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工”和“畫家”雖一字之差，在大芬村卻是兩個涇渭分明的概念。在這里，畫筆不僅改變了無數農民畫工的人生軌跡，也正為更多懷抱藝術夢想的人，涂抹著新的色彩與可能。

你聽說過“中國油畫第一村”嗎？

在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有個叫作“大芬”的村子，早在20多年前，它就已經從一個偏僻的小村莊發展為全國最大的油畫生產、交易基地，更叫響了“世界油畫，中國大芬”的品牌。如今，在大芬這片只有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200多家大小畫廊和門店錯落分布，約8000名油畫相關行業從業者從全國各地而來，在此安身立業。

不大的大芬村里，“畫畫”這件事有著千百種打開方式：有人用畫筆復刻經典，有人在畫布上描摹夢想，人們對藝術的理解在這里生長、交織，共同“畫”出大芬村的歲月年輪。

一個因油畫而興的村子

1989年，畫商黃江來到深圳，走進距布吉鎮3公里遠的大芬村。眼前的大芬村，農田遍布，耕牛漫步，雞鴨成群，散落著一些民房，整個村子人口不到300人。在黃江看來，地理位置偏僻的大芬村租金便宜，村里僻靜，格外適合畫畫。于是，他將“行畫”（以臨摹世界名畫為主的復制藝術品）這門生意帶到了這里，大芬村的第一間油畫作坊就此誕生。

大芬村藝術墻繪。

那時候，商品畫剛開始在內地興起，尚有很大發展空間，因此訂單增長速度異常迅猛。很快，一種“流水線作業”的模式在大芬村應運而生：一幅畫被拆解成多個環節，每位畫工專精其一，完成后傳遞給下一位，環環相扣，效率驚人。“我們跟著黃江先生來到這里，最初只有十多個人。”新世紀畫行負責人周小鴻回憶道。這批最早的“畫工”，多來自福建、廣州、東莞等地，大多曾是普通村民，并非科班出身，僅憑一些繪畫底子，經過簡單培訓，便可成為油畫工廠流水線上的一員。

競爭少，訂單多，產量從每月幾萬張一路攀升至幾十萬張。想靠畫畫謀生的人們紛紛涌向大芬村。黃江將大量訂單外放，分給小畫商和畫工們。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芬已聚集了500多名畫工，畫筆、畫布、顏料等配套產業也陸續進村。巔峰時期，全世界70%的油畫來自中國，而中國油畫的80%來自大芬。

油畫產業的發展不僅改寫了大芬村的歷史，也實實在在地改變了本地村民的生活。作為在大芬土生土長的本地村民，洪恒威記憶猶新。

坐在村集體成立的大芬股份合作公司的門前大樹底下，洪恒威注視著眼前熙攘的大芬村街景。當被問及村莊何時開始大變樣，他回答得很具體：“2000年左右吧。當時鎮政府和村委會看到油畫藝術能在這里扎根發展，覺得是個機遇，就開始改造道路和整個村的環境，慢慢就發展成現在這樣了。”他頓了頓，補充道：“以前我們房子前面都有個小庭院，也就兩三層高。現在大家集中搬到新村那邊，把老房子讓出來給畫商畫師們了。有了租金收入，加上后來股份公司的分紅，村里人手頭確實比以前寬裕多了。”

洪恒威口中的“改造”，始于1998年龍崗區和布吉鎮兩級政府的大力推動。拆除雨棚、整頓村容、修整道路……一系列動作后，藝術廣場、展廳、畫廊建起來了，彩色路面鋪開了，外墻立面美化了，街角還立起了達·芬奇的雕像，大芬村成了龍崗區名副其實的“歐洲油畫小村”。

環境好了，產業興了，村里的地皮、房子也更值錢了，原村民靠物業出租和集體經濟分紅增收致富，生活有了穩定的保障。

盡管產業走向規范，但大芬村骨子里那份獨特煙火氣卻并未消散，反而在縫隙中演化出新的生機。最典型的，就是洪恒威他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墻壁畫廊”——狹窄得僅容一兩人錯身的樓間過道里，兩堵墻壁相距不過一米，卻被顏料和畫框硬生生擠出一條流淌的色彩之河，巷子里散落著顏料桶、倚墻的畫板，以及等待風干的成品。畫工們就在這空間里，日復一日地臨摹、創作、展示甚至銷售。這里既是他們謀生的“車間”，也是藝術在煙火氣中倔強呼吸的現場。“現在住這片的人，基本都跟畫畫有關了。”洪恒威說。

