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即銷售和展示書籍的商店。我國古代就有書店了，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書店的叫法各有不同。

古代的書店也叫“書肆”，亦稱“書坊”、“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籍鋪”、“經籍鋪”等。“書肆”一詞始于西漢。我國最早記載書店的古代典籍是西漢末年的文學家楊雄，他在自己的著作《揚子法言·吾子》中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文中提到的書肆就是書店。東漢時期也有這樣的書店，根據(jù)《后漢書·王充傳》記載，“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王充因為家里貧困，為了看書，只得到洛陽的書店去看書。此事又見謝承《后漢書》卷三《王充傳》：“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孤，鄉(xiāng)里稱孝。到京師受業(yè)太學，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目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由此可知，書販售書于市，始于西漢。

南北朝時期也有書肆，南北朝詩人任昉《答劉居士詩》曰：“才同文錦，學非書肆。”隋朝開始的科舉制，以及通俗文學的興起，為書肆的經營與發(fā)展增添了不竭動力。科舉的發(fā)展，催生了考試附屬物如“墨程”的誕生，這種類似現(xiàn)在的復習資料一類的東西在當時是最受歡迎的出版物，也是每個書肆經營的重點之一。當時，每考完一科，中榜者的考卷都會被抄寫，擺在書肆的醒目位置，售以高價。

唐代中期，因雕版印刷術已興起，在今四川、安徽、江蘇、浙江和洛陽等地都設有“書肆”，銷售雕版印刷的書籍。唐柳比《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又呂溫《衡州集》中《上官昭容書樓歌》曰：“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說明唐時書肆較為普及。

五代時期仍有書肆。根據(jù)馬令《南唐書·魯崇范傳》記載：“崇范雖窶，九經子史世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己緡償其直。崇范笑曰：‘典墳天下公器，世亂藏于家，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根據(jù)這部著作的記載，五代時仍將銷售和展示書籍的商店叫作書肆。

宋代，書商設肆刻書更為普遍。有的書商本身是藏書家、出版家，同時兼事編纂刻印，既刻書，又賣書；有的僅接受委托、刻印和售賣書籍。書店不再被稱呼為書肆，改叫為“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籍鋪”等名。根據(jù)古代的典籍記載，宋代已經有“建陽、麻沙之書林、書堂，南宋臨安之書棚、書鋪，風行一時”。

一代文宗歐陽修有個癖好，就是喜歡不斷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在寫作著名的《醉翁亭記》時，曾經發(fā)生過這樣一件事：《醉翁亭記》寫成后，很快滁州各書鋪就開始售賣這篇文章。過了一陣子，歐陽修再拿起這篇文章來讀的時候，修改的欲望不期而至，于是對文章進行了脫胎換骨的修改，最后定稿。對比兩篇文章，人們發(fā)現(xiàn)原稿首段用了大段筆墨來描寫滁州四面的山，而定稿只寥寥五個字：“環(huán)滁皆山也。”宋代書鋪的刊刻速度可見一斑。

在效率與利益的驅使下，書商刊刻的詩文難免會有錯訛之處，蘇軾就遭遇了這樣的情況。有一次，蘇軾的孫子蘇仲虎拿了一本當時流行的京師本《東坡集》，誦讀其中的一首詩，念到“邊城歲暮多風雪，強壓香醪與君別”時，蘇軾勃然大怒。原來，蘇軾原詩本是“春醪”，結果書商在刊刻的時候誤印成了“香醪”。

宋代以后便逐漸統(tǒng)稱為“書坊”了，大都以堂、樓、齋、閣、居、園等字號為名，比如“富文堂”、“瑞錦堂”、“延慶堂”、“鴻運樓”、“萃古齋”、“富文齋”、“超華齋”、“養(yǎng)正齋”、“五柳居”、“崇文閣”、“麟書閣”等等。“書肆”“書坊”便是“書店”的前身。“書店”一名，最早見于清乾隆年間，距今已有200多年歷史了。

古代雖然早有書肆，但可賣的書不多。店家還常寫書根，即將書名或篇名、冊數(shù)寫于書籍的最下方，方便文人墨客閱覽購買，可是書肆里買書的人很少。究其原因，原來那時的書大都是官方印刷的，民間的書很多都是手抄本。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周紹明在著作《書籍的社會史》中提到，曾有兩個中國學者得出結論：在1912年前的大約一萬兩千部中醫(yī)古籍里面，絕大部分是手抄本。并且，在雕版印刷術發(fā)明之后，17世紀活躍于江南蘇州的16個劇作家現(xiàn)存的80個劇本里面，手抄本也是占了絕大部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印刷成本高，書店里的書價令絕大多數(shù)文人墨客望而卻步。于是，便流行了抄書。參加科考的，就只能雇一些人抄書。每張紙上面大概抄寫四五百字，二三十頁紙的價格大概是2到3文銅錢，即每張紙只需要0.1文錢抄資，比購買相類似的書籍便宜得多。15世紀早期，北宋四大文學家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和曾鞏，沒有一個人的著作可在書坊里找到。真正主要賣書的店鋪是16世紀初才出現(xiàn)。

在中國近代史上，書店也叫書局。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在江蘇、江西、浙江等10多個省建立官書局，印了一些校勘精審的古籍，其目的是宣揚儒學思想，維護封建統(tǒng)治。19世紀末，康有為等維新派在京師成立“強學書局”，發(fā)行維新變法讀物，受到慈禧太后等頑固派的鎮(zhèn)壓。20世紀初，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革命派建立了“鏡今書局”、“東大陸書局”、“國學社”等書店，大量發(fā)行《革命軍》、《猛回頭》等反清讀物，為推翻清朝帝制的辛亥革命作了思想準備。1912年元旦，中華書局在上海開業(yè)，首先出版新編的《中華教科書》，很快搶占了大部分教科書市場，迅速發(fā)展成為僅次于商務印書館的國內民間第二大出版機構。1919年五四運動后，毛澤東、惲代英、陳獨秀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都創(chuàng)辦過書店，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

從古代的書肆、書坊，到近現(xiàn)代的書局、書店，雖然名稱在不斷變化，但其實質內涵并沒有發(fā)生改變，所肩負的使命非但不曾消減，更有所增益。如今，市場上書店比比皆是，各類書籍琳瑯滿目，應有盡有，網(wǎng)上書店也十分發(fā)達，為我們買書、讀書、藏書提供了諸多方便，相比古代，更應激起我們讀書求知的欲望。（作者：潘春華；來源：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