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 羅雪村
父親生前,他講,我記,留下一些歷史細節。
她拿命救了我
1942年,冀中要收麥子還沒收的時候,敵人要掃蕩了(注:即五一大掃蕩)。那會兒仗打得多了,部隊帶著我們幾個年紀小的比較困難,決定把我們分頭堅壁到幾個村的老鄉家,我們管這樣的人家叫堡壘戶(注:抗戰時期掩護抗日人員、傷病員或機關、物資的農戶稱為堡壘戶)。
我被安排在獻縣方周村一戶老鄉家,這家老頭叫張揚,是老黨員,大娘叫段秀卿,這個名字我一輩子不會忘!他們有一個兒子,比我大幾歲,在外面參加了縣大隊。
教育股長趙一久囑咐我:你就在這兒等著,不管出什么事,不能暴露自己。堅壁期間不能隨便和人搭咕,怕萬一說漏嘴被出賣。
他把我的頭發用剪子剪吧剪吧,就把我為演戲留的分頭給鉸了,弄得跟狗啃的似的。
這家老頭說我叫羅光明不好,那會兒農村哪有叫這個名字的呀。大家就想改個什么名字好,我說就叫張保勝吧,隨老頭的姓,名字保勝,就是保證勝利歸隊!他們說:好!這個名字好!農村里有叫這個寶那個寶的,說你一定要保證勝利歸隊!當時大家都非常激動!
部隊走了,把我撂下了。
這家大娘可疼我了,“我兒呦——我兒呦”地叫,就跟她自個兒生養的似的,給我穿打著對襟兒的土布小白褂,褲子是青色土布,納底子布鞋,跟村里孩子差不多的打扮。
一天早上,天沒大亮呢,敵人來了。
那會兒日本人常常在傍黑或凌晨突然圍住一個村,然后掏窩搜人。村里人慌得都奔村外的麥田里躲。日本人就把麥田圍起來,然后騎著馬往前趟,后邊有“白脖兒”(注:指偽軍)端著槍從麥田里往外趕人。
大娘嚇得渾身發抖,我心想,壞了,跑不了了。
方周村不大,有一條南北向比較寬的街道,寬到能走大馬車。結果,人們被趕回村里這條街上。
大娘叮囑我:“我兒呦!別怕,就叫奶奶、叫爺爺,聽見沒?”
日本人把村里人小孩歸一撥,婦女老人歸一撥,一邊還抓了好幾個年輕的,是不是民兵不知道。我看見敵人把人綁在梯子上吊著頭灌水。
一個姑娘嚇得拿鍋灰往臉上亂抹,看見我,一把拉過去抱著,渾身哆嗦。還好,鬼子沒怎么樣她,可能嫌她臟了吧唧的。
那個高麗棒子最壞了,中國話日本話都會,比漢奸還壞。老舍《四世同堂》里就說高麗棒子是“高級奴才”。
日本人由高麗棒子帶著,審這個審那個,回來審到我們小孩這兒。
二十來個小孩一個挨一個蹲在地上,我個兒小,排在后面。高麗棒子先問前頭的小孩:“你是兒童團不是?”
“俺不是!”
乒乓揍一頓;問下一個,還不是,又挨揍;日本人也“三賓的給!”(注:扇耳光)
我一看,不好,就捅捅旁邊的小孩:再問,就說是,說是就不挨打了。你想想,這是抗日根據地,小孩能不是兒童團嗎?
等那個高麗棒子問到我旁邊兒的小孩,他就回答:嗯吶。
嘿,這小子還老實,“啪”打一巴掌就過去了。
輪到我這兒,壞了,我那會兒還滿口天津話,他一聽,口音不對。剛堅壁時,這家老頭就讓我學說本地話,可現學來不及呀,我說我會天津話,他說那好,方周村盡有在天津做買賣的。
高麗棒子把我揪出來,問:“你哪的?”我就裝作嚇得大哭,還用天津話大聲嚷嚷。
大娘瘋了一樣撲過來,一把把我摟進懷里,“哎呦,我兒呦!是我兒呦!”
我也“奶奶、奶奶”的叫,她緊緊抱著我。
高麗棒子轉臉問旁邊的人;“他是哪的?”