2020年前后，受疫情等因素影響，大芬村外貿訂單有所下降，洪恒威清晰地感受到大芬的油畫產業發生了另一次深刻轉向，即開始往觀光旅游拓展。

2020年，大芬村成功獲評為深圳市首批“特色文化街區”。大芬油畫村文化發展中心宣傳及知識產權專員林俊彬介紹，2024年，大芬油畫村產值30億元，輻射周邊地區及產業的從業人員超2萬人，形成集創作、生產、銷售、交易、配套服務于一體的完整油畫產業鏈。“我們的目標是在5至8年內，把大芬油畫村打造成集展覽展示、特色文化、藝術教育、觀光休閑于一體的國際‘藝術+’街區，培育‘藝術+N’多元業態，成為有影響力的國際藝術街區品牌。”林俊彬說。

如今，大芬村的窄巷里，舉著手機或相機的游客身影日漸增多。他們在“墻壁畫廊”前駐足，頗有興致地點評著畫工筆下的梵高《星空》或莫奈《睡蓮》，仿佛闖入了顏料與現實交織的奇妙世界。面對這種變化，洪恒威看得很實在：“有好處，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人多了，是有點嘈雜，但也確實熱鬧。老話講‘人多就旺’，要是一個地方連個人影都看不見，哪能旺得起來？”他笑了笑，看著家鄉因油畫而興，鄉親們的生活越過越紅火，這位見證了大芬變遷的村民，打心底里感到高興。

一群被畫筆改寫人生的農民

上世紀90年代，19歲的趙小勇離開湖南邵陽老家，來到廣東深圳，那時他剛在村里學會扶犁耕地。

初到深圳，趙小勇和老鄉們一起打零工，“白天走街串巷找工作，晚上睡工地”。進工廠或工地，幾乎是像他這樣的農民工唯一的出路。但從小受父親和二哥影響，學過畫畫的趙小勇心里總有個聲音在說：“我注定是要畫畫的。”

來到深圳的第三年，趙小勇進了家工藝品廠，第一次和“畫”打上了交道。“晚上拉著窗簾窩在寢室里，沉迷畫畫。當時流行‘四小天王’，我就喜歡畫他們的肖像，一畫就畫到深更半夜。”他笑著說，“這就是我當時的追星方式。”

真正與油畫結下不解之緣，是在1996年底。偶然聽老鄉說在大芬村畫畫也能謀生，趙小勇二話不說辭了工，一頭扎進了大芬村。“那個時候來大芬村為的就是賺錢，我們日日夜夜打著赤膊，趕著訂單。”他坦言。那時的大芬村，早已聚集了數百名懷揣“靠畫賺錢”夢想的農民畫工，他們從五湖四海奔赴而來。

畫家趙小勇在工作室內講述從“畫工”向“畫家”轉型的經歷。

流水線一般的油畫工廠中，彌漫著顏料的氣味，昏暗的光線下，一群人聚集在狹小的工作室內，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畫畫，腦袋里沒有多余的想法，只有賺錢養家。

大芬村的畫工隊伍如潮汐般漲落，有人來，有人走。趙小勇見過太多畫了一年半載就離開的同行。對他而言，若不是畫畫，人生可能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也許我就和堂弟做生意去了。”他有些狡黠地笑道。畫畫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但在大芬村，想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光想著謀生遠遠不夠：“畫畫很枯燥，心里沒點熱愛撐著，很難堅持下去。”

畫畫苦，也不苦。對曾當過礦工的蔣慶北來說，“畫畫”就是他的“詩和遠方”。

蔣慶北的人生，最初被礦井的黑暗籠罩。“我爸是礦工，我岳父是礦工，我小舅子是礦工，我弟弟也是礦工，我也是礦工。”提起那段歲月，他依然感慨。17歲初中畢業，他無奈下了礦。井下潮濕、人容易渾身沉重，他力氣小，只能幫著背背火藥，干點輕巧活兒。四年里，他看著巷道里昏暗的礦燈，總盼著有一天能到地面工作，穿上干爽的衣服。

