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上午，你真打算把這玩意兒給狗戴上？”警衛員悄聲問。鐘偉拎著那個暗紅色絨盒，臉陰得能擰出水：“少將？我帶兵橫穿東北，結果才兩顆星，我說到做到！”一句話甩出，他轉身跨出禮堂。話音、人影、秋風，幾乎同時撞進人們的視線，也撞開了一個脾氣火爆的傳奇。

鐘偉，1911年春出生在江西于都。族譜里給他留的名字叫“步云”，意為平步青云。那時的江西山溝因辛亥革命而喧囂，家里卻指望著孩子安穩。可惜時代不給“安穩”二字留余地，軍閥混戰、苛捐雜稅，十五六歲的少年已經學會用鐮刀當武器護佃戶糧倉。久而久之，他發現刀口舔血只能救一時，一紙綱領或許才能救一世。

1928年，贛南興國的夜色里，他第一次聽到“共產主義”四個字。青年蘇區骨干請他去開會，用煤油燈照著《聯共黨史要略》，會議結束，鐘步云把名字改成了“鐘偉”，自嘲“步云”太溫柔。不久后，他舉手宣誓加入共青團；兩年后，正式成為紅軍三軍團的一名通訊兵。誰也沒想到，這個向來沖動的通訊兵，十幾年后會在長白山一腳踹翻國民黨一個師的防線。

早期的鐘偉不太“像干部”。他愛抽旱煙，嗓門又大，開會時總搶話。1933年冬，第五次反“圍剿”中，團部要他帶電臺后撤，他瞪眼：“電臺走了，前線的兄弟誰來指揮？”說完，扛著電臺往對面的山坡爬。那天他被彈片擊穿小腿，卻仍守到了天亮，硬把頻率保持在“嗚嗚”顫音之上。事后團長批評他“擅離職守”，毛筆剛落紙，指揮部卻發來嘉獎。周圍老兵笑稱：小鐘有點像炸藥，別碰火星子。

長征中，這包“炸藥”差點兒在大渡河提前點燃。紅軍搶渡失敗，部隊焦躁不安。鐘偉站在河邊大喊：“再不上，對岸炮兵就摸過來了！”他索性卷起褲腿，帶十幾個人抱著門板下水。河水把人拍得四仰八叉，門板也被沖走，可岸上的火力點被吸引，為后續主力架橋贏得了十幾分鐘。感謝信剛下發，鐘偉卻在會場里犯困。警衛員推他，他翻個白眼：“忙了兩天兩夜，我先補個覺。”會后，軍委機關果斷讓他去抗日軍政大學進修，理由是“好鋼要打成刀”。

抗日戰爭爆發，他帶著晉察冀的一支基干連鉆進太行山。山溝里的戰斗瑣碎而殘忍，埋伏、拔據點、截糧車……鐘偉最服氣的是八路軍的土造炸藥包，最看不起的是“劃圈子不打硬仗”的打法。他說：“敵人蹲在碉堡里，你不開膛炸，憑什么退？”所以只要他帶隊，碉堡里最后總是竄出黑煙。日軍一個少佐被炸得滿臉血，嚎著“支那鬼子”，卻被鐘偉拖到陣地后面當活口。幾年下來，他的部隊綽號叫“野狼團”，敵我雙方都信這名字。

時間來到1947年，解放戰爭打得正酣。東北野戰軍三下江南，計劃里給鐘偉的五師只寫了兩行字：牽制，配合。牽制？他懶得看第二遍。10月初夜，偵察員報告：敵87師262團兩個營就在靠山屯休整，人數不足千人，炮兵稀少。鐘偉當場拍桌：“干他！”政委王鳳梧提醒：“總部讓東進，寧可放一放。”鐘偉把作戰地圖往桌子上一抹：“明天太陽出來，他們就變三個營；東進是大計，這口肥肉也得吃。”

