員，名額很少，要求極嚴：身高、視力、體力、政治背景，一個都不能差。

她高中剛畢業，知道消息那天，騎著自行車去報名點，餓了一天，擠在上千個女孩里。

她的體重只有42公斤，按標準，是偏輕的，但她死活不肯放棄，做了27次引體向上，硬撐到合格。

政審那一關也難，她沒背景，家境差，政審干部問她：“你想飛什么？”

她說：“運輸機，哪里需要飛哪里。”

這句話讓她通過了政審，她不是想當英雄，她只是想飛。

她被錄取，進入長春第二航空學校，整個學校一千多號人，女生不到50個，她住在最舊的樓，冬天水管都凍裂。

早上5點起床，圍著停機坪跑操，零下三十度，頭發都凍成冰棍。

第一年，她掉過兩次淚，一次是在練俯沖轉彎動作時，方向錯了，教官差點拉桿急救。

一次是在夜航訓練，儀表失靈，她在空中盤旋了19分鐘，地面指揮喊到嗓子啞。

她沒有崩潰，也沒有掉隊，1958年，她成為班上第一個通過四種氣象飛行考核的女生。

那年，她21歲，她的飛行日志上，第一行字是：“我不漂亮，但我可以飛得比別人遠。”

飛行，是她給這個國家的回答

她被分到運輸機部隊，主要任務是飛邊防、送補給、執行特種任務，工作強度極高。

每次任務平均飛行6小時，氣象條件惡劣時，要在云層和山谷之間穿行。

她常年飛“全天候氣象”，飛行時長超2000小時，每次出發，沒人知道她會不會回來。

1963年夏天，河北出現特大洪災，幾個村莊失聯，道路沖毀，直升機進不去，運輸機是唯一可能的方案。

她接到命令：空投物資。

當時的地圖是60年代初的版本，村莊名都沒有，飛到指定區域，只能靠肉眼識別地標，她飛低，貼著云層飛行，高度拉到150米，危險極高。

她看到一個村莊，只有幾根電線桿露出水面，她壓低角度，繞著飛了三圈，確認有人活動后，空投了兩次。

投完之后，機艙里只剩她的飛行日志和一瓶水。

她靠著這次任務，立了三等功，但她什么都沒說，回到營地，把鞋脫了，把腳泡在冷水里，兩只腳都磨爛了，飛行靴里全是血。

她沒提功勞，只和組員說：“剛才那個角度太低，下次換人投。”

當副政委，工資卻比她副手還低

1973年，中央下調干部，民航總局急缺人，她臨危受命，被直接調任為民航總局副政委，屬于破格提拔，正師級。

但她的工資，是副團級，80塊，而她手下幾個副職，工資是正團，100塊，她什么也沒說。

有人替她打抱不平，她說：“我不是來拿錢的，我是來做事的。”

她的辦公桌是借的，椅子是舊的，她一共穿兩套飛行服，開會穿一套，平時洗一套，別人拿補助，她只領基本工資。

她的工資卡，是她親手縫的布包，到她調離時，布都磨爛了。

那個階段，她負責的，是女飛行員培訓和民航干部政治教育。

她發現很多年輕女飛行員一遇氣象突發就緊張，她帶她們飛，親自演示：突風怎么繞、雷雨云團怎么切。

她只說一句：“我可以飛2000小時，你也能。”

1979年回到部隊，她的飛行服早就褪色了

1979年，她被調回武漢軍區空軍后勤部，任副政委，她帶著一只老式手提箱回軍區，箱子里還是那兩套飛行服，縫過七次補丁。

她拒絕換制服，有人說她不合時宜，她笑了笑，把飛行帽放在辦公桌上。

她說：“我一穿這個，腦子就清醒。”

她還是一線指導，1982年，她隨部隊演習，連續在高溫區待了14天，官兵熱到中暑，她脫了外套，只穿襯衫坐在野戰指揮車里寫報告。

有人問：“您也不年輕了，怎么還下部隊？”她說：“我怕脫離實際。”

1988年，她被授予空軍大校軍銜，這一年，她的飛行時間已被歸檔，作為訓練范例送入空軍檔案室。

她沒開慶功會，她去食堂吃了一碗小米粥，和一個炒雞蛋。

她穿飛行服出現在丈夫病床邊，一穿就是27年

1991年，丈夫佟文森出事了。

他是軍區技術干部，負責高密度作戰保障工作，那一年，軍演密集，他連續加班27天，沒休息，一天早上，剛吃完飯，突然倒地，腦溢血。

進醫院時，他已經昏迷，醫生說：“挺不過今晚。”

諸惠芬從單位趕到醫院，帶著她最常穿的那件舊飛行服，她站在病房門口，看了一分鐘，沒有哭，走進去，把他的手握住。

佟文森熬過了那一夜，但沒醒，植物人狀態，意識完全喪失，醫院建議轉入長期護理院。

她拒絕了，把人帶回家，她自己照顧。

她用飛行訓練的那一套方法來“訓練”丈夫：每天三次翻身，固定關節動作，每隔四小時喂一次水。

丈夫大小便都在床上，她不讓別人來，自己清理。

她買了一本康復護理教材，筆記寫滿五本，床邊放著秒表、溫度計、棉簽、體溫記錄表。

她每天給丈夫擦臉、剃胡子，有人說：“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她回答：“可我是他老婆。”

她從沒請過一次護工，最長連續看護時間，156天，沒出門半步，22年，沒有漏過一頓飯，沒有睡過一整夜好覺。

她單位換了三任領導，樓下搬來了新鄰居又搬走了，她還是穿著那件飛行服，在病房里站著。

她說：“這件飛行服，是我最好的勛章。”

2013年，佟文森去世，她沒穿黑衣，還是那件飛行服，告別儀式，她站了整整兩個小時，腰沒彎一下。

飛行日志停在2000小時，榮譽卻寫不完

她從不談自己得過什么獎。

但人們知道她是“優秀女飛行員”，1964年授予的，中央直接批的，當時全國女飛行員不超過200人，能獲獎的只有3人。

她還當選了中共九大、十大代表，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她是極少數在國家核心層露臉的女性飛行員。

可她不擺架子，退休后，她住在廣州市天河區軍休所，一間15平方米的小屋，她自己打掃，自己做飯，衣柜里只有三套衣服，全部是軍綠色。

軍休所里年輕人問她：“您飛了多少小時？”

她說：“不算多，2000多吧，沒出事。”

她沒提低空投物資，也沒提三等功，只說：“我沒出過事，這就算飛得好。”

2024年端午節，天河區組織老軍人座談，她坐在第三排，主持人介紹她：“這是新中國第二批優秀女飛行員，諸惠芬同志。”

她站起來，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左臂抬得筆直，動作如訓練場一樣，她已91歲，手卻沒有抖。

那一天，有年輕軍官悄悄跟在她后面，走出軍休所，說了一句：“她才是真正的軍人。”

她沒留下太多照片，沒出過書，也沒接受過電視采訪，但她飛過的航線，還在飛行員教材里講。

她的飛行日志，在檔案館密封保存，上面寫著一句話：

“如果還有一次選擇，我還是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