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鄉土中國”為鏡鑒:
費孝通論“門羅主義”
費孝通與美國“門羅主義”之間,究竟存在什么關系?在社會學、人類學學科領域之外,不少學人知道費孝通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巨擘,“鄉土中國”概念的提出者與闡發者,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念的重要闡發者,社會學、人類學學科領域內的研究者則有可能進一步了解費孝通是“社區研究”(community studies)學術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光大者。然而,如果將費孝通與“門羅主義”這樣的國際政治議題關聯在一起,給大多數人的直覺會是不協調乃至突兀。
二者之間的連接線索,是費孝通關于海外社會的隨筆與評論。我們完全可以將費孝通與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歸為一類:他們都是遠渡重洋、“在他處思考”的學人,并留下了重要的著作。托克維爾在19世紀上半葉寫了《論美國的民主》(更準確的譯名應該是“民主在美國”),至今仍是美國人自我理解的思想鏡鑒。而費孝通1943年6月—1944年7月通過中美兩國政府支持的學者交流項目,在美國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學術訪問,期間用中文寫了一系列隨筆與評論,其中《旅美寄言》(共8篇)在昆明的《生活導報》上連載;1945年,費孝通在生活書店出版旅美札記《初訪美國》;1947年,費孝通在讀到美國女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之后,有感而發,寫下了題為《美國人的性格》的同名札記,同年由生活書店出版。1979年,費孝通時隔35年后重訪美國,又寫了《訪美掠影》,1980年由三聯書店出版。1936-1938年,費孝通就讀于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最終獲得博士學位。1946年,費孝通重訪英倫。他通過留學和后續的訪問經歷,保持了對英國的觀察和思考。1983年,費孝通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在1946年4月-1947年5月之間所撰寫的隨筆《重訪英倫》,在其中亦包含了一些對美國的評論。
青年時期的費孝通
我們可以在一種松散的意義上,將這些論著視為費孝通的“區域與國別研究”著作,屬于費孝通“三圈”論述的“外圈”部分:“內圈”的核心內容是對中國內地“鄉土社會”的思考,“中間圈”是對中國邊疆民族地區的考察,“外圈”則是他的海外民族志論述。“門羅主義”出現在費孝通“外圈”論述的邊緣地帶,以往也很少引起人們注意。目力所及,劉琪發表于2008年《中國人類學評論》上的《異鄉之旅——讀費孝通<美國與美國人>》是少有的觸及到費孝通“門羅主義”論述的文章,注意到了費孝通將“杜魯門主義”置于“門羅主義”傳統中進行評論,并對費孝通的中美比較視角,作了進一步剖析。陳占江《作為方法的鄉土——以費孝通著述為中心》指出“在行走鄉土的間隙,海外行走亦構成費孝通思想的經驗之源”,并對費孝通“以鄉土為方法”的理論視野作出闡述。不過,迄今為止,對費孝通涉及“門羅主義”的著述,國內國際學界還沒有專題性的探討。對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學術史而言,這一“學術空白”或許無關宏旨,但就“門羅主義”的全球傳播史和接受史,以及中國自身的“區域國別學”學術史而言,費孝通如何理解“門羅主義”,就具有了相當的重要性:首先,這是一位泰斗級的中國學術巨擘對于美國外交政策的思考與評論;其次,費孝通訪美的1943-1944年,恰如伍廷芳擔任駐美公使的20世紀初,都是美國國內精英圍繞著本國在全球秩序中的定位和未來政策進行激烈辯論的一段時期。考察一位卓越的中國學者在近80年前如何觀察和評論美國在大變局下的自我定位,有助于當代的“區域與國別研究”獲得歷史縱深,建立自己的本土學術譜系。
事實上,至遲在大學本科時期,費孝通就已經接觸到了“門羅主義”的概念。根據費孝通的自述,他在1930年到燕京大學上學后,有一次假期回蘇州,借到了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費孝通翻譯為烏格朋)《社會變遷》一書,于是就利用假期把它翻譯了出來,后來經過妻子王同惠的校對后發表。1930年,費孝通只有20歲,即便在其1936年赴英留學之時,也不過是26歲。在其翻譯的奧格本《社會變遷》第四章《發明及傳播的困難》中,奧格本在探討“新觀念可以用舊形式來表白”的時候,以“門羅主義”為例,指出:“美國的門羅主義,起始是防御外強移禍于美國的外交政策,但若帝國主義日盛,則很可變為美國以經濟侵略別國的工具。這種托梁換柱的方法,實在較另起爐灶為巧妙。所以發明及采用新發明實在比改良舊有的文化困難。”如同20世紀初的梁啟超一般,奧格本注意到“門羅主義”的解釋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以至于可以從一種防御政策轉變為實質上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因而符合“舊瓶裝新酒”的基本原理。
