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再來，戚家軍安在？”中日兩國之間的關系，從未真正平靜過，尤其在軍事層面，中日之間的交鋒幾乎貫穿千年歷史，那到底有沒有哪次是真的把日本打得心服口服過呢？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戴旭對此表示：中國從來沒有單獨徹底戰勝過日本，未來可一戰永絕后患！為什么這樣說呢？

翻開史料你會發現，中日兩國最早的沖突可以追溯至唐朝時期，公元663年，唐朝在朝鮮半島的白江口與日本爆發了一場規模不小的海戰，這也是史書中記載的第一次中日正面軍事沖突。

日本當時以“倭國”名義，出兵支援朝鮮百濟復國，派出多達一千艘戰船和約四萬兵力，而唐軍則聯合新羅王國，以約一萬兵力和百余艘戰船迎戰。

最終戰局定格在唐軍的大勝——倭軍潰敗，損失慘重，戰船被焚四百艘以上，幾乎全軍覆沒。

白江口戰役之后，日本一度完全偃旗息鼓，隨之進入一個長達數百年的“向唐學習”時期，派出大量遣唐使、留學生，吸收中國文化與制度。

不過，必須指出，這場勝利并非中國單獨對日作戰，而是在朝鮮半島的戰略聯合作戰，白江口的勝利更多代表唐朝在東北亞的區域優勢，而非一次徹底壓倒日本的單邊軍事勝利。

時間快進到明代，日本已不再“安分”。大量武士、浪人流落海上，與沿海地區的走私集團勾連，形成“倭寇”問題，明朝邊防岌岌可危，百姓苦不堪言。

隨后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開始在東南沿海以一支訓練有素的“戚家軍”開展剿倭行動，他在浙江、福建多次作戰，戰績赫赫：例如臺州花街之戰，斬敵三百余人，僅有三名士兵犧牲，白水洋之戰中更是殲滅倭寇兩千余人。

然而，這些戰斗雖然表現出中國軍隊的高超戰力，卻并非與日本政府或正規軍之間的交鋒，倭寇雖多為日本浪人，但也摻雜著朝鮮、漢族走私分子，并無統一指揮，日本官方甚至默許甚至暗中縱容，抗倭雖勝，性質卻更接近打擊“非正規武裝”，無法稱為真正的中日“國戰”。

到了19世紀末，中國與日本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對國家”戰爭爆發——1894年的甲午戰爭，戰前的清朝北洋水師號稱亞洲第一，鐵甲艦配置先進，兵力不算弱。然而，日本新式軍隊戰術靈活、訓練有素，而清軍則暴露出指揮混亂、后勤糟糕、上下腐敗等體制性弊病。

戰爭結果慘烈：中國不但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最終更在《馬關條約》中被迫割讓臺灣、澎湖列島，賠款兩億兩白銀，這場戰爭不只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制度與近代化落后帶來的慘痛現實暴露。

甲午戰爭是中日關系的一個巨大轉折點，也點燃了中國內部改革、維新乃至革命的火種。

1937年，盧溝橋的一聲槍響，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與此前局部沖突不同，這一次，是兩個國家層面上的全力交鋒，日本原計劃“三個月滅亡中國”，試圖憑借閃電戰壓倒中國，但戰局的發展卻完全不同。

同年爆發的淞滬會戰中，中國國民政府投入75萬大軍對抗日軍30萬人，苦戰三個月，戰場如同絞肉機一般，整營整團輪番投入，但上海終因力量懸殊失守，南京失守后，日本推進至武漢，企圖進一步壓迫中國中部防線。

1938年，武漢會戰爆發，中國方面動員超過百萬軍隊對抗日本35萬精銳部隊，戰斗中薛岳將軍率軍在萬家嶺重創日軍第106師團，這成為整個抗戰中為數不多的大規模殲滅戰之一，盡管武漢最終失守，但抗戰態勢已從“速決戰”被拖入“持久戰”，中國的堅韌逐漸顯現。

薛岳將軍

抗戰后期，中國雖然依舊面臨嚴重的人力物力壓力，但國際局勢變化帶來希望，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對日作戰壓力分散了日本兵力，蘇聯于1945年進攻東北，迅速摧毀日本精銳關東軍。

這些外力在抗戰勝利中起到關鍵作用，也進一步表明，中國在當時雖能英勇抵抗，但在單獨對抗高度工業化日本上依舊吃力。

千年中日關系，無論是友好時期的文化交流，還是戰爭時期的血與火，留下的最大啟示在于：強權背后是實力，和平背后是戰略，白江口的勝利曾換來百年安穩，甲午的失敗則讓國家倒退數十年。

今天的中國，不能也不應以戰爭為工具去解決爭端，但必須保有讓對手“有所顧忌”的實力和戰略定力，和平不是憑空贏來的，唯有真正站穩腳跟，才能不讓子孫再流血流淚。

信息來源：
人民網：《戴旭：今天的中國人不能遺失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