“就是俺們村的”,村里人都知道我不是這村的人,可都在那喊。我還聽見大娘家對門的平安嫂也在喊:“他是從天津來的!”
高麗棒子二乎了。有人站出來證明:我們這有下天津衛做買賣的,他是回來看爺爺奶奶的。高麗棒子再瞅瞅我,覺得也不像個軍人,就把我搡回去了。
大娘挨了他兩腳,給踢倒地上,滿嘴是泥,嘴角還流了血。
后頭幾個比我還小的,他就扒拉扒拉,沒再問。
后來知道在鄰村堅壁的一個小戰友犧牲了,因為他個子高,口音不對。
我在大娘家堅壁了一個多月。
現在想想,那會兒我們的軍隊還是很受老百姓擁護的,平時給燒個熱水、騰出熱炕頭……關鍵時刻真拿命來保護我們八路軍,特別是老鄉看我們這么小就抗日,可心疼了。
(附記:抗日名將呂正操講過這樣一段話:“冀中人民用鮮血和生命保護了我們,培育和壯大了人民子弟兵。如果沒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戰斗和流血犧牲,我們這些人能不能活下來就很難說了。”)
大娘(鉛筆)
這枚獎章是父親經歷五一大掃蕩后冀中軍區頒發的
封門
1948年,我回獻縣方周村看我大娘。我給她留下繳獲的日本人的絲綿褲、大蚊帳,還有圍巾、棉被、衣服什么的。我說你別舍不得用,以后我只要打不死,繳獲敵人的什么東西我都給你留著。
大娘一聲一聲地叫著“哎呦我兒呦……”
第二次回去是鬧土改的時候。我帶著一個叫韓洪彬的戰士,他背著一支沖鋒槍,我帶著一把手槍,我們是騎馬去的。
我到家一看,哎?我大娘家怎么給封門了?她住的那小間門也上著鎖。怎么回事?我上街一問,說是村干部把你大娘家給抄了,說她有洋錢,還搞剝削。
我知道大娘家以前做過門箱柜買賣,家里有四畝地,大娘是小腳,干不了重活,讓她叔伯侄子幫忙,就說她剝削人,還說她家里藏著浮財。土改把地富家里頭的糧食、洋錢、工具什么的都算浮財。
村干部非要讓她交出洋錢。她說沒有洋錢。他們就給大娘圈起來不讓出屋。
可能是我回來的消息傳出去了,村上很快來人把鎖打開。
大娘坐在炕上,看見我一下愣了。
屋里的箱子、柜子都貼著封條。
我說大娘你認不出我啦?
“哎呦,我兒呦——”抱住我就哭。
我問她怎么回事,土改怎么改到咱們頭上來了?我在定縣搞過土改,懂得點政策,我說整誰也不能整我大娘呀!
我要揭柜子上的封條,大娘說你可別惹事,還說我給她的東西都給抄走了。
我說,大娘你別哭,我不會惹禍,但是東西該還的都得還回來,一樣不能少!
我帶著韓洪彬上了村公所。村干部都嚇跑了。
過了會兒,突然進來五六個民兵,拿著破槍。
我說你們要干什么?他們說是民兵組的。我說你們拿槍干什么?他們互相瞅瞅沒說出話來。那個韓洪彬挺愣的,把沖鋒槍一端:“都給我撂下!”他們乖乖地都把槍撂下了。
我讓他們把村干部叫來,就提我的名字保勝,他們拿上槍就跑了。
待會兒,來了三個村干部,其中一個說:“哎呀,不知道是你來了,保勝,我們都知道。”他們告訴我,土改以后,好多部隊的人因為家被抄了回來跟他們干仗,有的就動武。胡可寫的《槐樹莊》里就有這種事。我說我不是這里的人,我也不是地主,不會反攻倒算,我就想問問把我大娘家封門的事。大娘掩護過八路軍,她一家都是革命的,兒子犧牲了,老頭后來被日本人殺了,結果怎么會這樣?
