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依法平等保護各類經營主體合法權益，是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責。為扎實開展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專項監督，多地檢察機關充分發揮大數據法律監督賦能作用，做實對各類經營主體的依法平等保護，以高質效履職辦案筑牢公平正義生命線、以高質量司法服務保障高質量發展。《檢察日報》特別呈現兩地檢察院積極參與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以數字模型賦能提升專項監督工作質效的辦案故事。

蘇州相城

“云端之瞳”助力

企業“重啟”

登錄大數據模型平臺、獲取自身數據、上傳相應表單、運行生成監督線索……6月13日一早，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檢察院檢察官正根據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部主任劉鳳琪發來的模型操作指導視頻，開始運行上架全國檢察機關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管理平臺（下稱“模型管理平臺”）的破產領域九大違法情形類案監督模型。

讓遠在千里之外的檢察官產生濃厚興趣的模型究竟有什么特別之處？

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檢察院檢察官講述檢察機關依托數字模型助力恢復企業家司法信用的辦案故事。

原來，該模型的構想源于兩年前某破產公司負責人徐某因成為“老賴”無法購買高鐵票，轉而向相城區檢察院求助一事。彼時，相城區檢察院檢察官調查發現徐某的公司已經破產，全部財產用于清償債務。根據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企業破產后，經營者便不再被定義為“失信人”。據此，該院制發檢察建議，推動法院刪除了徐某為失信被執行人的相關信息，解除對徐某的限制高消費措施。

徐某的事情辦妥了，但他的遭遇讓相城區檢察院檢察官陷入了深思：按照法律規定，像徐某這樣的經營者明明有著“從頭來過”的機會，為何還會被司法信用懲戒制度“誤傷”？

相城區檢察院檢察官深入摸排后發現，像徐某這樣的情形僅在蘇州市相城區就有十幾起。“僅靠當事人申請只能解決個別問題。如何才能發現更多線索，推動從源頭解決問題？傳統人工逐案核查的方式肯定行不通。”于是，相城區檢察院檢察官將目光投向了大數據技術，依托蘇州市檢察院數字檢察創新應用實驗室，研發構建執破銜接失信限高類案監督模型。

該模型從執行信息網、企查查等平臺獲取相關數據，再通過人工智能技術進行要素提取和文本拆解，梳理出“企業名稱”“破產時間”“執行案件情況”等關鍵信息，匯總成“破產案件信息庫”“執行案件信息庫”等基礎數據庫，建立破產執行信息的關聯比對規則，批量篩查出企業破產后執行案件未終結執行、相關失信限高措施未解除等線索。在量身定制的碰撞規則下，數據可自動運轉篩查，輸出相對精準的線索，無需再進行多輪人工核查。

破產案件的訴訟、執行等程序交叉，關聯主體多，相城區檢察院數字檢察團隊整理了近幾年來蘇州市檢察機關辦理的所有涉破產案件，發現不止司法信用懲戒問題具有多發性和隱蔽性。能否進一步借助大數據排查更多層次、更大范圍的相關線索？

相城區檢察院數字檢察團隊持續優化模型架構。“我們新加入企業涉訴信息和破產企業公開信息等數據，通過多次測試，使得推送的線索覆蓋破產受理、審理以及關聯執行案件處理全流程，賦予模型更強生命力。”相城區檢察院數字辦主任王韋航介紹。

至此，模型正式升級為破產領域九大違法情形類案監督模型，于2024年5月正式上線。幾天后，劉鳳琪在平臺運行該模型，屏幕上的數據飛速運轉，12條企業破產后沒有被移出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企業經營者信息清晰地顯示在表單上。針對上述線索，相城區檢察院迅速發出類案檢察建議，很快，一批破產關聯執行案件依法終結，企業及企業經營者的失信限高措施也依法被解除。

“我的生活終于步入正軌了。”一個月后，相城區檢察院檢察官對被解除限高措施的企業經營者進行回訪，一段時期以來備受困擾的王先生激動之情難以言表。

量身打造的模型如何發揮更大價值，怎樣讓更多企業經營者受益？數字檢察團隊給出的答案是——輻射推廣。辦案團隊立即排查推送全市范圍內線索，幫助近60名企業經營者按下司法信用“重啟鍵”。

同年7月，江蘇省檢察院推廣蘇州市檢察機關工作經驗，在全省部署涉企行政執行案件信用懲戒措施專項檢察活動。相城區檢察院利用該模型協助排查江蘇省1萬余條相關線索，推動江蘇省檢察機關發出200余份檢察建議。

該模型很快在模型管理平臺上架推廣，探索的“雷達”迅速從全省鋪向全國。截至今年6月，該模型已累計向全國600余家檢察院輸出4萬余條線索，助力多地消除監督盲區，贏得了多地檢察機關的“點贊好評”。

相城區檢察院數字檢察團隊并沒有止步，又進一步依托模型，延伸觸角推動案后治理。今年以來，該院聯合區法院會簽2份專題協作機制，達成護航“僵尸企業”依法退市、保障破產管理人履職、督促修復企業家信用等五大共識，合力推動構建教育督促、信用修復、失信約束三位一體的社會誠信體系，共同優化區域法治化營商環境。

