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2017年，黑市的一具尸體，售價高達兩萬元。

　　這個信息不是我編的，而是法醫廖小刀在過去的故事里告訴我的。

　　他還告訴了我幾個和死亡有關的“金額數字”，不那么驚悚，反而有趣——

　　過年期間發生命案，派出所會給驗尸法醫紅包，所長一般給10元，民警給5元。這是同事間圖吉利，可以收。

　　有些錢則不能碰，比如死者家屬給送葬的人發的10元錢洗頭費；

　　小刀還是一個實習生的時候，就特別重視自己職業范圍內，允許多賺到的一點點小錢。比如說，跟屁蟲似地追在師父身后去解剖，因為當時參與解剖的實習生，會拿到一筆補助：檢驗尸表30元，動刀子了60元。

　　他的目標是至少要掙到檢驗解剖2500具尸體的錢。

　　因為那幾年，他的人生只有這幾個關鍵詞：法醫實習，負債累累，解剖尸體，賺錢還債。

　　他沒想到的是，自己通過命案，掙到的第一筆補助，居然和熟人有關。更讓他匪夷所思的是：“當時我還是個新手，從沒想過，為什么人已經死了，身上還會多出兩道傷口？”

　　2003年我離開家鄉，在廣東郊區的公安局入職，成為一名法醫實習生。

　　但我不是為了什么理想，而是為了錢。

　　做法醫，每一具尸體都是有價的，檢驗尸表30元，動刀子的解剖60元。想賺更多，就得解剖更多的尸體：被分尸的、巨人觀的、無頭的有頭的、被放在行李箱和麻袋里的。

　　機會不會每次都給到一個小小的實習生，即便如此，我每次也要在心里說：“下次劏尸，俾我試試”。

　　誰讓我剛大學畢業，就要替父還債。

　　 那一年的農歷除夕，我和父親送走了最后一個債主，兩人一起把鞭炮掛在門口。

　　 父親和往年一樣點燃了鞭炮。聽著噼里啪啦的響聲，我在心底盤算出所有欠債，二十二萬五，那可是一筆不小的數字。雖然父親說外面還有近二十萬的賬沒要回來，但我知道，都是永遠要不回來那種。

　　 還是那一年，我剛進公安局，沒有分配宿舍，就睡在技術隊的值班室，我因為債務愁得睡不著。

　　 我本以為當了法醫實習生，肯定是整天出入殯儀館，接觸命案兇犯。可讓我沒想到的是12月實習開始，一直到年前，整整一個月我都只是到處驗傷。

　　 帶我去驗傷的是師兄巖哥，每次行動，我都背著工具包和相機跟在他后面。驗傷是個枯燥而重復的工作，我看著另外一個實習生天天去殯儀館，心里羨慕，甚至有些妒忌，總覺得他才是更被看重的那個。

　　 那一年，在廣東驗尸可是有補助的，檢驗尸表三十塊，解剖尸體有六十塊，肯干的話每個月能有上千元收入。

　　 對于不久前還在大學里靠每月三百塊生活費的我來說，這可不是小數目。

　　 何況家里正需要我寄錢回去。

　　 轉機發生在一個月之后，巖哥夸我，“用起來順手，沒有手尾。”不管干什么工作，都習慣帶上我一起。或許是看出我的期待，巖哥說，年后他的工作重點就轉向出現場和驗尸，到時一定多帶我看現場，去殯儀館。

　　 我笑著用力地點了點頭，把那一點點不可告人的小情緒壓到了心底。

　　 當時母親打電話問我是否回四川老家過年。

　　 我猶豫了一下沒有給出確切的回答，我總覺得剛剛被師兄看中，萬一過年有什么事，會不會錯過了表現的機會？

　　 但想到母親的失落，我還是去火車票代售點問了問，然而現實跟我預料的完全一樣——

　　 四川來廣東打工的人太多了。

　　 連硬座車廂的座位底下都擠滿了返鄉的打工人，怎么可能會留給我票呢？

　　 我有些失落地回了公安局。巖哥知道了我的顧慮之后，笑著說，我們技術隊大多數是外省人，也是一樣來廣東打工的，但是每個人都可以輪著回家。知道我沒買到火車票，巖哥甚至帶我去找了旅社，找熟人問回四川的機票。