于是五師夜渡洮兒河，從沼澤里悄聲摸到靠山屯南側。凌晨兩點，78門迫擊炮同時開火，炮光染紅了野草。敵軍慌亂反撲，卻發現背后田埂已被炸塌。鐘偉拎著駁殼槍第一個沖進街心，“繳槍不殺！”喊得像銅鑼。半小時后，槍聲漸弱，262團倉皇撤退，扔下兩百多具尸體。天亮時，林帥的緊急電報飛來：立即東進，你們頂得住嗎？鐘偉故意按著不發，先清點戰果。三小時后，他回電：靠山屯已克，俘敵四百，五師輕傷百余，現按計劃東進。林帥對幕僚笑說：“這小子還是那副牛脾氣，但仗打漂亮。”作戰處補記：“五師首戰殲敵逾半，立戰功。”

靠山屯之后，五師一路橫掃松遼平原。遼沈戰役收官時，他們又圍堵了敵軍“東進兵團”一個整團。不到一年，鐘偉的部隊在東北就打出“猛虎”稱號。有意思的是，回憶錄里提到，他喜歡穿國軍繳獲的皮靴，上頭磨亮到能照人，像巴頓將軍那雙馬靴，于是戰友私下又管他叫“中國巴頓”。

勝利的果實來得快，授銜的名單更快。1955年，中央軍委公布軍銜評定原則，總參謀部初步意見：鐘偉列為少將。北京有人提出“按戰功他至少可評中將”。數輪討論后，結論依舊：少將。理由是年資、職務、學歷綜合評分不足。消息傳到鐘偉耳朵里，他氣得連夜跑到河北懷來訓練場，陪新兵摸爬滾打。參謀長勸他：“脾氣歸脾氣，畢竟是授銜大典。”他哼了一聲：“我不是為了那兩顆星拼命的。”

頒授日前一晚，他竟真把軍功章塞進兜里，背后牽著頭黃狗。警衛員問：“您要去哪？”他說：“軍功章找脖子總得配份量。”第二天禮堂外，他把紅絨盒往狗脖子上一掛，悶聲回隊列。近旁工作人員眼珠差點掉出來，卻沒人敢吭聲。毛主席后來得知此事，先笑后嘆：“打仗不要命，現在倒跟星星計較，他呀，還像小伙子。”說完也沒責罰，只讓人把鐘偉叫來中南海喝茶。

那一次談話流傳不多，只留下幾句：“軍銜是國家的，不是你鐘偉的。想干更大的事，給我去參謀長崗位上施展。”鐘偉當即起身，一個軍禮：“服從命令。”自此他出任北京軍區參謀長，扛起平戰結合、戰備值班、首都防空等一大攤子事。有朋友打趣：“少將當參謀長，虧不虧？”他夾根煙笑道：“毛主席給的舞臺，比星星亮。”

進入60年代，蘇修邊境風聲緊，北京軍區每天要推演數種方案。鐘偉最怕紙上談兵，他干脆把辦公室搬到張家口演兵場。大雪天，他穿羊皮襖站在陣地，親自蹲炮班推算射表。師團干部請他回市里避寒，他擺手：“炮兵怕冷，首都就要怕冷？”有人說他一輩子沒改那個火爆脾氣，其實底子里是一股子認真。難怪國外軍事期刊在介紹中國將領時專門加一句：“Zhong Wei， bold and headstrong.”

1970年代末，他轉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半年度訓練匯報依舊親自核數字。那年軍區禮堂放電影《巴頓將軍》，片尾掌聲里，老兵齊刷刷把目光投向座位中央：鐘偉正瞇眼看字幕，露出少見的微笑。有人調侃：“老首長看自己呢。”他沒回頭，只丟下一句：“巴頓吹牛多，我可不學。”

1980年1月，鐘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九歲。遺體告別時，許多老戰友注意到：他的少將肩章始終系得端正，沒有任何改動。那條當年被掛軍功章的黃狗早已不在，可照片墻里，靠山屯的硝煙、長征的門板、太行山的土炸藥，仍在暗暗燃燒。

有人問，這位將軍到底是狂傲還是耿直？答案或許就藏在他對警衛員的一句話：“我敬佩能打仗的章，不敬佩管檔案的表格。”戰爭年代，這種脾氣能把敵人逼到絕境；和平年代，則催著他不斷提醒部下：別讓章光晃了眼。歷史最終記住的，不是他掛給狗的那塊勛章，而是一次次炮火里澆出來的鋒芒與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