后來，蔣慶北因機緣巧合被推薦進入哈爾濱的黑龍江省藝術學校。從礦井到藝術院校，如同“從地底一下子飛到了天上”，也成了他改寫人生的轉折點。學畫之初困難重重：沒資料、缺老師。他靠著在工會俱樂部出板報、畫報頭慢慢摸索，四處尋師求教。他格外珍惜這機會：“我們那時候，沒太多個人夢想，像沒槳的小船隨波漂泊。一旦有了機會，就會拼了命抓住，不敢有半點懈怠。”

2002年，生長在白山黑水間的蔣慶北，懷著“圓夢”的心來到大芬油畫村，迎來了藝術生命的第二個春天。“離開原單位后，我想進入一個藝術市場，既能維持生活，又能畫自己想畫的東西。這對我既是挑戰，也是追求。那時大芬已經是專業的繪畫市場了，所以我選擇了這里。”他將生活的積累、內心的思考，一一傾注于筆端。

一提起畫畫，蔣慶北臉上就漾起滿足的笑，那是被畫筆改變人生的踏實感。2007年，他在大芬村辦了個特殊的培訓班。18年來，他把藝術的種子撒向更多需要的人。

在大芬美術館三樓的“壹貳·叁”油畫工作室，聽障學員用手勢熱烈交流著繪畫技巧。“在我們這兒，大家都是殘疾人，誰也不歧視誰，沒心理負擔。”蔣慶北辦班的初衷，是想讓這里成為學員們學手藝、安身立命，甚至自由創作的港灣。

蔣慶北教學極有耐心，因為和聽障學員溝通不易。他常常手把手地教，一個細節常要反復教一兩個小時。靠著這份耐心，他已帶出120名殘疾青年學畫，其中80%能自食其力了。80年代出生的傅小蘭便是其中一員。5歲時一場大火，讓她僅剩三個彎曲的手指，但這澆不滅她對繪畫的熱情。她從素描色彩起步，到自學油畫，一路堅持。在蔣慶北的培訓班，她找到了伙伴，也得到了專業指導，畫技日益精進。后來，傅小蘭還在法國舉辦了個人展覽，展露出她的藝術才華。

看著學員們從不敢下筆到自信創作，從迷茫彷徨到堅定逐夢，蔣慶北滿心欣慰：“看著他們不斷成長，以后也許能靠繪畫養家糊口，未來也許成了大畫家，而我曾經幫過他們，這足以讓我感到高興。”

在大芬村，畫筆不僅改變了無數農民畫工的人生軌跡，也正為更多懷抱藝術夢想的人，涂抹著新的色彩與可能。

一次向原創畫前進的轉型

在紀錄片《中國梵高》中，畫工趙小勇終于從深圳大芬油畫村來到了荷蘭的梵高博物館。站在自己臨摹過無數遍的《向日葵》真跡前，他沉默良久，最終吐出一句：“不一樣。”

趙小勇最初與梵高結緣，并非出于熱愛，更多是生存所需。“那時候黃江的訂單里有梵高的畫，比如《向日葵》。但畫梵高有個麻煩，油彩得堆得很厚，成本就高了。當時畫的價錢本來就不算高，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接這個活。”他回憶道。師傅把活派給了趙小勇，勸他：“先畫這些賺點錢再說吧。”趙小勇坦言：“剛開始畫，我其實真不太喜歡。”然而，當他把這批訂單畫完，心態卻悄然改變：慢慢畫著畫著，就喜歡上了。

這份由生存催生的技藝，漸漸浸染了情感。趙小勇記得，自己曾有一臺巴掌大的袖珍電視機。在小小的黑白屏幕上，他看到了中央電視臺播放的電影《梵高傳》。“看完之后，對這個人很癡迷，感覺梵高是一個異類，一個狂人，和我一樣，也是個不成流派的草根。”他說。

梵高在寫給弟弟提奧的信中有段獨白，仿佛穿透時空，與他的心境產生了奇妙的共振：“別人眼中的我是怎樣的？一文不名者、怪物、不合群的人，一個在社會毫無地位，比最卑微者更卑微的存在。但縱使如此，通過我的畫作，我要人們看見，這卑微的肉體里尚存靈魂。”

