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史學家，童書業(yè)是屬于那種心有靈犀、腦有慧根、悟性極高、才華橫溢型的。他早歲跟名師學畫有年，但終因“畫工有余，天趣不足”而未得馳名畫苑，不過，童曾畫過一幅“自畫像”，卻惟妙惟肖，天趣十足。在山東大學干部檔案中，我們查到了一份童書業(yè)1951年9月10日寫的“自傳”，——大概是在“思想改造運動”高潮期間寫的；其間，他對自己做了以下分析：

我現(xiàn)在信仰馬列主義，曾任馬列主義課程，思想作風上似比前提高。但缺點尚多：我的優(yōu)點是：①能服從真理。②對人還寬厚。③有相當天分。④讀書尚多。⑤在過去被稱為“刻苦耐勞”，但現(xiàn)在比起共產黨員來，相差很遠。⑥學問興趣很廣（我所研究過的學問，約有史學、美術、哲學、心理學、文學等，曾寫過二百萬左右字的學術著述）。⑦認真負責。⑧尚能改過。我的缺點是：①拘泥。②膽小，缺乏斗爭勇氣。③神經過敏。④易動感情。⑤個人主義。⑥名士派作風。⑦缺乏原則性。⑧不善社會活動。⑨常遷就人。⑩有時缺乏自信。

對多少了解童的為人的人來說，這幅“自畫像”簡直可以說太傳神了。看了這幅自畫像，一個長于讀書、拙于處世、血肉豐滿、蓬頭垢面的“書呆子”就站在你的面前。

“有相當天分”，看來童書業(yè)頗以此自負。這句自我評價的話，他的老師顧先生、他的老師的老師適之先生，大概都說不出口，因為這畢竟有點太難為情了，盡管他們二位也都“有相當天分”。但這句話出自童書業(yè)之口，沒有人會覺得突然，反覺得太自然了。因為童就是這樣一位質樸、本色和率真的人。對人對己都是如此。事實上也確是如此。童所具有的“相當天分”表現(xiàn)在許多方面，其中最為人驚嘆的是他超凡的記憶力。他6歲開蒙，由其祖父教讀《詩經》，從7歲至15歲，跟請的家庭教師先后讀完了《詩經》、《左傳》、《禮記》、《綱鑒易知錄》、《四書》、《書經》、《易經》、《儀禮》、《爾雅》、《古文筆法百篇》、《唐詩三百首》、《古詩源》、《公羊傳》、《谷梁傳》、《周禮》、《孝經》、《老子》、《孫子》等古籍。以上這些古籍，據說除《公羊傳》、《谷梁傳》、《周禮》、《孝經》和《綱鑒易知錄》等只是點閱外，其余的全能夠背誦如流，包括詰屈聱牙、極為拗口的《尚書》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而且任人隨意翻出一頁，任意讀一句，他馬上可以接著背誦下去。這些古籍里某個詞出現(xiàn)幾次他不用查立刻就可以告訴你。

他的老師顧頡剛說，近人的學術論著童看過一遍就能歷舉其主要內容和論點。所以，他做學問從不制卡片，因為他的頭腦就是極好的卡片柜，他可以在頭腦中對各書記載的某人某事進行比較分析，從矛盾處找出問題，經過嚴密的邏輯推理，便形成一篇獨具見解的文章。寫作前從不摘錄史料，寫作中也不翻查古籍，但引據的史料大都準確無誤。正因為有這種超凡的記憶力，所以他講課從不帶講稿。據他的學生說，每次上課他都是徒手而來，即席發(fā)揮，滔滔不絕，有條不紊，沒有多余的話，全憑嚴密的邏輯征服人。而且每當他講完一個大段落，宣布“好，今天就講到這里”時，下課的鈴聲也總是同時或在一兩分鐘內響起，遲早從不曾超過三分鐘以上，準確的程度不亞于鐘表。

童書業(yè)不但有過目成誦的本領，也有過耳不忘的能耐。在山東大學內外傳為美談的是：有一次，華崗校長為全校師生做社會發(fā)展史的報告，童坐在臺下靜聽。會后討論時老師們對報告的內容發(fā)生爭論，都認為自己記得準確，請他評判，他于是將華校長的話整段整段地復述下來，一點也不走樣，所以醫(yī)學院的師生要求補聽報告時，學校便請童書業(yè)去代為傳達：據說傳達時不但一字不漏，而且華校長講到什么地方咳一聲他也跟著咳一聲。