　　 熟人說有，巖哥問我要不要。

　　 很難堪，但我只能說實話：“我沒有錢。”

　　 巖哥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買好票給了我。他說年后看尸體有的是補助，到時候再還。他開車把我送到了機場大巴站，然后從后備箱里拿出我的行李，這時他想起了什么，突然說：“年后早點回來。”

　　 元宵節之前，我這種沒有結婚的后生仔，回公安局逢長輩就祝“恭喜發財”。廣東老一輩人圖吉利，聽到這話會給紅包，就算五塊十塊，整個公安局掃蕩一遍，還是很劃算的。

　　 我牢牢記住了這件事。

　　 回到家，和往年一樣，我家里全是上門要賬的債主。

　　 父親在家鄉開了一個小廠，經營農村蓋房用的帶孔樓板，產品銷路越來越窄。他還和人到川西合伙開礦，虧不少錢。我讀大學的時候，過年回家都要幫父親算賬，幫他寫欠條。

　　我們家最初建的小廠，這個屋子我從初二一直住到大二

　　 債主基本都是鄉里的人，甚至是村里的叔叔們，所以說話不會太難聽，只是講自己的困難。

　　 因為是好人，所以更不能虧欠他們。

　　 父親和往年一樣，拍著胸口給所有叔叔保證來年一定把賬結清，和往年不一樣的是，這次他拉著我，還有話要跟大家說：“我兒以后當警察的鐵飯碗，還差這點錢嗦？我還不起錢，他還得起噻！”

　　 不知道他是想讓大家安心，還是想告訴大家，自己的兒子找了份不錯的工作。哪怕我當時只是實習。

　　 那天最后，他給叔叔們還了一部分款項，說自己這兩年是困難一點，但剩下的一定會還清，畢竟“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或許是最后這8個字，讓叔叔們安了心，最后他們都愿意接受這個結果，只是有一個地方和往年不同。

　　 剩下的欠款要寫成欠條，而這次簽名的人，不是父親，而是我。

　　 我看見父親的背脊挺直，我簽完字以后再看，他的腰一下就彎了。送走最后一個債主，我看著眼前二十二萬五的欠條，我突然有些慶幸，原本我一直想要回到老家工作，但在四川當法醫，就算轉正了，每個月也只有三、四千元。

　　 在廣東就不一樣了，我問過巖哥，珠三角法醫的工資一年有八萬塊。

　　 哪怕我工作第一年只能拿一半的工資，但只要我肯干，加上解剖的補助，每餐都吃食堂，一年都還能剩五萬塊。

　　 這樣算起來，三年左右，我就有可能幫家里還完欠債。前提是我能通過實習，被巖哥選中，留在公安局。

　　 那時和我一樣想的人太多太多。

　　 原本在老家的中學同學們來廣東打工了，后來，我的表弟也來了。他們有的是在老家沒有工作，有的是為了掙錢結婚，甚至還有什么也不為，只為看一看川渝盆地之外的大城市。他們留在這里，按照廣東話講，叫“揾一份食”。

　　 而我正要成為這千萬人中的一員。

　　 只是回到廣東沒多久，巖哥就帶著一件急事找到我，這一回，不只是多掙幾個解剖費的事了。

　　 回到廣東后，巖哥和之前保證一樣，帶我去了殯儀館。幾具尸體的死因都是普通的猝死和意外，檢驗起來毫無難度，我也只是做搬搬抬抬的工作。沒事兒我就清點那幾天搶來的紅包。

　　 沒想到，才過了一個多星期，巖哥就來敲我的辦公桌了：“動作快點，有命案。”