紀錄片里，趙小勇走到梵高與弟弟的墓前，他點了三支從家里帶去的煙，用中國的方式致敬這位命運坎坷的畫家。雨中的奧維爾墓園，烏鴉群飛，那正是梵高《麥田上的鴉群》畫中的場景，而趙小勇心中“做原創”的念頭愈發明晰。“我只是在臨摹梵高的畫，畢竟我是一個畫工。我到底能不能成為一個藝術家？我到底有沒有什么東西值得別人欣賞？”他這樣叩問自己。

趙小勇決定摘掉自己身上的標簽，走一條大芬許多畫工走過、但很難成功的路：從畫工，轉型成為畫家。為打破慣性，他回到湖南老家，在村口架起畫板，畫最熟悉的自己和鄉土。

走進位于大芬村的趙小勇工作室，仍然滿是梵高的元素，吊頂上貼著《中國梵高》的海報，海報里的趙小勇光著膀子舉起梵高的畫。但走廊里擺放的畫作，卻充滿了“趙小勇”的影子。“這些都是原創”，趙小勇介紹，接著他強調，“我現在不怎么做仿制畫了，以原創為主。”

“畫工”和“畫家”雖一字之差，在大芬村卻是兩個涇渭分明的概念。畫工從事的是仿制畫制作，負責將名畫手繪在畫紙上，按照臨摹質量和張數計費，收入穩定；畫家主要從事原創，按照作品收費，或許一朝成名，也或籍籍無名。

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大芬村堆積如山的畫作仿佛一夕之間失去了市場，訂單“一下就少了一半”。在地方政府的引導下，這個“世界油畫工廠”開始探索原創轉型之路，目前大芬共有國內外職業畫家400余人，其中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50人。然而這條自主創新路徑能否帶來穩定收益，直面市場的考驗？

與眾多大芬畫工不同，畫家肖水輝始終專注于原創。“學畫期間，我就很少臨摹，多以創作為主。”講話略帶廣東口音的肖水輝是油畫專業出身。2013年，聽聞大芬村兼具藝術氛圍與商業機遇，這位廣東茂名的農村青年便來此落腳，在巷尾租下月租僅900余元的小畫室。

對肖水輝來說，“找到畫的獨特價值”是原創畫產業贏得市場的關鍵一環。為了節約時間成本，他將繪畫材料替換成“像膠水一樣干得快”的丙烯顏料。女兒鐘愛的熊貓玩偶更給予他充足的創作靈感：月色下的雷峰塔、中國紅的祈年殿、富麗堂皇的花鼓等極具中國風格的建筑或物品上，一只只或趴或躺、憨態可掬的中國熊貓，十分討人喜愛。獨具東方韻味的“混搭”風作品備受青睞，單幅原畫售價便達到兩三萬元，但畫一幅就得耗費月余時間。

“成本太高，光顏料工錢就上萬元。”肖水輝又琢磨出新的價值附加鏈：將原畫印成版畫，一兩百塊就能買張復制品。還授權給服裝廠印T恤、陶瓷廠做擺件，開發出系列衍生文創產品。去年，肖水輝賣出20多幅原創，大小都有，其中《火車》系列還被《讀者》雜志選作封面。“對方通過小紅書找來，簽合同付了1500元稿費。”他指著墻上畫框中的雜志封面笑言，“原畫賣了，版權還能繼續生錢。”

一場面向未來的科技探索

今年5月20日，第二十一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大芬油畫村分會場在大芬美術館拉開帷幕。大芬油畫村自主研發的數字文化官“龍小芬”正式亮相，并接入AI大模型，能與現場觀眾直接互動、解答問題。與此同時，首屆AIGC創意大賽也在此啟動，為全球數字創作者搭建交流平臺，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藝術領域的發展路徑。

一邊是游客饒有興致地與“龍小芬”對話，另一邊藝術空間主理人馮健梅也同時在展廳里俯身調試設備。“我們特意運用AI技術，邀請全國藝術家參與創作。現在展出的50多幅作品，都由藝術家們與AI協同完成的。”她凝視著展廳里從文藝復興風格延伸到賽博朋克的時間軸展墻，解釋道：“藝術史本就是人類推動圖像變革的進程。如何用AI引領未來的創作，正是大芬亟待探索的新命題。”

