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上半葉，在動物權利運動的背景下，英國不僅出現了致力于動物立法和動物福利的皇家動物保護協會（RSPCA），還出現了以科學研究為主要目的的動物學組織——倫敦動物學會（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該協會創辦的倫敦動物園可以說是英國第一個有別于“獸苑”（menagerie）的現代動物園，它極大地改善了動物的生存環境，為公眾教育和動物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也應該認識到的是，此時的動物仍然更像是商品、被凝視者和帝國的權力象征。

19世紀的英國是一個新鮮事物頻出的地方，諸如機械、輪船、路燈和許多現代發明已經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并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人類也可以說是第一次以公開形式看到了動物的痛苦。不久以前，英國人還崇尚以迫害動物為娛樂，基斯·托馬斯（Keith Thomas）就將當時英國隨處可見的殘忍行為描述為：“人們會將被捕獲的公牛和熊捆綁起來，以使狗能夠攻擊它們，并享受動物間殺戮和血腥的場面……公牛有時還會把狗拋向人群，人們往往對此場景興奮不已。”[1]諸如此類的血腥娛樂，其受眾具有普遍性，上至貴族，下至窮苦百姓。

朱麗葉·凱撒·艾博森（Julius Caesar Ibbetson）所繪的《斗牛圖》（“Bull Baiting”）

到了1822年，情況開始發生變化，英國議會通過了理查德·馬丁（Richard Martin）的《防止殘忍和不當對待牛的法案》（Act to Prevent the Cruel and Improper Treatment of Cattle），即著名的《馬丁法案》（Martin's Act）。該法案通過強調人類的善，防止虐待包括牛、馬、羊在內的家畜。同時，馬丁還是 1824 年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創始人之一。1835年時，該法案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將禁止虐待動物的范圍擴大到所有馴養動物，并禁止與之相關的斗獸娛樂活動。1849年，《馬丁法案》被《更有效防止虐待動物法》（An Act for the more effectual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取代，該法重申禁止虐待動物并規定了懲罰措施，1876年時的修正案又擴大了該法的范圍和嚴厲程度，將非法殺害任何動物的監禁也包括在內。

除了相關法律的出臺，動物協會和組織相繼冒出，也為這一時期的動物們提供了些許庇護，其中最著名的有成立于1824年的皇家動物保護協會和1826年成立的倫敦動物學會。不過在當時，后者的作用遠不如皇家動物保護協會那般耀眼，事實上，在歷史學家眼中也是如此，這也是為什么倫敦動物學會常常遭到忽視的原因。該組織于 1828 年建立了英國第一個現代動物園——用于科學研究的倫敦動物學花園（London Zoological Garden），這意味著傳統的動物園時代將走向落幕，倫敦動物園的建立引領了現代動物園的潮流，隨后都柏林動物學花園（Dublin Zoological Garden）、薩里動物園（Surrey Zoological Garden）、利物浦動物園（Liverpool Zoological Garden)、布里斯托爾動物園（Bristol Zoological Garden）等相繼建立。而今天我們常用的動物園（Zoo）一詞在當時還尚未面世，事實上，該詞最早出現是指克利夫頓動物園（Clifton Zoo），后來在藝術家阿爾弗雷德·萬斯（Alfred Vance）的歌曲《于動物園中漫步》（walking in the zoo）發表后才被廣泛使用。使用“動物學花園”一詞是為了避免對傳統“獸苑”的刻板印象。后者常被認為是“在荒蕪的籠子里展示悶悶不樂的動物的悲慘場所，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取悅瞪大眼睛的游客”。[2]除此之外，動物學花園的名稱還旨在強調該場所所具有的科學研究性質。

從倫敦動物學會到倫敦動物園

18世紀末19世紀初，動物學和植物學皆獨立成為一門專業學科并蓬勃發展。在此期間，各種地質學會、植物學會、昆蟲學會和其他現代科學組織相繼成立。本文討論的倫敦動物學會起源于林奈學會，一個為紀念現代生態學之父卡爾·林奈（Carl Linnean）而成立的生物學組織。1823年11月29日，該學會中有志于動物學的成員們一同成立了動物學俱樂部（Zoological Club），即倫敦動物學會的前身。然而，今日仍然活躍著的林奈學會在當時卻飽受抨擊。據記載，在 1821年5月到1852年4月的三十年間，光是閱讀馬拉巴爾植物園（Malabar Botanical Gardens）的評論報告就花費了31次學會會議的時間。與此相反的是動物學會受到了熱捧，1826年4月，倫敦動物學會在斯坦福· 萊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的籌備下正式成立，他本人擔任主席一職，最早的學會成員有28人，其中15人都來自林奈學會。同年年底，該學會已有342名成員。協會成立后，萊佛士主席將他的大部分藏品都捐贈給了協會，這也成為協會早期的動物展品。

