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馮·克勞塞維茨（1780年—1831年）

古今中外談兵論道者眾多，但真正將戰爭作為一門學問、將戰爭理論研究作為畢生志業并取得卓越成就的，非克勞塞維茨莫屬。克勞塞維茨不僅具有豐富的戰爭閱歷，而且深受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在繁忙的軍旅生涯之余，他對戰爭理論問題進行了長期而專注的思考，對戰爭本質、構成要素及相互關系，以及戰爭活動的一般規律進行了精深的辨證分析與精辟的理性闡釋。其遺作《戰爭論》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克勞塞維茨本人更是藉此贏得“西方兵圣”的美譽。盡管書中大量晦澀難懂的哲學語言難免引發爭議甚至誤解，但克勞塞維茨戰爭理論的基本觀點和研究范式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為后世兵家從事戰爭理論與實踐活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滋養。可以說，直到今天，克勞塞維茨和他的《戰爭論》依然是人們觀察與理解現代戰爭的一面鏡子。

戰爭是一種攸關無數人性命的特殊、復雜且不斷演化的社會現象。自古以來，人類對戰爭問題的思考從未停止過。中國在這方面最早成熟，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便涌現出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大量優秀兵學典籍；西方在古羅馬時期、拜占庭帝國時期也涌現出少量類似兵書。盡管這些古代兵書富含戰爭哲理和偉大兵學智慧，但從今天的科學視角看，它們都不具備完備的理論體系，因而不能稱為“戰爭理論”。對此，毛澤東在其著名的哲學著作《矛盾論》中曾作過如此論斷：“古代的辯證法帶有自發的、樸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最先意識到這個問題并立志于突破這一困境的，正是被譽為“西方兵圣”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

克勞塞維茨早年也與其他軍事理論家一樣，善于將他對戰爭的思考提煉為一個個富含哲理的結論。但他深知，這些規律性的結論放在復雜的現實戰爭中，猶如一條條“細線”，并不能構成對戰爭問題的透徹闡釋。于是，他立志“建立一個關于大規模戰爭的理論”。簡言之，克勞塞維茨要“致力于研究戰爭現象的實質，揭示其與構成它們的那些事物的本性之間的聯系”。他認為這才是戰爭理論需要完成的任務。由此，克勞塞維茨走上了一條艱難的理論探索之路，這也“耗盡他生命中最后12年的全部精力”。

最終，克勞塞維茨出色完成了這項充滿挑戰的偉業。原本他的抱負是“寫一部不是兩三年后被人遺忘的，而是對軍事感興趣的人會不時翻閱的書”。結果卻遠超預期，《戰爭論》被后世視為真正洞悉戰爭本質、形成戰爭理論體系、稱得上“戰爭科學”的杰作。閱讀《戰爭論》，猶如進入一座氣勢恢弘而又琳瑯滿目的理論宮殿，克勞塞維茨用長期凝思淬煉形成的各種抽象的概念、定義、范疇，把戰爭的本質、構成戰爭的基本要素、各要素間的相互關系與作用機理闡釋得清晰透徹。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一卷

當然，克勞塞維茨取得如此大的理論成就，除個人努力與天賦外，還與其時代背景和生活環境有關。拿破侖戰爭的洗禮給克勞塞維茨帶來直接而強烈的戰爭體驗，漫長的軍旅生涯使克勞塞維茨長期沉浸于對戰爭問題的思考，德國古典哲學的興盛則為克勞塞維茨提供了重要思想養分與思維范式——最后這一點對于克勞塞維茨開創性地構建戰爭理論體系尤為重要。克勞塞維茨早年聽過康德主義者基塞韋特的哲學課，讀過著名哲學家費希特和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特別是深受同時代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的影響。

“最偉大之人，行最艱難之事”。《戰爭論》基本實現了克勞塞維茨的初衷，即“闡明戰爭現象的實質，并揭示其與構成它們的那些事物的本性之間的聯系”。之所以說“基本實現”，有兩個原因。第一，《戰爭論》是克勞塞維茨的未竟之作。因感染霍亂，克勞塞維茨英年早逝，未能如愿完成他的戰爭理論著作，世人看到的《戰爭論》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夫人整理而成的遺作，其中只有前面很少部分（即第1章，關于戰爭的本質，約2萬字）是作者認為達到定稿要求的，因而人們永遠無法知曉克勞塞維茨心中滿意的“最終版”究竟是什么樣子。第二，克勞塞維茨認為他的理論成果并不完美，尚有很大提升空間。他把其研究成果比作“純金屬的小顆粒”，希望“也許不久就會出現一位更有智慧的人，呈現給讀者的不再是這些零星的顆粒，而是一整塊沒有瑕疵和雜質的金屬”。