他們說是區里讓這么干的,并告訴我區公所在六里外的孔莊。
到了孔莊,區公所院里沒人,只見一燒水的老頭。老頭悄悄告訴我,一聽部隊來人了,還挎著大槍,都躲起來了。
我說我不是來打仗的,再說當兵的能沒槍嗎?
老頭說最近老出事。
土改時,矛盾交錯,軍民關系不如抗戰時期。我記得有一次正開干部會,外面突然“嘣”的一聲槍響,一個團長在秫秸圍起來的廁所里自殺了。原來,這個團長帶著警衛員回家探親,趕上家里人正挨斗,村上貧農團說他是給地主富農撐腰助威,到部隊把他告了……那會兒鬧土改沒少死人。
再說那燒水老頭,他叫我等著,就去叫人了。
不一會兒,來了好幾個干部。
我挺客氣,問哪位是區委書記,一個說我是。
我說方周村段秀卿大娘曾經拿命掩護過一個小八路,她對革命有貢獻,怎么現在土改改到她頭上了?她老頭子為了做掩護干過幾年門箱柜生意,有沒有倆錢我不知道,就是有也沒什么錯呀,最后還被日本人殺了;她唯一的兒子也在抗戰時犧牲了。另外,她家那個四畝鹽堿地收不了多少糧食,她是個小腳,種不了地,親戚幫她代耕就成了剝削了?還給封門抄了家。我搞過土改,土改政策有一條,對貧下中農要保護,富農分一點東西出來也要保護。
那個區委書記跟我講:地委書記說,土改就是頭頂紅點兒來。什么意思?就是頂著血來,就是要大刀闊斧干、玩兒著命干、豁出腦袋干,殺人也不算什么……
我說土改不是和敵人打仗,土改也要區別對待呀!
那個區委書記還真去了方周村。他們把房門都給打開了,封條也揭了,地也還給我大娘了。她高興地——“哎呦,我兒呦!”
民國年間獻縣城門(鉛筆)
民國年間獻縣一景(鉛筆)
窩頭成了粥
1958年春夏之間,我又回獻縣看我大娘,心想,這回別再出什么事。
那會兒大躍進、大煉鋼鐵的熱鬧勁兒還沒過去。
一進屋,大娘一見我:“哎呦,保勝呀!我兒呦!你吃飯了嗎?”我說:“吃飯是小事,我來看看你。”
“哎呀,你來該給你臥個雞蛋,可大娘這兒什么都沒有啦。”
怎么我大娘日子過成這樣?
原來都吃公共食堂了。
中午,我去食堂給大娘打飯。大娘給了我一個罐,我說撿倆窩頭就行了,拿罐干什么?
到了食堂,其實就是臨時搭的一個簡陋大棚子,里邊好多人。有人跟廚師說,這是原來的老八路,得給人家多弄份客飯。
揭開蒸鍋,嘿,看著是窩頭,可廚師一手抻著籠屜布,一手拿鏟子一鏟,往罐里一擱,哎呀,連糠帶什么的,哪有多少棒子面呀,全散成粥了,一個囫圇個也沒有。
我讓大娘跟我到北京去,我養活她。大娘不肯,說她老了,死也要死在這,聽了怪難過。
我吃不下,也沒忍心吃。
臨走,我去找村干部,他們年輕,叫我“保勝叔”。我對他們說:“我大娘不容易,希望你們盡量照顧她,我忘不了你們的好處……”
人民公社化時期興辦農村公共食堂的宣傳畫
人民公社化時期大食堂一景
方周村大食堂舊址 2010年4月5日 雪村 攝
那天,村民張雙耀老人指著村里一片空場,說當年大食堂就在那。“拿宰豬的大鍋,把山藥秧用鍘刀鍘成一截截的,煮熟,再剁爛,擠干鋪在板子上,撒上點棒子面,再攥成團,最后上鍋蒸。你問好吃嗎,能好吃嗎?