然而,如果考察費孝通的著述中關于“門羅主義”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奧格本對“門羅主義”的這句論述,對他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真正對費孝通的論述發揮重要影響的,是美國傳播學巨擘瓦爾特·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但費孝通對于李普曼的理解和運用,其實又是高度選擇性的,并非對李普曼著作的忠實轉述。如果我們進一步深入費孝通對“門羅主義”的認識,可以發現其中最具有特色之處,是通過對中美兩國移民心理的比較研究,尋找“門羅主義”的根源,從而提供了一個對“門羅主義”的心理學解釋。而這恰恰是他以“鄉土中國”為鏡鑒所獲得的認識。這一解釋在預測戰后美國外交政策走向的的時候在一定程度上蹈空,但其問題意識和路徑,卻包含著一些對于今人有啟發的內容,值得認真總結。
01
解讀李普曼《美國外交政策:共和國之盾》
沃爾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1974)
我們至少可以找到兩個文本上的證據,證明費孝通對“門羅主義”的思考受到李普曼的影響。費孝通首先在發表于《民主周刊》1946年第3卷第3期的《東北問題的國際背境》一文中提到了李普曼:“美國的外交政策,按李普門的說法,也可以分為二期,以1900年為界。1898年美西戰爭,美國由西班牙那里得到了菲律賓。在這之前,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門羅主義,就是要使美國自成一個單位,不令外國的勢力干涉,美國也不去干涉外國的事。這政策得到了英國的默契和支持。但自從得到菲律賓之后,美國的勢力在太平洋擴大了,它開始進入了太平洋的舞臺。為著保障菲律賓的安全,防止日本的侵略,它希望有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出現,對于中國,采取了領土完整和門戶開放的政策。”在1947年出版的《美國人的性格》中《原是負氣出了門》這篇評論中,費孝通再次提到李普曼:“李普門說美國外交政策中只有門羅主義是一貫的,持久的;除此簡直說不上任何外交政策。”
費孝通在這兩篇評論中并沒有交代他引用的李普曼論述的出處,但從具體內容來看,應該是李普曼1943年出版的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美國外交政策:共和國之盾》)。美國1941年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知識界圍繞著美國未來的外交政策激烈辯論,李普曼在這本出版于1943年的著作中,對美國外交政策發表系統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原理:“在外交關系中,正如在所有其他關系中一樣,只有在承諾和權力達到平衡時才能形成政策。這是一個被遺忘的原則,如果美國要實現它迫切想要的外交政策,就必須恢復這一原則并將其恢復到美國思想的首要位置。”其對“門羅主義”的論述,即基于這一原理而展開。
在1946年發表的《東北問題的國際背境》中,費孝通準確地轉述了李普曼對于美國外交政策的分期:從1823年“門羅主義”的提出到1898年美西戰爭,是“門羅主義”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但費孝通對于“門羅主義”的具體內涵的理解,卻出現了細微的滑動和偏移。費孝通在該文中認為,“門羅主義”,“就是要使美國自成一個單位,不令外國的勢力干涉,美國也不去干涉外國的事”。但這并不是李普曼對于“門羅主義”的解釋。李普曼強調的是恰恰是,“門羅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越出自身邊界的意義:“美國承擔了其大陸界限之外的義務。門羅總統將美國的保護范圍擴大到整個西半球,并宣稱,美國將冒著戰爭的風險,抵制在這個半球建立新的歐洲帝國。禁令針對的是西班牙、法國、俄羅斯和奧地利。”
在《東北問題的國際背境》中,費孝通指出,“門羅主義”政策得到了英國的默契和支持,這是對李普曼的正確轉述。事實上,李普曼反復強調的一點是,從1823年到1898年,美國人對于“門羅主義”何以發揮作用,并沒有正確的認知。盡管當時英美不是盟友,英國還在許多重要的時刻與美國發生沖突,但英國不希望歐陸列強加強對于美洲的控制,因而運用其海軍,發揮了拒止歐陸列強的作用,而美國無意識地享受了這種拒止的成果。在李普曼看來,這種“不勞而獲”給美國人的錯覺是,他們不依靠結盟的力量,就能夠達到拒斥歐洲列強的作用。于是,“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生活在這樣的幻想中:我們的立場和我們的承諾是不可侵犯的”。他們相信,美國即便不依靠結盟,也能維持自己的承諾。
《東北問題的國際背境》,《民主》周刊1946年第三卷第三期
1898年美西戰爭的勝利,使得美國成為一個太平洋大國,它的權力已經遠遠越出了美洲,背負著前所未有的承諾。然而在李普曼看來,美國的外交政策恰恰進入了一個紊亂期。美國人相信舊的外交方針還可以延續,這種態度被稱為“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李普曼認為這個名字是有誤導性的,因為問題并不在于是否“孤立”,而在于美國是否能夠兌現自己的外交承諾。美國的承諾范圍與日俱增,然而“門羅主義”順利運行所依靠的英美非正式盟友關系,卻已經遭到了削弱, 這導致美國并沒有力量來兌現自己與日俱增的承諾。在李普曼看來,威爾遜總統和他的國內政敵,都同樣錯誤地認為,美國從來都沒有盟友,最純粹的美國傳統是反對結盟的,這種錯誤的認識源于沒有正視英國在“門羅主義”政策運作中起到的實質性支撐作用。