早在倫敦動物學會成立前，1825年3月的《倫敦動物學會修訂計劃》（the Revised Plan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就指出：“為了全面推動動物學的發展，建議成立一個專門學會，以收集動物王國的活體動物，并將其引入和馴化，使其在本國發揮優勢為直接目標。為此，應當在各大都市的附近建立一個屬于學會的活體動物收藏館，學會成員有權進入，公眾能否進入收藏館視未來條件安排而定。”[3]顯然，倫敦動物學會在成立之前所設置的目標就不僅旨在建立一個科研機構，該計劃中的主旨不僅向我們展示了倫敦動物園概念化的雛形，還體現了對公眾參與的考量和重視。除此以外，該計劃還指出了該協會成立的意義：“長期以來，自然史研究者深感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大型的科學機構來教授或闡明動物學，也沒有公共獸苑或活體動物收藏館來研究它們的天性（nature）、特性（properties）和習性（habits）”[4]。這意味著，動物展覽和學術研究的結合才是倫敦動物學會建立的根本目的。1826年6月，萊佛士爵士從協會獲得了6000英鎊，其中5000英鎊用于建造動物學花園，另外1000英鎊則用于建造博物館。1827年4月，萊佛士夫人展示了萊佛士爵士收藏的蘇門答臘動物。協會的另一位創始人尼古拉斯·艾爾沃德·維格斯（Nicholas Aylward Vigors）也展示了他的大部分動物收藏。到1828年動物園開放時，博物館已擁有600多種哺乳動物、4000多種鳥類、1000多種爬行動物和魚類、1000多種甲殼類動物和30000多種昆蟲。

1828 年 4 月 27 日，倫敦動物學花園正式開放，愛德華·阿蒙德·約翰遜（Edward Amond Johnson）被任命為園長。不過，此時的倫敦動物學花園開放的對象范圍相當狹窄，僅限于動物學協會會員及其家人、朋友，普通公眾要想入園，就需要學會會員的推薦信，每封推薦信能夠準許兩人入園，每人需繳納一先令的入園費。在當時一先令的價格和推薦信的要求可謂是極其嚴苛，所以，動物學花園的開園第一天門可羅雀，僅四人入園參觀。同時，動物學會的入會方式也相當苛刻，新會員欲要加入需要至少三名會員的推薦，并繳納5英鎊的一次性會費和3英鎊的年費。也就是說，第一年加入的會員需要繳納8英鎊的會費，而當時倫敦工人的平均周薪只有40先令。新會員第一年所需繳納的8英鎊會費相當于普通人一個月的收入，可見，倫敦動物學會的入會要求和入院參觀門檻都令普羅大眾望而卻步。

可以說，倫敦動物學會的成立基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是為了彌補英國和歐洲其他地區缺乏動物學研究組織的不足，其二是通過收集和開展動物科學研究，為科研和教育做出貢獻。倫敦動物學會的建立使得當時一批博物學家的夢想得以成真，但與動物保護相關的內容在成立之初并未有所體現，這一點從計劃書中指出的缺少公共獸苑的論述中便可看出，倫敦動物學會起先只是想把屬于私人收藏的獸苑改為公開展覽罷了，但即便開放，其范圍也是相當有限的。

2025年的倫敦動物園地圖

開放的倫敦動物學花園：公眾教育與動物保護

僅從入園規則來看，倫敦動物園接納的大多是上流人士，普通人似乎是被排除在外。但實際運行過程中，許多不符合規定的人也被接納入園參觀，所謂的強制性會員推薦信名存實亡，當時許多酒館和商店都出售入園門票。這一點在相關資料中可見一斑，1832年的倫敦動物學花園接待了218585人，門票總收入為9001英鎊。而博物館則接待了7134名游客，門票總收入為154英鎊。因此，倫敦動物園的正式開放也許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了，為響應普及科學思想和相關知識的號召，也為了應對協會內部的財政壓力，倫敦動物園于1847年向公眾開放。入園價格也便宜了許多，只需6便士，兒童可免費入場，公眾在周一也可免費入場。應該說，此時的倫敦動物學會已不再是一個純粹以科學研究和收藏為目的的組織。由于動物學花園面向廣大公眾開放，因此它不僅只是作為一個景點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向公眾傳達對動物的認識，并為公眾教育提供機會。對當時的人們來說，要看到來自異國他鄉的動物遠比今天困難得多，他們只能在自然歷史書中看到相關動植物的畫作，卻沒有機會目睹。