　　 白色面包車從大院出發，我發現道路兩邊景色越來越熟悉，這分明是通往人民醫院的街道。就在半年前，我們還和其他學校的學生一起，在這家醫院進行臨床實習。

　　 看著越來越近的醫院大門，就在我以為車輛會停在醫院門口時，面包車卻拐向了醫院對面藍天路的一條橫巷。元宵剛過，不少住戶門口都掛著紅燈籠，街角也殘留紅色鞭炮碎屑，盡管如此巷子依然讓人感覺冷清。

　　 車停在橫巷里一棟單家獨戶的小樓前面。為了防盜，這棟住宅的圍墻足足有三米高，院門也是厚重的不銹鋼門。

　　 這時候舊城區還沒有開始改造，而案發這棟小樓卻是能夠少數能通車的稀缺住宅，周邊住的也都是本地人。

　　 當事人應該是家境非常不錯的本地人。

　　 口罩戴好，我跟著巖哥鉆過警戒線，看到只有二十平米的小院里，已經站了十來號警察。

　　 我看到作為法醫頭頭的釗哥，他和我一樣， 身高只有一米七，身材精瘦，穿著件黑色夾克。平時在辦公室，他不管開會還是安排工作，都是一副溫和的樣子。但這會兒，他板著臉，抿緊嘴唇，微皺眉頭，聽派出所民警介紹案情。

　　 釗哥還沒開口，旁邊一個方臉的中年人就開口安排起工作。

　　 從巖哥稱呼里，我知道，這個濃眉大眼，面色黝黑的家伙就是我們刑警支隊的支隊長老秦。

　　 作為實習生，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老秦，但我老早就聽過他的威名。巖哥私底下和我說，老秦是廣東人，好的地方是作為領導，他比誰都對案子認真負責；不好的地方是，發現不如自己認真的人，他就會在開會的時候“屌”人。

　　 最終的結果就是誰都會被他“屌”。

　　 查不出新情況——

　　 “屌！你系唔系傻?”（你是不是傻子）

　　 查出了情況但是沒認真——

　　 “屌！俾地心機做嘢啦”（懶懶散散，成什么樣）

　　 他總是罵人，但每次罵得都正中要害，大家不得不在那一句句“冚家鏟”中，承認自己工作確實有不到位的地方，更加敬畏老秦這個命案的負責人。

　　 老秦布置完工作，掃了我一眼，巖哥趕緊把我拉到前面，介紹說我是今年的實習生，是個法醫好苗子。老秦聽完點了點頭，沒任何表情，轉頭和其他偵查員說起了工作安排。

　　 從人群里擠出來，進入一樓中心現場，巖哥轉頭叮囑我：“有領導在，好好表現。多看少動，叫你干啥你再干。”

　　 他的意思是，哪怕不表現，也別出差錯，否則被“屌”事小，因此無法留下事大。

　　 我深吸一口氣，暗地給自己鼓勁，跟在巖哥后面走進中心現場。

　　 只是進去的第一秒我就愣住了，現場還坐著這樁命案的受害者家屬。而這個家屬，居然是我的熟人。

　　 那個坐在客廳角落，頂著亂發，身穿著毛衣的中年男人，分明是人民醫院消化內科的何主任。當初我在醫院實習的時候，還幫他寫過不少病例。

　　 何主任他顯然沒認出我來，看見有人進來，他也只是抬起頭，露出了陰郁而悲傷的表情。

　　 釗哥把他請出了客廳。

　　 屋子里就剩下我們幾個勘察人員，釗哥第一個打著手電筒，上了二樓。等我和巖哥穿好鞋套，戴好手套跟上去時，釗哥已經蹲在了二樓客廳的正中，而他的面前正躺著一個頭發花白的老人。

　　 死者是個年過七十的老婦人，身穿黑色的棉質外套，下身穿著同色褲子，腳上還汲著棉拖鞋。

　　 她的外套扣子并沒有扣好，內里的淺色毛衣上，血跡還在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在擴散。地上已經積成了一灘血泊，而她臉上和白發上也都沾染了不少血跡。