在1943年的背景下,李普曼強調從1898年開始美國外交政策陷入紊亂,正是為了在新的時勢之下,重建承諾與力量之間的平衡關系。他強調英國對于“門羅主義”運作的支撐作用,是為了駁斥“美國沒有結盟傳統”這一常見認識,認為與英國的實質性聯盟,恰恰是美國兌現其外交承諾的關鍵所在。在1943年的語境下,李普曼強調的是,要兌現美國的外交承諾,需要維持與蘇聯、英國以及中國的盟友關系,在未來的戰后秩序之中,需要防止德國與日本等戰敗國重新崛起。
費孝通對李普曼的閱讀是高度選擇性的。他從李普曼的文本中獲得了“英國對于美國很重要”的印象,但并沒有深入挖掘李普曼強調結盟的重要性的實踐意圖。更重要的是,費孝通對“門羅主義”形成了“孤立主義”的印象,這種“孤立主義”甚至可以是最徹底的孤立主義,即不僅不管美洲之外的事情,甚至也不管外國的事情。這當然可能是一個寫作過快導致的筆誤,因為在1947年的論述中,費孝通明確地將“門羅主義”與“美洲”空間關聯在一起。費孝通并沒有在文本中呈現李普曼關于英美實質性聯盟是“門羅主義”順利運作之基礎這一觀點,“英國對美國很重要”“美國奉行孤立主義”兩個觀點在他的行文中并行不悖。于是,1898年后的美國外交政策,被費孝通視為相對之前外交政策的根本性轉向。費孝通指出:“但自從得到菲律賓之后,美國的勢力在太平洋擴大了,它開始進入了太平洋的舞臺。為著保障菲律賓的安全,防止日本的侵略,它希望有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出現,對于中國,采取了領土完整和門戶開放的政策。”在此,“門戶開放”被視為“門羅主義”的對立面。但這顯然不是李普曼的看法。
02
以“鄉土中國”為鏡鑒
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
如前所述,費孝通對于李普曼的選擇性閱讀,得到的是“門羅主義”=“孤立主義”的印象。這種閱讀很快在費孝通對于美國人的性格的分析中發揮其作用。《美國人的性格》是費孝通受到美國女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美國性格》)一書影響的產物,而米德的國民性研究,又可以追溯到其導師、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博厄斯發展了19世紀德意志浪漫主義思想中的“文化”(Kultur)概念,反思立足于單線進化、尋找普遍進化法則的古典進化論,認為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每種文化都可以體現作為其基礎的社會與民族的獨特性。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的“國民性”研究,與近代中日兩國盛行的基于“文明等級論”的“國民性”研究,具有相反的訴求,具有反對“歐洲中心主義”與“白人種族優越論”的意涵。在19世紀典型的“文明等級論”之下,基于農業的“鄉土社會”至多具有“半文明”或“半開化”的屬性。然而,在文化相對主義的視野下,“鄉土社會”可以具有和“移民社會”平等的尊嚴。
在《美國人的性格》中《原是負氣出了門》一文中,費孝通分析美國人對于歐洲的復雜的感情,他的基本觀點是:美國是歐洲的“逆子”,歐洲是美國的“嚴父”。如果說西班牙對其移居到中美洲的臣民相對仁慈的話,來到北美的移民,或多或少遭遇到歐洲嚴酷的一面。費孝通評論指出:“......北美......吸引了虔誠地想在地上建筑天堂的清教徒,寧愿短期賣身以求不再挨餓的饑民。充滿著威脅、匱乏的歐洲才有這無數背井離鄉、拋棄父母之邦的移民,一個向歐洲要求獨立的美國。”
而在《美國人的性格》中的《美國在旅程的盡頭》一文中,費孝通更是明確地指出,對于來到北美大陸的移民而言,“祖國”并不是落葉歸根的地方,“大多是代表著窮困,壓迫,不自由的陳尸”。不僅如此,“祖國”還是他們在新大陸上發展的障礙,是他們試圖拋棄的過去。而他們的父母在他們的心理上是“強項的,可怕的,不可親的,甚至是可恨的”。費孝通因此認為,這些遭遇祖國殘酷的一面的移民,是“負氣出了門”,表現出一種復雜的心理狀態:他們想報復歐洲,但報復的目的是為了讓后者說一聲“好孩子”;由于負氣,他們決沒有絲毫要回鄉的念頭,而是決心要在新大陸創立個更好的世界給大西洋那邊的人看看。同時,為了將來自不同歐洲國家的移民整合為一體,他們就需要弱化與歐洲祖籍地的聯系,從而減少鄉情帶來的離心力。于是,“孤立成了美國立國的基本精神”。費孝通指出,所謂“孤立”就是指不管閑事,尤其是不管歐洲的閑事,“門羅主義是孤立主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不管閑事主義;美國這個負氣的孩子惟一希望的是關了門做個樣子出來給人看看。”
費孝通在《原是負氣出了門》中認為,美國人對于歐洲“即使不幸災樂禍,但是也不會發生姑奶奶對娘家的關切”。這一評論有一個重要的比較對象,那就是中國的海外華僑。華僑身處海外,但積極投錢支持辛亥革命,支持中國的抗戰,那是因為他們還抱著回鄉的愿望,中國是他們“葉落歸根”的地方;不但如此,“祖國的不爭氣是他們受人歧視和欺侮的原因,他們不能不關心祖國。”在美國的華人長期遭遇主流社會的排斥,因而對于祖國更加關心。相比之下,從歐洲到北美的移民,就沒有這樣的對故鄉的眷戀,而且在新大陸上,他們靠著自己的白皮膚,就可以避免因為自己的祖籍來源所引發的歧視,即便有這樣的歧視,也可以很快洗脫。他們的心態就如同“私逃出門的逆子”,對于壓迫他們的老家充滿忿恨,發誓不再回去,往往矯枉過正地要與自己的老家隔絕,改變自己的口音與名字,避免與曾經的同胞接觸。費孝通觀察到,美國人在生活中極其認可歐洲的標準,但他們虛心學習歐洲的學術,恰恰是為了“強爺娘,勝祖宗”,“但有機會,也要在嚴父面前發泄一下,爭一個面子”,讓老家的人說他們一句“有志氣”。