令許多人迷惑不解的是，他在記書上的超人的記憶力，到了記人、記路等事上就完全失靈了：據他的女公子童教英（1960年代初期山東大學歷史系學生）說：童自幼愛看京戲，尤好武打戲。到青島后，有時晚上也會外出看戲。青島的路依山勢而修，蜿蜒曲折而無定向。他到青島數年后仍辨不清路向。一次晚間從戲園出來走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去問路。派出所民警不相信眼前這位不修邊幅的瘦弱者是山東大學的教授，打電話到山東大學值班室，學校只得派車將他接回。 又有一天晚上，童書業(yè)闖進學生宿舍，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我叫童書業(yè)，是歷史系副主任，要回家認不得路了，請誰送我回去。”于是歷史系的學生孫達人恭恭敬敬送他回府。至于他不記人姓名的傳說也很多，其中說他老是記不住歷史系黨支部書記的姓，每次去系里，見了這位書記，總是問他“您貴姓”。與記性壞得出奇相映成趣的是，生活上馬虎、拙笨得也出奇，一切都需要人料理，從不修邊幅。后來成為他的長婿的黃永年，1942年第一次見他時，他才34歲，但頭發(fā)之亂、衣服之爛且臟已令人感到難以接受。解放前夕在上海，他一年四季老是穿雙半破的黑色膠底鞋，也讓當年的黃永年感到實在寒酸不堪。有一次黃永年陪他去私立光華大學宿舍去看呂思勉，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起來，原來褲帶斷了，黃永年一看，已爛得無法接。好在不在大馬路上，趕快到附近小雜貨店買了一條給他換上。據他的女婿分析，童外表臟亂差，主要還不是生活貧困所致，而是因為他把全副心力都用在學問上了，無暇顧及穿衣、理發(fā)這類題外之事。

1949年暑假后，童應聘只身前來青島山東大學任教，因一時無人料理生活，他到任兩三個月內，從未脫過衣服睡覺，帶來的行李卷也從未打開過，晚上就和衣睡在壁櫥里。從不沖抽水馬桶，也從來不知道自己洗腳。有一次去醫(yī)院說是腳疼，醫(yī)生看了看說，回去洗一洗、剪一剪就好了。他所最愛做的、最癡迷的就是讀書、作文和備課，在生活上一塌糊涂，在應付社會上也一塌糊涂，他女公子說他“那般絕頂聰明的頭腦……無論如何弄不懂人情世故，直至離開人間，對社會、對人的了解仍如赤子一般”。 他對學問大概太專注了，完全達到了那種物我兩忘、四大皆空的程度。

“神經過敏”，童書業(yè)自認為是缺點，勿寧說是他的一個突出特點。他女公子說他“自幼敏感，敏感到近乎神經質的程度”。 他在自撰的《知非簡譜》1912年條寫到：“據先父告余：是年因患肺炎引起精神病，類強迫觀念癥，經中醫(yī)治療，不久即愈。”13歲時，“復患強迫觀念癥，不甚劇。”到了38歲上，則“因體弱受刺激多，強迫觀念癥日趨嚴重”。39歲上，“強迫觀念癥大發(fā)，進入正式精神病階段。然自知力甚強”。 這個時候，抗戰(zhàn)時停辦的上海市立博物館已正式復館，童的好友楊寬任館長，童就任該館歷史部主任。而此時顧頡剛也由大后方回到了上海，師生二人在因戰(zhàn)亂闊別8年之后得以再次聚首。

1946年5月9日，童書業(yè)、楊寬等人拜訪顧頡剛，于是顧的日記中便有了如下記載：“丕繩神經有病，常疑其稿子被人盜竊，雖理智知其不然，而此念糾纏彌甚。” 楊寬在他晚年寫的回憶錄中，更為詳細地披露了當年童強迫觀念癥發(fā)作時的具體情形：這時他已由“神經質”導致“強迫觀念癥”，害怕別人竄改他已經發(fā)表的文章和未發(fā)表的文稿，他把自己的文章和文稿用幾層紙包好和封好，要楊寬在這個封好的包上簽字和蓋章，他才放心。楊寬認為，“這是相信康有為等今文經學家所說劉歆竄改群經之說著了迷，已經發(fā)表的文章別人怎么能竄改？未發(fā)表的文章別人改了也看得出。沒有這樣做的必要。但是他一定要這樣做，這大概就是‘強迫觀念癥’”。