面對“AI是否取代藝術家”的普遍擔憂，馮健梅坦然地笑道：“技術永遠服務于人，所有技術終將回歸人類本身。AI只是工具，無法取代藝術的情感內核。”她用指尖輕觸屏幕，靜態畫面霎時化作波濤，海浪聲隨之涌來，“AI能夠輔助創作與傳播，讓大芬從靜態的‘圖像倉庫’轉變為鮮活的藝術現場，更能在虛擬空間中拓展藝術欣賞的可能。”

這一理念，在隔壁的“創藝共生新浪潮作品展”中也得到體現。該展覽聚焦大芬本土藝術家，通過線上展示串聯實體畫廊銷售，并首次嘗試數字版權交易。“我們與廣州數交所合作，對藝術作品的文化元素進行二次創意和設計開發，并在數文易平臺上完成文化數據要素的合規確權與掛牌交易。”林俊彬介紹，“這旨在推動數字經濟與傳統藝術產業深度融合，促進大芬藝術品的IP輸出及后續的二創、N創開發，撬動龐大的后端產業鏈。”同期舉辦的“邊界綜合媒介藝術展”則打破傳統框架，藝術家們以繪畫、雕塑、影像為媒介進行跨界實驗，呈現數字化時代的多元表達。

“大芬的基因是油畫，油畫本身就是個大IP，值得深度開發。”馮健梅強調，“‘科技+藝術+產業’正是大芬的優勢所在。”這份篤定源于她在大芬27年的扎根。1998年，作為翻譯的她跟隨黃江先生來到大芬村。“我們在這里付出了青春和心血，這里就是我們的家。”馮健梅早已自視為真正的大芬村村民。

正是這份歸屬感與對產業前景的洞察，驅使她多年來致力于推動大芬油畫產業走向更廣闊的天地。她打造了“國際藝術家駐留計劃”，為受邀藝術家提供創作空間、物料及全方位在地服務，吸引全球創意人才成為大芬“新村民”。自2018年啟動以來，已有來自德國、美國、瑞士、韓國、法國等20多個國家的40余位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參與。藝術家們不僅在此創作，更與本土藝術家交流碰撞，激發新靈感。馮健梅還設立專業畫廊展示作品，并幫助藝術家對接客戶與項目，將創意轉化為經濟效益，支撐其持續創作。

國外游客在大芬村參觀。大芬油畫村文化發展中心供圖

然而，這條探索之路同樣充滿挑戰。計劃啟動不久便遭遇疫情，國際交流被迫中斷，“很多藝術家也被迫中斷創作回國”。更大的打擊發生在2023年，一場暴雨導致靠近山坡的藝術家工作室變成危房，“前期的投入幾乎被摧毀。”

盡管困難重重，馮健梅依然選擇堅持。作為民營機構，他們需獨立承擔租金、運營成本，并為每位駐留藝術家提供工作室、物料、吃住等全方位支持。當被問及收支能否持平時，她坦言：“目前確實不能持平。所以，現在還需要靠我自身其他產業的支撐來維持運營。”

談及未來，馮健梅說：“我要堅持做下去。總得有人去作這種探索和嘗試。大芬油畫村是從一個小村子，靠匯聚眾多人才才走到今天。但我們不能固守成規。時代在發展，不進步就會被淘汰。所以必須有人站出來擔當探索的先鋒。”

她的目光已投向更遠。在她眼中，大芬油畫村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趣味的藝術空間，未來更可依托“科技+藝術+產業”的優勢，讓大芬變得“更加有意思”。“文物可以‘活’起來，我們也可以讓油畫‘活’起來。”馮健梅向記者描述著她的油畫IP藍圖，“我們可以走出去，打造油畫藝術節、油畫服裝節；在深圳文博會上打造一個屬于大家的油畫嘉年華，cosplay（角色扮演）名畫人物巡游；做美術普及教育；甚至可以像冰雪大世界一樣打造一個油畫樂園，里面所有元素都跟油畫相關，肯定會很好玩、很有意思……”

從AI對話的當下實踐，到國際藝術家駐留的藝術積淀，再到油畫IP的無限暢想，大芬油畫村正以其獨特的韌性與創造力，探索著一條融合科技、人文、產業于一體的未來之路。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毛曉雅 蔣若晴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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