費孝通1947年出版《美國的性格》,在第二年即出版了其經典作品《鄉土中國》。費孝通后來指出,兩書雖然主題不同,但旨趣均在于研究國民社會性格,可謂“姊妹篇”:“這兩本書可以合著看,因為我在這書里是以中國的事實來說明鄉土社會的特性,和Mead女士根據美國的事實說明‘移民社會’的特性在方法論上是相通的。”劉琪評論指出,費孝通所說的“共通的方法”,就是接受瑪格麗特·米德將社會視為高于個人的獨立實體的看法,將大量具體的人與事作為理解宏觀社會特征的切入點,而非目光停留的焦點。而他不斷對中美兩個社會進行比較,同時深化了對于兩個社會的認識。 這是很有洞見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通過對中美兩國移民心理的分析,費孝通為“門羅主義”提供了一個心理學解釋,斷定美國人“負氣”的參照,正是中國移民的“不負氣”和對故鄉的溫情脈脈。在此,費孝通調用了他對“三圈”著述中的“內圈”——中國內地“鄉土社會”的理解,來理解“外圈”所發生的經驗。
費孝通:《美國人的性格》,岳麓書社2021年版
我們還可以借助費孝通在同一時期對于英國的思考,來確認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參照系的存在。在1947年3月所作的《重訪英倫》中《訪堪村話農業》這一篇中,費孝通記錄了他去離牛津20里路的堪德靈頓(Kidlington)拜訪朋友所引發的思考。他的朋友溫德先生并非農民,但住在那里。費孝通因而感嘆“英國鄉村多少已經成了為一些不需要常住在城市里,而又想暫時享受一些清閑生活的人預備下的一個短期避世的別墅”。而他對接他的溫德先生感嘆:“你希望我看到一個英國的鄉村,但是我怕我看到的也許只是你們都市的后園”。費孝通之所以對朋友這樣評論,是因為他認為英國已經是一個很少土氣的地方,鄉村人口只有全國人口的20%,但中國只有20%的人不住在鄉村里。而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費孝通指出:“500年前他們和我們也差不多,大家都是靠土地吃飯的。自從這個島國的海上交通發達之后,他們就發現向海外去買糧食回來比在自己的土地上長糧食來的便宜......一步一步,英國在農業上撤退下來,成了個不必自己耕植畜牧的國家了。農業的式微使得鄉村的經濟基礎徹底改變了。”而世界大戰一爆發,英國的海上運輸受到阻礙,馬上發生糧食恐慌,因而導致英國政府重新重視農業。費孝通評論說:“...... 英國不能不重視農業,表明他們的經濟已走出了擴展的時期。”費孝通之所以能對英國農村與農業的特征做出這樣的概括,恰恰是因為他以中國鄉土社會的經驗作為參照。在同一篇隨筆中,費孝通還有一句看似漫不經心的評論:“英國至少有一點和美國人不同,他們和泥土接觸的愛好”。“鄉土性”不等于“農業”,費孝通不可能不知道,美國的農業要比英國發達得多。費孝通提供的是一個“鄉土性”而非農業發達程度的排序,在其中,中國強于英國,而英國又強于美國。
在《原是負氣出了門》中,費孝通以“鄉土中國”為鏡鑒,推出了美國這個“移民社會”的基本心理機制,并試圖以這種心理分析來理解二戰中美國的外交政策走向,并預測未來的發展。費孝通認為英國首相丘吉爾向美國求援,意味著“放逐這逆子的嚴父已經低頭了。非但低頭,而且伸出了手,期待著這已經自立的孩子的反哺了”。 而美國的態度是,為了自身的安全,為了在歐洲面前獲得道德上的勝利,它可以出兵歐洲,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孤立與不管閑事的傳統。“逆子”并不會輕易回頭。
接下來,費孝通過渡到對于“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的評論。眾所周知,“杜魯門主義”源于杜魯門總統1947年3月12日致國會的國情咨文,在其中,杜魯門大講兩種生活方式的對立,認為美國的政策應當是支持“自由制度”與“自由民族”。杜魯門稱,“美國幫助自由和獨立的民族去維護他們的自由,將有助于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發揮作用”,而具體的政策則是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幫助它們鎮壓共產主義運動。杜魯門主義的提出,標志著美蘇同盟關系的終結和冷戰的開始。而費孝通認為,“杜魯門主義”只是“門羅主義”的擴大,過去的“門羅主義”是為了捍衛大陸的安全,而現在“門羅主義”所求的美洲的安全與孤立,無非是加上太平洋與大西洋兩個外圍以及在兩洋對岸建筑下的空軍站。費孝通認為,“在兩洋邊緣的國家也許會感到近似侵略性的壓力,但是這壓力的來源卻是美洲的要保持孤立”。
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總統致國會關于希臘、土耳其的國情咨文
費孝通堅持認為,美國人“背叛嚴父自求獨立”心態根本上沒有變化,杜魯門“不過是個現代化的門羅”。而杜魯門對聯合國的態度似乎印證了他的這一觀察。聯合國建立的基礎是美、蘇、英、中等國的反法西斯同盟,它的預設是各國能夠在新的制度結構中維持戰時的同盟。然而,在1947年,杜魯門繞過聯合國,直接簽署《援助希、土法案》,與蘇聯直接對抗,這被費孝通視為對聯合國的拋棄。費孝通評論指出:“聯合國巨廈的基石剛剛安定在紐約的島上,而杜魯門卻已開始了放棄這國際組織的行動。這真是使我們哭笑不得的諷刺,不但告訴了我們美國傳統里的矛盾,而且告訴了我們,這矛盾已化成了世界共同的矛盾了。”不過,說杜魯門放棄聯合國,恐怕又是一個操之過急的評論,因為不久之后,杜魯門積極運用聯合國來達到自己的外交目的,在蘇聯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以“聯合國軍”的名義出兵朝鮮的決議。作為聯合國創建基石的美蘇聯盟固然崩潰了,但聯合國并沒有崩潰,而是繼續成為美蘇斗爭的平臺。