“我們將不斷努力，將檢察工作與大數據法律監督有機結合，在數字浪潮與法治星河的交輝中，用好大數據這雙穿透司法盲區的‘云端之瞳’。”相城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孫潔表示。

山西忻州

“數字CT”

掃出五年積案

“這個模型像一臺精準的‘CT機’，幫助我們快速定位了涉企積案，極大提升了辦案質效，為優化本地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了有力抓手。”在近期召開的政法協作聯席會議上，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隊負責人在評價忻州市檢察院研發的涉企經濟犯罪案件受而不立、立而不偵、偵而不結法律監督模型時說道。

2024年5月，該院辦案檢察官在查詢統計涉企犯罪“久偵不結”案件表時發現，僅忻州市忻府區涉企積案就高達128件，這對企業開展融資、設備采購等正常生產經營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全市14個基層院，涉企案件數量較多，僅依靠傳統人工篩查方式效率低，辦案難度大。為此，該院決定以數字技術破局，依托數字模型開展監督辦案。

“規則，是構建模型的基石。”該院領導在模型研發動員會上提出明確要求。模型研發專案組人員通過梳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等法律文件，確定了關于涉企積案的三個關鍵時間點：一是受案超期，即公安機關在接到涉企經濟犯罪線索后未在法律規定時間內立案；二是偵辦逾期，即公安機關在對涉企經濟犯罪案件立案后未采取強制措施，立案之日起兩年內未按照法律規定移送審查起訴或作出其他處理決定；三是解押未結，即公安機關在辦理涉企經濟犯罪案件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在解除強制措施之日起12個月內未移送審查起訴也未作出其他處理決定。通過這三個時間點，便可有效發現涉企積案線索。

然而，模型規則確立后，調取和運用數據又遇到了“攔路虎”。對此，該院與市公安局共同發力，通過溝通協調，建立數據共享協作機制，組成聯合數據專班，共同制定統一的數據清洗和調取規則，在確保數據安全和依法依規的前提下，對公安機關警綜平臺中的案件數據進行集中提取、清洗和結構化處理，最終解決了雙方平臺系統隔絕、數據無法直接導入等難題。經過一周的攻堅克難，模型研發專案組人員成功將大量的涉企經濟犯罪案件信息整合匯聚成標準統一、清晰可用的數據庫，為模型運行奠定了堅實基礎。

模型應用的優勢之處，在于其具備的“自動成案+簡核確認”的雙軌機制。系統可對“立案審查期限超60日”這類嚴重違法線索自動識別并鎖定，無需人工層層復核；對于系統識別出的其他逾期案件，也僅需進行簡單人工復核即可啟動監督。模型投入應用后，該院辦案檢察官點開系統，篩查出的第一條掛案線索是宏達機械公司（化名）沉寂近五年的合同詐騙案。

經調查核實，該案源于2019年一筆價值200萬元的設備采購合同，購貨方收貨后長期拖欠貨款且失聯，供貨方宏達機械公司因資金周轉困難，無法向原材料廠家結算貨款，被原材料廠家以合同詐騙報案。公安機關立案后，因購貨方失聯，證據收集和核實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案件也因此被擱置近五年未結。這也導致宏達機械公司后期在申請銀行貸款時被拒，嚴重影響該公司資金周轉和新生產線投用。

2024年9月8日，忻州市檢察機關依法向公安機關發出《要求說明立案理由通知書》。公安機關經核查確認該案屬久偵未結且無繼續偵查必要情形，于9月20日作出撤案決定，解除了對宏達機械公司賬戶的凍結措施。

該模型運行以來成效顯著，至今年6月，忻州市檢察機關依法監督公安機關撤銷涉企“掛案”40件，辦結71件，推動剩余105件符合條件的涉企積案重啟偵辦程序。

山西省忻州市檢察院檢察官送法到企業，及時了解企業法治需求。

在清理涉企積案過程中，該院進一步延伸應用場景，構建起一張“一案多查”的立體監督網：通過“行刑銜接監督鏈”機制，監督撤案后繼續追蹤行政處罰落實情況，對需要給予行政處罰的，及時提出建議；持續跟蹤處理結果，定期回訪涉案企業，了解企業經營情況；將模型篩查發現的違規異地執法線索納入專項監督范圍，深入核查是否存在違規違法情況，依法開展監督……通過模型的運用，該院打破了傳統監督方式的單一局限，實現了全流程、多維度監督的全覆蓋。

大量“沉睡”涉企案件的依法處理，如同為涉案企業卸下了沉重的枷鎖。“下一步，我院將持續深化模型應用，在鞏固涉企積案清理成果的同時，重點向涉企類案監督預防和執法司法規范化建設延伸，讓數字檢察真正成為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有力助手，推動建立健全防范‘掛案’的長效機制。”該院相關負責人表示。

（檢察日報 盧志堅 卜藝璇 董濟漢 吳楊澤 王鵬翔 李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