討壽材
那次回去還有一件事,就是發現我大娘有心事,問她出了什么事,她不說,她怕我惹事。
村上人告訴我,你大娘大躍進什么都沒了,就剩口棺材,也叫壽材,是買來木材找人做的。沒想,區里來人說賣她木材的那個人貪污,那棺材成了贓物給沒收了。
我說這不對,不能因為賣木材的人犯事就沒收她的東西。我問棺材給弄到哪去了,說在陌南村,還說村上好幾個老人的棺材也給沒收了。
陌南村離方周村不遠,一個村干部陪我去了。
正巧縣里干部正在那兒開現場會。我就跟他們講了大娘掩護我的故事,說過去那么艱難都熬過來了,現在這把子年紀了,就剩這么一口棺材還給沒收了。我來就是為她討回那口棺材,好讓她最后能入土為安。
他們讓我先喝點水,說您別著急,我們了解一下。
過了會兒,縣委書記來了,說老大娘對革命有貢獻,不應該那樣做,莽撞了,應該還給人家,還一個勁兒道歉,然后就讓我去認是哪口棺材。
我一進院子,好家伙,滿院子摞著幾十口棺材。我說我也記不住是哪口,就讓村干部回村里叫一個懂行的來。很快,村里來的人看上一口棺材,悄悄告訴我就說是這口,一看光棺材蓋就老厚。我跟縣委書記說就是這口。他說,那就拉走吧。村里還來了一輛小驢車,跟了幾個小伙子,他們幫助搬到車上,拉回了方周村。
沒想到,驢車還沒進村,老遠就看見村口站了黑壓壓一片人。等我們到了村口,“霹靂乓啷”放起了鞭炮,還有老鄉在棺材上貼了一個紅雙喜字,說是“迎壽材”。
大娘一見我,抱著就哭。
我挺難過,說我應該養你的呀!哎呀,她說我這一輩子有這個就踏實了。
方周村段秀卿大娘家舊址 2010年4月5日 雪村 攝
那天,我來到方周村。迎面遇到一位大娘,一提“保勝”,大娘說:“俺叫他叔。”這位大娘叫張叢,74歲。跟她打聽段秀卿大娘,她告訴我,她管段秀卿叫奶奶。段的老伴兒死得早,有個兒子叫柏穗兒,也死了,她是雙烈屬。
找到大娘家原來住的地方,房子是新翻建的,可惜門鎖著。大娘家門前這條街,就是父親講的當年日本人把村民圍起來的那條大街。
大娘來北京
1949年后,獻縣大娘來過北京,挎著一籃子雞蛋,還有棗、花生、芝麻什么的。我們住東四七條。她住了幾天。
東四七條舊家速寫(鉛筆)2025年6月
我給大娘捏了羊肉丸餃子,還在餡兒里滴了點兒香油。
我堅壁在方周村時14歲,她那會兒就像個小老太太,小腳兒,盤著卷兒,其實也就40多歲。
大娘走的那天,我去送她。
臨走時,她對我說:我兒呦,別惦記我,我這把子年紀了,湊合著活就行了。以后你別再惹麻煩了,我就惦記你!說著說著就哭了。
后來,我給大娘寄過錢。
八幾年,我搞戰史,一次跟衡水軍分區要了車去方周村。
我大娘已經沒了。
我到村邊看了看大娘的墳。
這也是我最后一次回方周村。
(附記:媽媽記得是1952年冬天生我姐姐時獻縣大娘來的,她給我姐姐做了一件棉布斗篷。大娘人挺瘦小,穿一身黑棉襖,腳脖子纏一個綁腿,滿臉的枯皺紋。“大娘特別善良,你爸可疼她了。”)
后記
父親是中國一段革命歷程的親歷者。
有歷史學者說,中國革命史不缺宏大敘事,需要的是真實和細節。
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一部分,個人組成歷史,歷史成就個人。
一個人的回憶留存越多,越利于還原歷史真相,矯正歷史謬誤。
而那些經歷過歷史現場的幸存者,無論對自己,還是為后人,都不應該帶走他們的記憶。
死亡不是終點,忘記才是。
慶幸在父親生前,開始傾聽、記錄父親的故事、細節甚至他的一聲聲嘆息……
可惜,還是晚了……
(封面照片為1942年五一大掃蕩后,父親(左四)歸隊并隨部隊轉移到太行山里,這是他在易縣小蘭村與魏魏、錢丹輝、魯易等戰友們合影。劉峰 攝。)
(寫于2025年7月19日)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70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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