從當時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人們親眼看到這些動物時是多么震驚：“這（動物園）真是最令人愉悅的景象，這里的動物們要比獸苑中的動物們自由得多。”[5]“在那里，我看到了各種野獸、鳥類和生動鮮活的各種動物。”[6]動物園的存在豐富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時人評論說：“富有仁慈之心的人在游覽這些花園（倫敦動物園）時，能看到人們一次次被逗得如此開心，這個氛圍是如此時髦又洋溢著快活的氣息。當那些自詡高尚的三教九流的人在結束上午的游覽后，我們能夠看到那些相對貧窮的工匠和技工帶著他們的家人，在這些花園里漫步，在一天的勞累之后，在此享受著健康、快樂和有用的知識。”[7]動物學花園的存在除了豐富人們的日常生活、幫助認識什么是動物之外，在當時的精英眼中，博物館、圖書館和動物園的開放對普通民眾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意義，那就是教育，“如果窮人的眼睛能夠看到藝術和自然世界的寶藏，這將有助于讓他們遠離下層社會的殘暴”[8]。事實上，這也是當時的主流觀點，通過動物學花園為人們提供的與動物面對面接觸的契機，能夠幫助人們意識到此前對動物們所進行的血腥娛樂是多么的粗魯骯臟，以教化人們不再以此為樂。

18世紀中葉的繪畫《獸苑中的獵豹籠子》

“獸苑”的存在曾長期作為富有者的私有收藏而存在，而動物園作為公共空間還有利于不同階層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們互相接觸，正如當時的文章所說：“當我站在這里思考時，富人和窮人同時從我身邊穿行而過，與他們的同伴分享著游覽動物園的快樂。人們并肩而行，沒有什么等級之分，都在追求這種理性的娛樂，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聯系的。”[9]從某種程度上說，參觀動物園不僅是出于對動物的好奇，也是一種文化上的向上效仿，這恰好為動物園向公眾灌輸相關教育提供了潛在的動力和可行性。這一點在動物學的其他領域也有過相似的共識，在討論寵物飼養文化的論文中，便有學者認為寵物飼養文化的形成是對富人的模仿。就動物園而言，是富人或精英階層的加入，他們試圖將自己對“理性”和“文化”的理解向下傳播。

就動物的生活環境而言，動物園遠遠優于獸苑，獸苑一般都是私人收藏，是獵奇與特權的象征，動物們通常被關在籠子里，以保持與參觀者的安全距離。動物園則不同，它是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動物們可以相對自由地散步，更何況倫敦動物園本來就開在公園里，空氣質量和綠化也相當不錯。當時的報紙評論稱，“對動物來說，生活在這里比生活在原始環境中要安全得多，它們可以享受到奢侈的新鮮空氣，再也不用生活在骯臟的房間里或展覽車上了”[10]。以至于有評論稱：“人們在參觀當時倫敦塔皇家獸苑（Royal Menagerie at the Tower of London）的皇家收藏品時會感到非常失望，因為與動物園空曠的空間相比，動物們在此生活的環境顯得非常狹小”[11]。同時，英國自由黨政治家喬治·鮑耶（George Bowyer）也在下議院的一次辯論中指出，“動物園中的動物們是非常出色珍貴，以至于顯得大英博物館里骯臟的獅子老虎們有多么骯臟”[12]。可見，在當時許多人們的眼中，動物擁有開放自由的環境、新鮮的空氣和舒適的生活是理所當然的。動物不再是純粹為了供人們欣賞而存在的生物，而是生活在現實生活中、需要物質條件的生物。

隨著動物園的開放，越來越多的英國人有機會在自然環境中近距離接觸真實的珍稀動物。在觀察動物的過程中，人們能夠看到真實的動物是如何生活的，并對它們的外貌、皮毛和食物有了相當全面和系統的了解。除了對動物相關知識的公眾教育外，倫敦動物園還承擔了相當多的動物保護教育工作。例如，倫敦動物學會在其《倫敦動物學會花園官方指南圖解》（Illustrated Official Guide to the Garden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中為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做推廣海報，以籌集資金，支持動物保護活動的公益事業。

