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男嬰離世家長獲賠88萬律師拿走55萬”一事引發關注。報道顯示，2020年初，韋先生帶著6個月大的孩子前往醫院就診，遲遲沒等來醫生，其間孩子病情突然惡化，搶救無效后死亡。韋先生認為孩子的死與在醫院等待過長、耽誤治療有關，便在2022年6月17日向涉事醫院投訴。次日，他便接到鄧姓律師主動打來的電話，稱可以幫忙處理，隨之發生了后面的事情。

獲賠88萬元，律師拿走55萬元，也就是說韋先生拿到的賠償只有33萬元，面對這種情況，他還只是覺得“代理律師好像騙了他”。與他的“后知后覺”相比，涉事的鄧律師一如既往“攬功推過”：一方面，強調案件按照司法鑒定，本應給次責賠償，是他的努力讓韋先生獲得了主責賠償。另一方面，宣稱55萬元律師費白紙黑字寫在正式的協議里，韋先生不應該反悔。事實上，這樣的策略確實一定程度奏效了，評論區里就有一些網友指責韋先生貪心不足，應該有點契約精神。

復盤該案，鄧姓律師利用了信息差和專業壁壘，耍了一些手段，包括一些不光彩的小伎倆，在服務韋先生這種法律素養不高的客戶過程中，不動聲色地完成了收割。比如，他為何能在韋先生投訴第二天就精準給其打去電話？無非是醫院內部有線人。又如，為何韋先生關鍵時刻都不在場？無非是鄧姓律師從中作梗，以聯系不上等為由，使韋先生缺席了法醫鑒定、調解等環節。再如，在關鍵文書上，雖然調解編號、賠償金額等核心信息一片空白，韋先生卻在律師的催促下茫然簽字……

深入分析可知，鄧姓律師的自辯根本經不起推敲。首先，把次責賠償談到主責賠償并不屬實：鑒定機構出具的意見認為，涉事醫院在孩子診療過程中，存在對其病情不夠重視，未盡到急診負責義務，一定程度上錯過最佳救治時機等過錯，與孩子死亡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原因力大小為次要因素，過錯參與度為16%至44%。這樣的責任比例，顯然稱不上是主責。

其次，一系列花招掩蓋不了風險代理的本質。之所以一開始以科技咨詢公司名義簽訂合同，約定賠償超過23萬元的部分將全額作為“咨詢費”，核心目的無非是想規避《關于進一步規范律師服務收費的意見》中對風險代理的嚴格限制，企圖游離在監管外。后續以其供職的律師事務所簽署補充協議，則是為了順利入賬。不然，一個科技咨詢公司又怎么能夠收取律師費呢？而按照風險代理的相關規定，收費不能高于18%。按照這一比例計算，律師費頂多16萬元，現在卻高達55萬元，遠超當事人獲得的賠償，這明顯有失公允，違背了樸素的正義觀。

在法治社會中，律師本應是公平正義的捍衛者，是當事人在法律困境中的最后依靠。當律師違背職業道德，利用專業知識和當事人的信任進行欺騙時，其造成的危害遠不止當事人財產上的損失。它動搖的是公眾對整個法律行業的信任根基，讓人們在面對法律問題時心生恐懼和迷茫。如果連律師都無法讓人相信，那普通民眾在遭遇不公、尋求法律救濟時，還能依靠誰呢？

這一事件不應僅僅歸咎于個別律師的道德敗壞，更應引發整個法律行業對監管機制、職業道德教育等方面的深刻反思。只有重塑律師行業的誠信形象，才能讓法律真正成為保障人民權益的有力武器。

收到當事人投訴的廣州市律協在通報中指出，在調查過程中發現鄧某律師還存在其他涉嫌違法違規執業行為，將一并調查處理。公眾期待律協能給出公正的調查結果，讓違規者受到應有的懲處，也讓受害者得到應有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