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聲波

李勉，字嘯村，號苦吟詩人，安徽懷寧人，是清代乾隆年間兼具詩人與畫家雙重身份的文化人物。雖未躋身 “揚州八怪” 主流名錄，但其詩畫中 “用我法” 的創造精神，與鄭板橋、李鱓等文人的交游軼事，以及科舉失意卻堅守藝術本心的人生軌跡，為清代江南文化史留下了獨特注腳。

李勉少年時便展現出超群才思，童子試中以首名嶄露頭角，卻在科舉道路上屢遭挫折。這種困境并非個案 —— 清代科舉錄取率不足百分之一，江南文人 “十舉九落” 者比比皆是。他在詩中自嘲 “浪跡天涯無定蹤”，實則道盡了底層文人 “以藝謀生” 的無奈。乾隆初年，他輾轉于皖贛吳越之間，以賣書鬻畫維持生計，這種 “江湖游士” 的生存狀態，恰是 18 世紀中國文人生態的縮影。

在懷寧故里，李勉的才華得到六安州知府盧見曾的賞識。盧見曾作為清代著名文人官員，其幕府曾匯聚高鳳翰、金農等藝術家。當他出任兩淮鹽運使時，將李勉招致揚州，使其成為盧平山雅集的核心成員。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李勉的藝術視野 —— 揚州作為當時商業與文化中心，鹽商贊助的文藝活動為布衣文人提供了生存土壤，也讓他得以與李鱓并稱 “二李”，與鄭板橋、吳敬梓等形成交游網絡。

李勉與鄭板橋的交往頗具傳奇色彩。鄭板橋任濰縣知縣時，李勉曾畫贈楹聯 “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既頌其藝術造詣，又暗合其棄官歸隱的選擇。這種文人相惜的情誼，在清代江南文人間尤為典型。更值得關注的是他與吳敬梓的交誼 ——《儒林外史》中季葦蕭的形象，被學界普遍認為以李勉為原型。小說中季葦蕭 “瓜洲管關稅”“揚州娶小婦” 的情節，與李勉在兩淮鹽運使署的經歷高度吻合，吳敬梓在《文木山房詩集》中數首贈李勉的詩作，更印證了這段真實交往。

乾隆十七年（1751 年），李勉迎來人生高光時刻。乾隆南巡時，他由盧見曾推薦在南京龍潭接駕，奉召試詩獲賞。這一事件背后是清代 “文字侍從” 制度的縮影 —— 布衣文人通過帝王賞識實現階層躍升的案例雖少，卻成為科舉之外的另類通道。但李勉并未因此改變命運，18 年后盧見曾二次任職時，他依然是布衣之身，這種反差恰是清代文人命運的悲劇性注腳。

李勉的藝術主張集中體現在 “用我法” 的閑章中，這與鄭板橋 “自出己意” 的藝術理念遙相呼應。他擅畫山水、花卉，尤工墨荷，揚州博物館藏《墨荷圖軸》以淡墨寫荷葉，濃墨勾葉脈，筆法灑脫中見工穩，既有惲南田沒骨畫的韻致，又融入文人畫的寫意精神。為盧見曾繪制的《虹橋攬勝圖》曾名動一時，據《揚州畫舫錄》記載，該圖 “寫蜀岡煙景，筆墨蒼潤，得巨然遺意”，可惜原作已佚，僅存文獻記載。

其詩作留存于《嘯村近體詩》三卷，盧見曾作序稱 “嘯村詩如秋江獨釣，雖無江海波瀾，而風致自遠”。集中《過露筋祠》“行人莫話傷心事，落日空江正打漁” 等句，以白描手法寫江南景致，于平淡中見深意。這種詩畫風格，既不同于 “性靈派” 的灑脫，也有別于 “格調派” 的典雅，體現了底層文人在藝術范式轉型期的探索。

乾隆十八年（1753 年），盧見曾再任兩淮鹽運使時，見李勉已老病纏身，不禁發出 “才子命窮” 的嘆息。次年，李勉歸鄉病逝，身后僅留詩畫數卷。他的人生軌跡典型反映了清代中期文人的三重困境：科舉制度對人才的篩選局限、商業文明對藝術創作的雙重影響、以及文化轉型期的身份焦慮。

從文化史視角看，李勉的意義在于：他既是科舉制度的失意者，又是商業文化的參與者；既堅守 “士” 的精神追求，又不得不以 “藝” 謀生。這種矛盾性，恰是 18 世紀中國文人的集體鏡像。如今再看他的 “用我法” 主張，不僅是藝術風格的宣言，更是底層文人在文化高壓下尋求自我表達的精神象征 —— 如同他筆下的墨荷，雖植根淤泥，卻始終保持著獨立的審美品格。

（作者系安慶師范大學皖江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