《倫敦動物學會花園官方指南插圖》中的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協會廣告

不同于倫敦動物學會是一個以科研為初衷的組織，英國皇家保護動物協會則是以鼓勵、推動立法等實質性措施來保護動物的社會組織。不過，正如所有科研組織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倫理導向一樣，倫敦動物學會在19世紀動物權利運動的歷史背景下，也以相對溫和漸進的方式，促進了公眾對動物的認識，以及對動物保護重要性的倫理灌輸。與強有力的法令相比，教育的滲透力要強得多，或者可以說，只有在成功完成教育之后，才有出臺政策或法令的基礎。倫敦動物學會成立后，他們通過籌款等方式在世界各地購買、收集珍稀動物，但研究人員也發現，這些動物很難安全健康地帶回倫敦。這是因為在長途旅行中動物很容易生病，許多動物往往在抵達倫敦后不久就會死亡。除此之外，這些動物還容易患有胃炎和炎癥等健康問題，更不必說狹小運輸空間中所產生的打斗問題了，這對于資金有限的協會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在此背景下，協會開始以通過引入今天所稱的獸醫學來改善動物們的健康狀況。據記載，動物園最早的獸醫之一名叫查爾斯·斯普納（Charles Spooner），雇傭的費用為一年60英鎊，每周至少為動物診治三次，在有需要時還會增加就診頻率。

第二位獸醫威廉·尤亞特（William Youatt）則更廣為人知一些，他1833年在倫敦動物園開始了自己的獸醫生涯，實際上他本人也是倫敦動物學會的成員，是動物權利的堅定倡導者，他慷慨、善良且熱愛動物，認為人類有責任保護動物免受傷害。在他編寫的一本小冊子中，他指出：“動物沒有什么智慧，也不長壽，但它們總是在苦難中生存，它們不能反抗，也不能與同伴團結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哲學家們從未考慮過它們，甚至從未提及過它們。動物們應該和人一樣，有權保護自己不受傷害……同時，他譴責人們捕捉烹飪水生動物的方式，他認為人們不應該活煮龍蝦和海螺等生物，他認為每一種生物都應該充滿快樂的活力，生活在善意之中。”[13]在當時，其實還有許多與他想法類似，認為應當保護動物權利，為動物的生活福祉承擔人類必要責任的獸醫，因而可以說，獸醫在這樣一場動物權利運動中不僅救治動物，在其所參與的社會組織和具體活動中也貫徹了對動物權利思想的推廣。除了引進獸醫之外，倫敦動物園在動物的生活環境上也做了很多改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不同的動物都有自己的生活區域，動物們生活在空氣自然流通的房間里，而且由于當時瘴氣理論的影響，人們意識到新鮮空氣對健康的重要性，所以當時的通風設備也有所改進。除此之外，倫敦動物學會的專員們還在下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下水道系統，為動物們提供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

由中央航空攝影公司（Central Aerophoto Co., Ltd）所拍攝的位于攝政公園（Regent’s Park）中的倫敦動物學花園

我們應該認識到的是，從倫敦動物學會到倫敦動物園，當時的學者和公眾對動物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首先是出于研究和了解的科學精神，在隨后日常生活的接觸中，人們對動物產生了感性的認知，希望提供動物相對良好的生活環境，以此來教化大眾。最終，人們開始意識到動物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動物也有享受健康快樂生活的權利，于是便利用科學和醫學知識盡可能地為它們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這也是動物保護思想的進步。

受苦的動物：商品、被凝視者、帝國的象征

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此處欲要討論的內容對于當時的倫敦動物園來說有些過于苛刻了，但既然當時便有批判的聲音，再加上今天動物史領域的發展，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當時已經相當先進的倫敦動物園。也就是說，動物的形象之于人類而言，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說是與人類平等的另一種生物，更多是商品，是被人凝視的對象，也是帝國的象征，與其說它們是動物本身，不如說它們是被人類賦予了意義的對象，是為了滿足人類需求而存在的。