盡管如此，克勞塞維茨期望出現的那位“更有智慧的人”似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他在戰爭理論方面取得的成就至今令人高山仰止。與極盡簡約的《孫子兵法》不同，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體量非常大，共3卷8篇124章，達80余萬字。真正讀進去后，讀者總能發現各處令人驚喜的軍事理論的“純金屬的小顆粒”，而無重復、累贅之感。這有賴于克勞塞維茨精密、清晰而又有力的辯證分析。總的來看，克勞塞維茨在戰爭理論領域的革命性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深刻洞悉并揭示戰爭的本質。克勞塞維茨把闡述戰爭的本質作為《戰爭論》的第一項任務。首先從抽象的純概念入手，他認為“戰爭無非是擴大了的決斗”。隨后，他又回到現實，修正了上述觀點，指出戰爭中并不存在絕對的確定性，就像“數學上所說的絕對值，一開始就沒有任何堅實的基礎，它們像織物的經緯線一樣交織在戰爭中，使戰爭在人類的各種活動中最接近和類似于紙牌賭博”，并得出一個著名論斷“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最后，克勞塞維茨將戰爭的本質歸結為一個“奇異的三位一體”，即戰爭由三方面組成：一是戰爭要素固有的暴力性，包括仇恨和敵視，這些可看作盲目的本能；二是概然性和偶然性，它們使戰爭成為一種自由的精神活動；三是作為一個政治工具的從屬本性，使戰爭歸于純粹的理智。這三個方面，按照“三位一體”中提到的先后次序，分別對應于民眾、軍隊（包括統帥）、政府。克勞塞維茨指出，“這三種傾向就像三個不同的立法，深植于戰爭的本性之中，同時其作用大小又是變化無常的”，因而戰爭“是一條真正的變色龍”。

“奇異的三位一體”這一研究結論成為克勞塞維茨戰爭理論的一塊重要基石，后面內容皆由此生發出來。這是迄今為止人類對戰爭本質最深刻、最透徹也最正確的理性認識，任何一場戰爭都逃不開這一概念框架。此后許多流派的戰爭理論也均可從中找到源頭。例如，毛奇的“任務式指揮”可視作對克勞塞維茨戰爭理論的第二個方面的發揮；魯登道夫的總體戰理論可視作對戰爭理論的三個方面同時發力；利德·哈特的大戰略理論可視為由戰爭理論的第三個方面引申出來的；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可視為對戰爭理論的第一個、第三個方面的最大化發揚。

毛澤東的《矛盾論》

單行本《論持久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全面考察各種戰爭要素并闡明其特性。面對復雜的戰爭現象，克勞塞維茨既未陷入戰爭不可知論，也未如比洛、約米尼那樣流于對戰爭問題不適當的簡化，而是以極大的理論勇氣直面戰爭固有的復雜性。第一，對于戰爭中無處不在的危險、勞頓、偶然性（概然性）、政治因素以及人的情感、意志、軍事天賦等諸多因素，克勞塞維茨分門別類地深入探討了這些因素的性質及其對戰爭行動和結果的客觀影響。盡管人們能夠普遍感知到這些因素，但只有克勞塞維茨極其認真地對待這些因素。克勞塞維茨認為，嚴格意義上講，戰爭中的許多要素在戰爭分析中是不能簡單約減的。他指出，“在戰爭中屬于整體的一切都是彼此聯系的，因此每個原因（即使很小的原因）的影響必然會貫穿至整個戰爭行為結束，并使最終結果有所改變（無論改變是多么小）”。第二，對于精神力量在戰爭中的作用，克勞塞維茨給予極大關注，并認為它是高于物質力量且對物質力量發揮巨大促進或制約作用的重要因素。克勞塞維茨精辟地指出，“戰爭就其本義來說是斗爭……斗爭是雙方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借助于后者進行的一種較量。不言而喻，人們不能排除精神力量，因為心靈的狀態對物質力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盡管克勞塞維茨明確知道“任何理論只要觸及精神領域，就會變得非常困難”，但是他絲毫沒有回避這個問題，而是堅持認為，“軍事活動從來就不是僅針對物質，而是同時針對使物質具有活力的精神力量，把兩者分開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三，對于幾何學在戰爭中的功用，克勞塞維茨并未一概排斥，而是從技術、戰術、戰役、戰略四個層面進行探討，對幾何學在戰爭中的作用給出恰當的評價。克勞塞維茨指出，“在筑城術中，幾何學幾乎支配著從小到大的一切問題。在戰術上，幾何學也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現代戰術比起要塞戰來，一切都更為機動，精神力量、個人特點和偶然性都起著更大的作用，因此幾何要素不可能像在要塞戰中那樣居于統治地位。在戰略范圍，幾何要素的影響就更小了……戰略上更重要的是勝利戰斗的次數和規模，而非這些戰斗地點相連形成的線條形狀”。