楊寬說，童書業(yè)雖然患有精神病，但是當他教書和寫文章時，頭腦是很清楚的，他常出口成章，下筆成文。他寫文章時，常請人代為執(zhí)筆，他口中一句一句地講，代筆者一句一句地記，就成文章。楊寬感到，童書業(yè)多才多藝，聰明絕頂，但是猜疑太過，就產生精神病。童的這種精神病對解放后的楊寬曾造成比較深的傷害，這是后話。

童書業(yè)自幼就敏感，而且敏感到神經質的程度。敏感，尤其是過敏的一個通常表現(xiàn)，就是疑神疑鬼，疑心過重。在楊寬看來，這是童書業(yè)跟隨顧頡剛搞“疑古辨?zhèn)巍钡囊粋€因素。“疑古”的結果，尤其是懷疑劉歆遍竄群經的結果，反轉過來，又加劇了童原有的病情。

童的女公子對乃父這時的病情作了這樣的描述：抗戰(zhàn)期間，處于顛沛流離中的他還承擔著一家五口的生活重負，尤其1945年之后，物價飛漲，雖然顧頡剛將她姐妹三人及她母親安置在蘇州祖籍居住，但生活的沉重壓力仍使他精神瀕臨崩潰。1946年經人介紹，認識了上海著名精神病學專家粟宗華，交談之下，大為欽佩，于是自己也去研究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他真是聰明絕頂，到1948年，不僅發(fā)表了這方面的論文，而且寫成《精神病與心理衛(wèi)生》一書，用筆名由中華書局出版。1949年以后到青島，曾給山東大學醫(yī)學院附屬護士學校講“護士心理學”，吸引了不少醫(yī)學院學生聽課，課堂由小教室換大教室，大教室換小禮堂，成為當時青島醫(yī)學界轟動一時的新聞。據說，1949年后，他又接受了蘇聯(lián)的巴甫洛夫學派的觀點，繼續(xù)研究精神病學，尤其是強迫觀念癥。不僅研究，他還給遠近慕名而來的人治療強迫觀念癥，且有一定療效。1967年末，他到濟南一女工家中為其治病，天氣突變，歸后染上感冒，又轉為肺氣腫。在當時那種動亂的背景下未得及時治療，遂于次年元月8日凄然離世。在他女兒看來，她父親“生命的歷程是在與精神病學有關的事件上走到終點的”。 而且據說童“生前極為苦惱之事”，就是他在“心理學和精神病學領域的研究鮮為人知”且“不被人理解”。

童書業(yè)真是多災多難，不但患有精神疾病，身體亦自幼羸弱多病。如同其家人所說：終其一生，從未見他強壯過，尤其逝世前幾年，他的肺結核病復發(fā)，左肺已爛成一個巨形孔洞。看著他為著一個個課題，連續(xù)伏案寫作，甚至通宵達旦，然后洗把臉，喝杯牛奶又精神抖擻地去上課，不論什么人都難以想象，如此瘦弱的身軀，怎么會蘊藏著那么旺盛的學術生命力！

就是帶著這羸弱的身體、過敏的神經、卓絕的理解分析能力、超常的記憶力和對先秦古籍爛熟于心的舊學根柢，童書業(yè)走向了顧頡剛。從已有的材料來看，童、顧在1930年代初相遇不是偶然的。1930年代初的顧頡剛，正處在一生聲望的顛峰上，那時的他如同一塊有巨大的吸引力的磁鐵，將散落在全國各地的富含鐵質的讀書種子吸引過去。而童書業(yè)這顆讀書種子，在1930年代初正隨風飄蕩，正不知落在何處：貧瘠的山地？高寒的邊陲？豐饒肥美的沃土？他之被顧頡剛吸引，正所謂勢所必至。

選自王學典等著《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山東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