在費孝通1943-1944年訪美期間,美、蘇、中仍然是戰時的盟友,在當時的氣氛之下,還很難設想戰后的“冷戰”局面。而在“冷戰”剛剛啟動之時,一般評論者很難預見未來的“冷戰”會發展到什么程度。費孝通仍然以過去的歷史經驗來推測未來,在“杜魯門主義”與“門羅主義”之間建立類比關系。并非偶然的是,費孝通1947年在《美國人的性格》中發表的評論,在1957年成為批判者的批評依據。批判者將《美國人的性格》理解為對于美國的頌揚,尤其重視討論“門羅主義”心理根源的第八篇,認為費孝通用“逆子不回頭”來解釋美國,是“為了替杜魯門主義下注解,說杜魯門主義就是‘門羅主義’的擴大,是保障美洲的獨立”,最終是認為美國不會干涉中國內政。這是費孝通的美國研究的“接受史”的一部分。本文對此不作評論。但經歷了二戰的美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延續了“孤立主義”的心態,是一個值得重審的學術問題,值得我們繼續討論。
03
超越孤立主義:美國“邊疆”的拓展
1917年,伍德羅·威爾遜將美國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并在戰后積極推動國際聯盟的建設。然而,多數共和黨人認為加入國際聯盟會使得美國在美洲之外擔負剛性的義務,而且,國際聯盟有可能成為其他列強(如在國聯中擁有六票的大英帝國)干預美洲事務的抓手。威爾遜的外交政策最終遭遇慘敗,美國作為國際聯盟的發起國,最終卻未能加入國際聯盟。威爾遜之后的幾任總統小心翼翼,一方面在實際上參與歐洲事務,另一方面又盡可能避免承擔剛性義務。這可以說是目睹威爾遜失敗之后的自我約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了美國一個全面審視和反思自身外交傳統的新機會。在費孝通訪問美國前后一段時間,美國學界對于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展開了辯論。費孝通重視的李普曼是這場辯論的重要參與者。但在外交戰略上發揮了更大影響力的,其實還不是李普曼,而是荷蘭裔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
1942年,在太平洋戰爭進行之中,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出版《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用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評價說:“突顯了華盛頓長時段反思的空白。”在德日崛起的背景之下,斯皮克曼主張,美國如果要保障西半球的安全,就不能不尋求全球范圍內的勢力均衡。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者相信,由于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阻隔,德日聯盟在舊世界的全面勝利將不會影響到西半球的存亡,斯皮克曼對此不以為然。他將美洲劃分為(包括美國與加拿大在內的)盎格魯-薩克遜美洲與拉丁美洲,認為如果德日入侵美洲,拉美國家基本上只會拖美國的后腿;即便沒有入侵發生,德日控制的舊大陸也能夠輕而易舉地對西半球發動貿易戰,并利用拉美國家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與盎格魯-薩克遜美洲的巨大差異,對阿根廷的親德政權實施和平演變,建立柏林控制的傀儡政權,進而在南美擴張,建立“大南美共榮圈”。因此,為了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均勢,以保障西半球的安全,美國必須主動出擊,加入歐洲與太平洋戰事,擊敗德國與日本。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王珊、郭鑫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在1942年,斯皮克曼甚至設想了戰后的國際體系的基本形態:美國需要汲取一戰之后草率退回美洲的教訓,積極介入歐洲與亞洲的聯盟體系,維持舊大陸的勢力均衡。斯皮克曼確定無疑地指出,在戰后亞洲,美國需要平衡的力量并不是日本,而是擁有更大經濟與軍事潛能的中國。斯皮克曼將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的名言“誰控制了東歐,誰就控制了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全世界”改成了“誰控制了邊緣地帶,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誰控制了歐亞大陸,誰就掌控了整個世界的命運”。而中國,就處于他所說的“邊緣地帶”的關鍵位置。李普曼在著作中建議美國鞏固與中國的聯盟,而斯皮克曼則將中國作為圍堵的對象。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等人,都從斯皮克曼處獲得了很多啟發。