科學闡釋戰爭規律與作戰思想的基本原理。中國古代兵學典籍飽含著大量顛撲不破的戰爭規律和正確的作戰思想，但是受語言文字、哲學思想、物質條件等方面的時代局限，未能充分闡明這些規律或思想的基本原理，故而長期處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地。相比之下，克勞塞維茨以其深厚的哲學功底和非凡的思維能力，較為系統地完成了這項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壯舉。例如，我國古代著名兵書《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精辟地闡述了戰爭中攻守之間的辯證關系——“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焉”，其中包含的積極防御、攻防快速轉換的思想實際上與克勞塞維茨對該問題的認識高度一致，克勞塞維茨用嚴密的分析論證、不惜筆墨地細致闡述和貼切形象的修辭手法，從原理上把這一問題闡述清楚了。關于戰爭與政治的關系，事實上我國古代早就認識到這一重要問題，這不僅是“儒家兵學”學派的核心議題，在其他兵家學派中也有精辟的論述。例如，《吳子兵法》所言“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等。現代戰略學界（特別是西方戰略學界）把闡明戰爭與政治的關系“版權”歸于克勞塞維茨，他的名言“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被無數人銘記并引用。原因還在于，克勞塞維茨用大量樸實的文字圍繞這一核心論點進行了系統論證，把其中的原理闡釋得十分清楚。諸如此類的論證使人類自古以來便發現的戰爭規律和作戰思想首次有了理論歸屬，上升為戰爭科學領域的“定理”或“定律”，為現代戰爭理論和軍事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列寧研讀《戰爭論》后，寫下1萬多字的摘錄和批注

形成科學的戰爭概念體系。概念是研究問題的邏輯起點，完備的概念體系是一門學科走向成熟、稱得上科學的重要標志。克勞塞維茨對這項基礎工作極為重視。他有句名言：“對于任何一個理論，首先要做的就是澄清雜亂，也可以說是澄清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觀點。人們只有對名稱和概念有了一致的理解，才有望清晰而順利地考察問題，才有把握與讀者一直站在同一個立場……如果不準確地確定其概念，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它們的內在法則和相互關系。”事實上，克勞塞維茨對戰爭問題的每一步理論推導，均以概念厘清為先導。可以說，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大廈正是由一根根概念的“柱石”構建而成的。突出表現如下有三。一是善于厘清復雜的概念邊界。例如，克勞塞維茨對“戰術”“戰略”“軍事藝術”等人們常說常講但又模糊不清的概念進行了嚴謹而科學地界定，作為其研究戰爭理論問題的有力工具；對進攻、防御、追擊、撤退等作戰行動樣式及其性質進行了清晰而明確的辨識，作為提出不同作戰行動、不同作戰時節作戰原則的基本依據。再如，他把勇氣列為軍人的首要品質，并區分為“針對危險的勇氣”和“敢于負責的勇氣”，前者指在戰場上不懼危險，后者指從理智中生發出來的勇氣，稱作“智者之勇”——這與我國古代所言“匹夫之勇”“大智大勇”的涵義相當。凡此種種對概念邊界的厘清，在《戰爭論》中隨處可見，成為其一大魅力所在。二是善于根據研究需要創造新概念、新術語。克勞塞維茨是一位具有極大創造精神的軍事思想家，此前的術語體系并不能滿足他的需要，于是他在其戰爭理論著作中創造性地提出許多新概念、新詞匯，包括“天才”“戰爭阻力”“武德”等。這些詞匯大都成為后世軍事理論界耳熟能詳的熱詞，甚至成為人們研究與考察戰爭的“行業標準”，影響了一代代兵家。三是善于用貼切而形象的修辭手法闡明概念。克勞塞維茨的語言延續了德國哲學與德國文化特有的嚴謹性，同時又特別善于用類比、比喻、排比等修辭手法加以闡述，從而把問題講得清楚、透徹、令人信服。例如，在談到物質和精神在戰爭中的作用時，克勞塞維茨指出，“物質力量的作用與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會像合金那樣被化學反應所分解”，“物質的原因和作用幾乎只是以武器木柄的形象出現，而精神的原因和作用才是貴金屬，才是真正鋒利的武器”，“巨大的精神力量，有時像真正的酵素一樣滲入戰爭的要素”。