上文在討論獸醫時就指出，當時的動物很難在運輸過程中存活下來，原因是長期的囚禁、不適當的食物供應或其他容易引起器官病變的原因。據記錄，有許多動物在旅途中死亡，例如1833年，倫敦動物學會委托駐開羅的法國商人喬治·蒂博特（George Thibaut）在努比亞收集長頸鹿，而在次年他在將五只長頸鹿運往棟戈拉的途中，就有四只被凍死。除了長頸鹿，猴子們的情況也不見得好到哪里去，許多動物在抵達倫敦后不久就會因缺水和旅途疲勞而死亡，1832年秋天就有許多猴子死于肺病，而倫敦動物學會并沒有為改善猴子的健康狀況做出太多舉措。此外，每年冬天都會有許多猴子死亡，由于為猴子提供適當取暖器械的價格要比在春季繼續購買新猴子的價格高得多，猴子的健康受到了極大的忽視。可見，倫敦動物學會雖然推動了對公眾進行動物觀念和權利教育的作用，但早年還是從經濟實用的角度來看待動物，對動物的生存環境和它們應該擁有的幸福快樂的生活并沒有太多的認識，至少在這一點上并沒有貫徹始終。更多的時候，動物被認定為展品和研究對象。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約翰·伯格（John Berger）指出，十九世紀的西歐和北美見證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傳統開始瓦解，如今，商業資本主義的介入又打破了這一傳統。在人與自然的傳統和諧關系中，雙方在本質上是平等的，人和動物處于世界的中心，這種中心地位既是經濟上的，也是生產上的，無論生產力和社會機制如何變化，人類的衣食住行始終依賴于動物。然而，隨著科學和工業的發展，人類不僅成為了地球的統治者，也成為了世界上其他生物的統治者，動物對于人類的意義越來越小，只能作為人類的附屬品，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從競爭生存轉變為了掌控索取。而在動物園中，雖然動物們的生存環境比獸苑要好得多，但它們仍然無法擺脫被人類凝視的困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這種狀況反而更加可怕。以至于約翰·伯格（John Berger）說，人類對動物了解的多少，恰恰反映了人類擁有權利的多少，我們對動物了解得越多，它們就離我們越遠。因此，人類正在成為主人，而動物則成為被擁有和觀賞的對象。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倫敦動物學會成立的初衷，就不難發現，原文所表達的意思是，英國缺乏一個像歐洲其他國家一樣的動物學研究機構來收集和保存對國家有用的生物。因此可以說，動物不僅是可以利用和儲存的資源，也是英國帝國權力和世界擴張主義影響力的象征。再加上19世紀上半葉是日不落帝國的巔峰，這種觀點的例證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隨著現代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進步觀念也在螺旋式前進，搖擺不定而躊躇前行，即使人們主觀上意識到了不文明的行為或思想，但當人類的力量在客觀上處于對動物的碾壓地位時，人類是否能夠完全踐行自己的責任呢？動物的權利還是會受到越來越大的威脅的。這是否又在提醒我們，當今社會應該如何看待動物？在我看來，既然人也是動物，我們何不像看待彼此一樣看待動物呢？

引用文獻：

[1]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4.

[2] Jeffery Hyson,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and Institutional Identity at the Zoo,”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vol. 47, no.3. (2004), 247.

[3]Sophia Raffle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 Particularly in the Government of Java, 1811-1816 and of Bencoolen and its Dependencies, 1817-18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698.

[4]Sophia Raffles, 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 Particularly in the Government of Java, 1811-1816 and of Bencoolen and its Dependencies, 1817-18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699.

[5]M. G. Blackie, Letter and journals of Anne Chalmers, (London: Chelsea Publishing, 1923), 112.

[6]D. Wise, Diary of William Tayler, footman, 1837, (London: Westminster City Archives with St. Marylebone Society, 1998), 53.

[7]J. Ryley, Zoological Society’s Gardens, Eclectic Review, vol. 5, (1831, August), 179.

[8]Hilda Kean, Animal Righ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since 1800, (London: Reaktion, 1998), 40.

[9]“Old Humphrey’s Visit to the London Zoological Gardens” , Schoolmate: A monthly Reader for School & Home Instruction of Youth, (Jan. 1, 1852), 131.

[10]Hilda Kean, Animal Righ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since 1800, (London: Reaktion, 1998), 42.

[11]P. Clifford, “The Tower menagerie: Being the amazing true story of the royal collection of wild and ferocious beasts,” History today, vol.53, no,5. (2003), 68-69.

[12]C. Knight, Passage of working life, (London: Knight, 1864), 149.

[13]William Youatt, The obligation and extent of humanity to brutes, (London: Longman, 1839), 2, 211.

王瑋騏（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