費孝通在評論中認為,美國社會為了增強來自不同國家移民對于美國的認同,有意識地削弱移民與歐洲祖籍地的情感聯系,這是很中肯的觀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的史學就是有意地遵循這一導向。1893年,美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克·特納(Frederick Turner)在美國歷史協會年會發表演講,論證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并非移民的歐洲祖籍地身份的延續,而是移民在不斷向西擴展的邊疆之中經過重新鍛造的結果。邊疆使得移民遠離自己的祖籍地,遠離大西洋,獲得了新的民族特征。特納的“邊疆假說”受到了美國史學界的廣泛接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的歷史教育刻意強調美國是在新大陸上重新鍛造出來的民族,弱化美利堅民族與歐洲的聯系。不僅如此,如果邊疆是不斷向西擴展的話,那么鍛造美國民族性的空間場域,也在不斷地移動。如果結合特納和費孝通的視角,可以說,特納的“邊疆假說”不僅否定了將歐洲作為美國的“鄉土”,甚至也否定了將新英格蘭作為美國的“鄉土”。邊疆的牽引力,使得來自歐洲的移民即便在美洲大陸上也處于不斷的流動之中,由此也不存在發生“鄉土社會”的可能性。
弗里德里克·特納(Frederick Turner,1861~1932)
在二戰結束之后,特納的“邊疆假說”在新的時勢之下,也成為了后輩學人的反思對象。1945年12月27日,歷史學家海斯(Carlton Joseph Huntley Hayes)在美國歷史協會年會發表演講,題為《美國邊疆——何為邊疆?》,對弗里德里克·特納的論述作出反思。海斯的旨趣在于強調美國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反對美國在歷史敘事上的孤立主義。他指出:“(美國)試圖在出身五花八門,語言、宗教、種族等來源迥異的民眾中,制造出一種隸屬于一個新的、獨特的、民族的、普遍而強烈的意識時,民族主義其實是被當作一種最具效率的工具來傳播和使用的。所有的這一切給我們注射以抵抗歐洲的疫苗,在我們的思想意識里建立起一個孤立主義者的國度”。 海斯警告,目前的這種趨勢如果不加制止,只會在公眾心目中強化美國特殊論與優越論的神話,使得美國人的傳教和救世沖動越發膨脹,無視其他民族的現實存在和歷史文化。海斯追問:“當我們認識到政治孤立的徒然無益而最終加人國際安全組織的時候,當我們通過貿易互惠協定接受布雷頓森林提案、放棄經濟孤立政策的時候,我們還耿耿熱衷于智識上的孤立主義,豈非荒謬絕倫?”
海斯在《美國邊疆——何為邊疆?》中也談到了美國的“門羅主義”,認為“門羅主義”執著于論述其西半球的特色及與老歐洲的差異,但這或許意味著僅僅把一國的“孤立主義”轉換為半球規模的“孤立主義”。問題在于,美國已經不僅是區域霸權,而是在歐亞兩洲有著廣泛政治影響力的大國,要對舊大陸施加影響力,美國需要一種普遍主義視角和話語。海斯倡導一種文明連續性的視角:美國移民是歐洲遺產的繼承者,西進的移民并沒有成為印地安人,而是仍然繼承和發展了歐洲文明,邊疆熔爐所煉出的,是歐洲文明的新發展。海斯又采用比較的視角,指出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在其歷史上某個時間段都曾有過一個美國意義上的、影響深遠的邊疆。整個美洲就是一個邊疆地帶:拉丁美洲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邊疆;魁北克是法國的邊疆;美國是英國、荷蘭、西班牙、法國、德國、愛爾蘭、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意大利、波蘭的邊疆;而那些已開化的黑人和印第安族裔,在美洲化的同時也被歐洲化。
海斯主張對美國的歷史論述做出調整,其實踐關注點在于,美國已經是一個大西洋共同體的領袖。他指出,“我們美國人同時繼承和發展了這樣一個大西洋共同體以及作為其基礎的歐洲文明,而且將來可能會成為其領導者。如果我們打算成功地卸下戰后背上的沉重而艱難的責任,我們就不應該進一步削弱,相反更應該增強這一文化共同體的自覺意識和凝聚力”。 因此,美國人不能夠過多強調自身的文化獨特性,而應該強調共同性,進而謀求跨大西洋聯盟的領導權。他在1945年即認為歐洲聯盟是不可能的:“我們與歐洲的和平和安全以及未來世界秩序最穩固的支柱,并不在于一個強制而鱉腳的歐洲聯盟,而在于整個大西洋共同體內部民族國家的地區性諒解”。由此確定了美國領導歐洲的基本思路。海斯還認為,泛美聯盟也不可能發生,因為拉丁美洲事實上無論在文化還是外觀上都更接近于拉丁歐洲,而不是美國。美國需要牢牢掌握跨大西洋聯盟,并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
海斯對于弗里德里克·特納的批評,體現出一種非常強的“領導權”(Hegemony)自覺。如果用葛蘭西的“領導權”(hegemony)理論來看,美國要掌握跨大西洋聯盟,不能僅僅依靠強力(Coercion),更需要獲得其盟友的“同意”(Consent),而一種強調大西洋兩岸共同的文明認同的歷史敘事,更有助于說明彼此的共性,拉近相互之間的關系。時勢需要美國人與時俱進,為了領導跨大西洋聯盟,弱化對自身獨特性的強調,打造共同的西方文明敘事,進而凸顯美國在其中的領導地位。只是在1945年發表演講時,海斯沒有想到,他的歷史敘事提議,最終會與“冷戰”的政策結合在一起。隨著“冷戰”的到來,美國不僅推進了西方文明敘事的建設,更推進了所謂“自由世界”的敘事,但無論是那種敘事,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對自身特殊性的強調。