毛澤東給抗日軍政大學二期學員作《論持久戰》的報告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著作采用德國古典哲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創造了大量用以闡明理論的抽象概念，概念與概念、概念與事實、事實與事實之間又用精密的辯證邏輯思維編織起來。閱讀《戰爭論》，仿佛進入一座莽莽深山，需要讀者高度集中精力，否則極易丟失思維線索，甚至不知所云；若非具備扎實的軍事理論基礎和較高的哲學修養，讀者很容易被其中各種抽象的概念繞暈。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戰爭論》的名氣遠大于其真正的讀者群。換言之，世人皆知克勞塞維茨在現代軍事理論界的至尊地位，但真正讀過《戰爭論》的人很少，真正讀懂的人更少。于是，便出現這樣一種怪現象：相當多的人單單記住并經常引用書中只言片語式的“名言警句”，但實際上從未讀過《戰爭論》，也就談不上對克勞塞維茨戰爭理論體系具有較為深入的理解；甚至一些著名的軍事理論家，由于并未完全讀懂克勞塞維茨博大精深的戰爭理論，而給出帶有明顯偏見或誤解的評論。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具有的普遍意義和巨大價值并未因此而被埋沒，反而在時光的沖刷和歷史的延續中愈發寶貴。《戰爭論》出版后，很快成為舉世公認的戰爭理論經典著作。德國學者法比安評論道，“克勞塞維茨的著作《戰爭論》使他永遠置身于同世紀偉人行列。他以令人信服的邏輯和生動的論述向讀者揭示了戰爭的本質。他用多種多樣的表達方法，以動人的精確言語說明他對‘戰爭性質’的深邃思想……他的書不僅是論述戰爭和作戰的著作，同時也是應用哲學、辯證法思維的典范”。美國核戰略理論家布羅迪認為，“對于研究戰爭的學者來說，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是無法用別的東西代替的”。英國軍事歷史學家邁克爾·霍德華認為，“可能在許多年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將成為一切認真從事戰爭與和平問題研究的人的基本典籍”。蘇聯《論資產階級軍事科學》一書的作者米爾施泰因評價道，“克勞塞維茨死后，資產階級軍事科學還沒有第二部如此完整地闡述最一般的戰爭原理和戰爭哲學的著作”。

盡管《戰爭論》常常被人們劃入“資產階級軍事理論”的范疇，但它在共產主義世界里同樣廣受尊崇。恩格斯認為，克勞塞維茨是普魯士軍事學術界的“第一流人物”，“是全世界公認的權威人士”，雖然《戰爭論》的“哲理推究方法很奇特，但書本身是很好的”。馬克思認為，克勞塞維茨“具有近乎機智的、健全的推斷能力”。列寧曾經認真研讀《戰爭論》，并寫下1萬多字的摘錄和批注。毛澤東早在革命戰爭年代就關注并研究過《戰爭論》，延安時期曾組U/AEZyEvF1lfZqF/7GMCzg==織過“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于1780年生在普魯士馬格德堡的貴族家庭

此外，作為一部戰爭理論之“原典”，《戰爭論》對現代戰爭理論、軍事理論及戰略理論的發展演變產生了深遠影響。恩格斯多次引用并評價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的論斷，并指出，“馬克思主義者始終把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場戰爭意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從這個觀點出發來考察各種戰爭的”。毛澤東撰寫的著名時政篇章《論持久戰》、提出的抗戰“三階段論”，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確立的“積極防御”戰略，從戰爭學術的角度看，都可以追溯至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

另外，杜黑的“制空權”理論、魯登道夫的“總體戰”理論、古德里安的“閃電戰”理論均可在《戰爭論》中找到理論源頭；利德·哈特的“間接戰略”理論是在抗衡克勞塞維茨崇尚“直接戰略”與“會戰”的傾向的基礎上提出的，而其“大戰略”理論則更像是克勞塞維茨“戰爭-政治觀”的自然延伸；美國空軍沃登少校提出的“五環打擊論”明顯受到克勞塞維茨“作戰重心”理論的影響……總之，后世不同歷史時期各種門派的戰爭理論、軍事理論與戰略理論多從中汲取思想養分。猶如一棵戰爭理論的參天大樹，根深葉茂，而這個根正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