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基層治理面臨 “事務繁雜與警力有限” 的永恒矛盾時，雙龍鎮龍鄉義警的實踐如同一束光，照亮了 “共建共治共享” 的破題之路。這支由群眾自發組成的隊伍，用 116 次交通疏導、127 次巡邏防控、81% 的糾紛化解率等硬核數據，不僅書寫了 “小隊伍撬動大治理” 的動人篇章，更構建了一套可復制、可推廣的基層治理經驗 —— 其價值早已超越地域界限，成為新時代群眾路線在社會治理領域的生動注腳。

一、從 “單向管理” 到 “多元共治”：治理理念的范式升級

龍鄉義警最深刻的啟示，在于打破了 “政府包打天下” 的治理慣性。在雙龍鎮的交通要道上，白永貴們的反光背心與民警的制服同樣醒目 —— 這種 “專業力量 + 民間力量” 的搭配，讓國道交叉口的擁堵時長縮短 60%，印證了 “1+1＞2” 的治理效能。更可貴的是，他們不是被動執行指令，而是主動發現需求：李明亮在護學崗上堅持三年，源于 “看著娃們安全進校園比啥都強” 的樸素心愿；王文州在石門水庫周邊巡邏，只因 “知道哪里水深、哪家人容易出事” 的本土認知。

這種轉變背后，是治理邏輯的根本革新：從 “政府端菜” 到 “群眾點菜”，從 “要我參與” 到 “我要參與”。當退休教師劉磊用方言化解工程糾紛時，當周金普在暴雨中率先跳進積水疏通排水孔時，他們完成的不僅是具體事務，更是對 “社會治理人人有責” 理念的身體力行。這種理念升級，正是基層治理現代化最核心的內涵 —— 讓群眾從治理的 “旁觀者” 變成 “主人翁”，平安建設才有了永不枯竭的動力。

二、本土化智慧的激活：基層治理的 “密碼本”

龍鄉義警的成功，在于精準激活了基層最寶貴的 “本土化資源”。他們吸納的退休村干部、教師等群體，自帶 “人熟、地熟、事熟” 的天然優勢：調解糾紛時，一句 “老少爺們抬頭不見低頭見” 比法條宣講更有效；防汛救災時，“哪條小路能繞開洪水” 的土經驗比衛星地圖更及時。這種 “在地化治理” 的智慧，在十畝地村糾紛化解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 義警劉磊用三天時間解決了干部多日未果的難題，靠的正是 “知道矛盾癥結在誰家祖墳、誰家地界” 的本土認知。

更值得稱道的是其 “柔性治理” 的方法論。在交通疏導中，擴音喇叭里傳出的不是生硬指令，而是 “三嬸子您慢點開，趕集不差這兩分鐘” 的家常話；在安全宣傳中，進校園的不是刻板課件，而是 “水庫邊的石頭滑，掉下去就喊不應” 的身邊案例。這種用 “鄉土語言” 講透 “治理道理” 的方式，讓規則意識在潛移默化中融入群眾日常，恰是基層治理 “潤物無聲” 的最高境界。

三、制度與自發的平衡術：可持續治理的關鍵支撐

龍鄉義警的經驗之所以可復制，在于其構建了 “政府引導 + 群眾自治” 的良性生態。雙龍派出所的角色定位尤為關鍵：不搞形式主義的考核，而是提供反光背心、培訓指導等必要支持；不干預具體行動，卻為義警劃定 “依法依規、自愿無償” 的邊界。這種 “到位不越位” 的指導，讓民間熱情始終在規范軌道上運行 ——14 項具體工作中，從交通疏導到防汛救災，既無越權行事的糾紛，也無消極應付的懈怠，展現了制度約束與自發活力的完美平衡。

數據最有說服力：392 人次義警參與服務卻零投訴，18 起矛盾化解后零反復，8 次緊急處置均無次生事故。這背后，是 “熱情 + 規范” 的雙重保障：既有李明亮們 “憑著良心做事” 的道德自覺，也有派出所 “定期培訓、明確權責” 的制度護航。這種平衡，正是龍鄉義警從 “臨時行動” 變成 “長效機制” 的核心密碼。

四、 群眾中藏著治理現代化的 “源頭活水”

龍鄉義警的實踐雄辯地證明：基層治理的最高水平，是讓群眾成為最大受益者，也成為最大參與者。當我們在談論 “治理能力現代化” 時，不必總盯著高精尖的技術設備 —— 看看雙龍鎮那些戴著紅袖章的義警，他們用電動車代替巡邏車，用擴音喇叭代替執法記錄儀，卻用最樸素的方式實現了 “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

這支隊伍的價值，不僅在于為雙龍鎮帶來了 98.6% 的群眾安全感，更在于揭示了一個真理：群眾不是治理的對象，而是治理的力量；基層不是難題的洼地，而是智慧的源泉。從交通路口到校園周邊，從調解現場到救災一線，龍鄉義警們用腳步丈量責任的身影，正在成為新時代基層治理最動人的風景 —— 這風景里，有平安中國的根基，更有共建共治共享的未來。

（李海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