冷戰格局在世界地圖上的呈現
不過,從特納自身的理論邏輯出發,或許可以對海斯的評論作這樣一個回應:海斯對于大西洋兩岸文明共性的論述恰恰說明,美國的邊疆再一次擴展了,越出了美洲大陸,擴展到了大西洋對岸。“老歐洲”現在成為了美國新的邊疆。因此,費孝通的論斷“在兩洋邊緣的國家也許會感到近似侵略性的壓力,但是這壓力的來源卻是美洲的要保持孤立” 并非對時勢的準確描述。美國并非保持“孤立”,而是決定性地擴展了自己的邊疆。而結合斯皮克曼的論述來看,美國與“老歐洲”的結盟,是預設了歐亞大陸上存在其他強大的第三方勢力(蘇聯、中國)的威脅,這種威脅讓美國需要在心里上抑制自身對于“老歐洲”的厭惡,從而務實地維持一種戰略層面的平衡。
從今天看來,1947年的費孝通以“鄉土社會”為參照,敏銳地抓住了作為“移民社會”的美國對于自身的來源地歐洲的復雜情感。這種情感模式確實會在很多時候引發一種“孤立主義”的傾向。比如說,二戰之后的美國雖然深度介入了歐亞兩洲的政治事務,但是一旦碰到重大的挫折,美國的公眾往往迅速要求一種退卻的政策。美國深度介入了朝鮮戰爭,但在遭受挫折之后很快退卻;美國深度介入了越南戰爭,但在遭受挫折之后,國內反戰情緒高漲,最終產生了更大規模的退卻,以至于英國帝國史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美國缺乏向落后地區輸出資金、人口與文化的動力,是一個不敢稱自己為帝國的國家,一個抗拒的帝國:“美國人承擔起了我們以前的角色,但卻不愿面對成為帝國所必須面對的事實。”
不過,費孝通認為這種復雜的情感必然會導致“孤立主義”的持續,則是過于峻急的推論,并沒有充分考慮美國精英對于本國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的理性計算和精心籌劃。有兩種心理機制可以幫助美國克服被“舊世界”污染的恐懼:一是,存在強大的第三方威脅,為了在舊大陸上重建勢力的平衡,捍衛美國的安全,美國可以抑制自己對于“舊大陸”的消極情緒,與“舊大陸”的某些國家結盟,這正是斯皮克曼論述的基調;二是,美國是作為解放者、拯救者與教化者,介入“舊大陸”的事務,就如同他們將“文明”帶向印第安人居住的西部一樣。前一種心理機制提供了一個心理下限,后一種心理機制提供了上限,但都支持美國的“邊疆”的擴展。而當這兩種心理機制都出現“防線失守”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美國從“新邊疆”的退卻——最新的例子就是美軍從阿富汗的撤退。
于是,我們完全可以將費孝通對于“鄉土中國”的研究與特納對于美國“邊疆”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對費孝通的美國論述“接著講”。美國確實不是“鄉土社會”,因為不斷移動的“邊疆”,使得人與土地之間難以建立“鄉土社會”中的扎根關系。但這不等于美國就會一直保持“孤立主義”。對于“舊世界”的消極情緒,是支持“門羅主義”的重要心理基礎。但當美國通過“西進運動”,將邊疆推到太平洋沿岸之后,固守“美洲”這一空間限制就已經不可持續了。事實上,在美西戰爭之后,美國就將“邊疆”推到了太平洋西岸,占據菲律賓,并在中國推行“門戶開放”政策。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1901年10月11日致德國外交官赫爾曼·斯佩克·馮·斯特恩堡(Hermann Speck von Sternberg)的一封書信中指出,“門羅主義”與“門戶開放”是高度相似的,甚至可以說“門羅主義”就是南美洲的“門戶開放”。 昔日,美國自命為“西半球”或“美洲”代言人,在新世紀,美國開始自命為中國代言。
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
那么,在歐亞大陸,美國究竟在捍衛什么呢?或者,更進一步問:一個沒有鄉土社會作為文化原型的國家,究竟會捍衛什么?1950年,中國志愿軍出國作戰,喊出的口號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保家衛國”正是一個具有強烈鄉土性的國家所喊出的口號。而一個缺乏鄉土性的國家,則可以將“邊疆”的思維貫徹到極致,它可以捍衛各種不屬于它自己的東西,尤其是,代言他人的自主性。“門羅主義”在越出西半球空間限制之后,最終走向了這一方向。1917年1月22日,威爾遜在美國參議院發表了后來被稱為“沒有勝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的演講,重新解釋了“門羅主義”:“所有國家應自愿將門羅主義作為世界性的原則;任何國家都不應將其政治體制擴展到其他國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體制,有不受阻礙、不受威脅、不必恐懼地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的自由,無論是小國還是大國和強國。”這個演講看似在釋放某種“不干涉”的信息,但實際上帶來的是一種普遍的干涉主義。原因在于,美國認為它自己有權、也有責任判斷哪些國家的發展道路受到了阻礙與威脅,從而可以采取行動,消除這種阻礙與威脅。這是一種為他人的“自主性”代言的邏輯,借助代言而建立起對他人的支配。
這種對他人是否自主的判斷權,也就給了美國無限的行動空間。然而,對于具有強烈“鄉土性”的中國而言,需要捍衛的事物是非常具體的。即便是在推崇“世界革命”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周恩來總理也曾經這樣嚴厲批評在異國土地上打游擊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所謂格瓦拉的‘游擊中心’,就是跑到那里放一把火就走。就象我們的盲動主義似的,脫離群眾,沒有黨的領導。”周恩來總理對于不能脫離群眾的強調,背后正是隱藏著鄉土社會的“扎根性”,“盲動主義”是鄉土社會“扎根性”的對立面。即便在今天,中美兩個國家在許多方面的差異和較量,背后仍然存在著“鄉土社會”與“移民社會”、“鄉土性”與“邊疆性”兩種不同思維模式的分野。
費孝通對于“門羅主義”的心理解釋,固然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短板。然而他對于“鄉土社會”與“移民社會”差異的探索,卻飽含理論啟發性,值得今人“接著講”。在今天,中國文明的演進經驗、中國式現代化的寶貴經驗,是否能夠產生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已經成為“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關鍵所在,而費孝通在研究中所展示的主體意識,恰恰可以為今人思考自身在研究中的主體性,提供有益的啟發。
04
余論
費孝通學術研究的空間范圍,覆蓋了中國內地社會、民族邊疆地區社會以及海外社會。從今天的眼光來看,他對海外社會的研究,是非常具有文化自覺的“區域與國別”研究。20世紀上半葉,在時代的劇變之中,費孝通關注中國與全人類的命運,對美國、蘇聯、英國、日本等國家進行了一系列評論。他在考察美國政治社會生活的過程中遭遇到美國的外交政策,而他的研究進路,是將對“門羅主義”的研究與對移民的心理特征的比較分析結合在一起,尤其是通過對中美兩國移民的不同心理機制差異的觀察與思考,發掘“門羅主義”的心理根源。他觀察到,海外華僑華人積極保持與祖籍地的聯系,而移民北美的歐洲人對歐洲老家往往懷有怨恨,但同時又渴求獲得歐洲老家的承認,多少體現一種“負氣”的心理。這一分析尤其體現他的跨國比較的視角——中國鄉土社會的參照,使得他能夠清晰總結美國作為“移民社會”的特征。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費孝通是以“鄉土中國”為鏡鑒,來觀察海外社會。當然,美國作為“移民社會”所提供的參照,也深化了他對于“鄉土中國”的認識。
費孝通《鄉土中國》
費孝通所總結的美國“移民社會”的心理機制,在解釋二戰后美國的宏觀外交政策走向的時候,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蹈空。畢竟,宏觀外交政策的走向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很難用一個微觀層面的心理機制來把握。費孝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美國的孤立主義傳統的力量,低估了美國精英在二戰期間對于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的反思與籌劃。正是在二戰之中,像李普曼這樣的美國精英意識到,“門羅主義”一度取得的成功其實依賴于和英國的實質性聯盟,因而“不結盟”并非對于美國外交傳統的準確表達;正是在二戰之中,美國精英認識到,那種刻意淡化與祖籍地的聯系、強調美國特殊民族特性的論述,不利于美國在戰后的跨大西洋共同體中發揮領導作用。這些討論一般是在較高的精英層次發生的,因而無法及時地傳遞到大眾文化的領域。然而外交本身就是一個高度精英主義的領域,一旦精英的籌劃產生了一定的共識,即便大眾仍處于冷漠狀態,也不影響新的政策與行動的展開。
但費孝通對于美國外交政策預測的“蹈空”,絲毫不妨礙我們對他的思考和論述“接著講”。他在著述中所概括的“鄉土社會”與“移民社會”的差異,是一個具有強烈生命力的理論發生點,這一論述如果與美國自身的“邊疆”理論結合起來,就可以進一步深化對美國的觀察。正是不斷移動的“邊疆”,使得美國人與土地之間難以建立鄉土社會的“扎根性”。在完成“西進運動”之后,美國的“邊疆”很快越出了西半球。“門羅主義”克服“西半球”空間限制的關鍵,是威爾遜引入了一種為他人的自主性代言的邏輯,而這正是美國的“邊疆性”的集中體現:不是捍衛祖先固有之物,而是以捍衛各種不屬于它自身的東西的名義,擴展其自我的空間范圍。
從梁啟超1899年在《清議報》介紹“門羅主義”,伍廷芳1900年2月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發表演講,建議美國精英將“門羅主義”擴展到菲律賓乃至亞洲大陸,到費孝通剖析“門羅主義”的“移民社會”心理根源,將近半個世紀,中國的精英都在不斷深化對美國“門羅主義”的認識。如何準確地認識美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走向,始終是對中國“區域與國別研究”學者的考驗,而包括費孝通在內的先賢們認識美國時的得與失,都可以成為滋養后人思想的養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費孝通從中國“鄉土社會”經驗出發尋求普遍理論的抱負,在推進“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今天,更是彌足珍貴,值得今人“接著講”,以逐漸形成一種真正具有中國主體性的“區域與國別研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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