　　 就在今天中午，三個人持刀闖進了這座住宅，把家里所有人都綁了起來。這群匪徒唯獨漏了在三樓睡覺的老婦人。等她聽到動靜，迷迷糊糊下樓之后，正好撞見了匪徒們。

　　 她的大兒子，人民醫院的何主任就在二樓，被匪徒用繩子綁在一張靠背椅上，嘴上貼了封口膠。

　　 而老婦人被害的過程，沒被任何一個家人目睹，但每個家人，都聽到了她的呼救聲。

　　 何主任在椅子上瘋狂掙扎，雙手腕被繩子磨出血都沒能成功，直到他聽見呼救聲一點點消失。

　　 他失去了母親。

　　 經歷了這些，所以剛剛他會如此失魂落魄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釗哥出聲打斷了我的聯想，他站起來叫我去拿牌子過來：“先拍照固定，看一下損傷，就把尸體搬去殯儀館吧。”

　　 我愣了一下，沒有反應過來牌子是啥，巖哥見我一臉懵逼，提醒我塑料標識牌在勘察箱的最角落。我這才反應過來，這是要給現場物證和痕跡做標記，之前勘察普通猝死和意外，可沒有這個步驟。

　　 我拿出標識牌，按照巖哥的指點，一個接一個放下，巖哥偶爾還幫我微微調整一下標識牌的方向、位置，他每一次調整，我都記下來，雖然不知道為啥，但我想那肯定都是有原因的。

　　 這也讓我每放一個牌子都格外緊張，直到釗哥一巴掌拍在我肩頭：“你是不是害怕了？”

　　 我抿緊嘴唇，搖了搖頭。

　　 釗哥眼角露出一絲笑意，或許是想到某些往事：“別怕，就是血多點，多出幾次現場就習慣了。”

　　 我點了點頭，沒覺得自己有多害怕血，但也不敢說真正的原因，只把多余的標識牌放回了箱子。

　　 巖哥看我收拾好標識牌，帶著期許地問我：“看出什么沒有？”

　　 我環顧著整個二樓，一個個標識牌，把樓梯到客廳中間的血路標記出來，也標記出了周邊房間里那一大堆靠背椅和椅子邊的繩索膠帶。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現場，每一個角落都散布著痕跡物證。

　　 “很多人參與？痕跡物證很多？”我講不出更多東西。

　　 “是啊，是個大現場，慢慢干吧。”釗哥看出我的窘迫，在給案子定調的時候，也給我解了圍。

　　 當時相機都是用膠卷，現場拍照也是個專業的精細活，畢竟大多數時候現場都沒法復現，任何一張照片沒拍好都可能會影響后期工作。技術員需要對所有血跡、痕跡拍照，我就在旁邊打燈。

　　當時驗傷驗尸的膠卷相機拍的我自己

　　也是這個時候，我才有機會打量這個屋子。何主任是家境殷實的本地人，客廳家具是紅木的，值大幾萬元，當時人們的工資普遍才一兩千。大多數人家屋子里還是二十二寸大屁股的彩電，這里放著的，是五十寸的大彩電。

　　但這里的本地人財不外露，何主任他平時穿的和普通人沒有多大區別，家里明面上也就有幾千塊錢。

　　不知道襲擊這戶人家的歹徒，是為了財，還是有仇怨？

　　等他拍完了，我和巖哥提取好物證，把它們歸攏到一堆，準備再看一看尸體，然后再帶物證回公安局。

　　這時樓下傳來老秦的喊聲，罵我們拖拖拉拉，趕緊搞定，回頭去殯儀館，有的是時間慢慢看。

　　“兩個字，快滴搞掂佢！?”（十分鐘，快點搞定它）

　　釗哥聽到老秦的聲音，連忙換上橡膠手套，把我擠到一邊。我只好退后兩步看著巖哥和釗哥兩個人熟練地把死者衣物解開，隨后從頭到尾，快速地檢驗了尸表損傷。

　　沒過幾分鐘，釗哥揮了揮手，讓殯儀館工作人員把尸體搬走。

　　我捧著裝物證的紙箱子，走在最后，臨下樓時我回頭看了一眼滿地板的凌亂血跡，輕輕地噓了一口氣。晚上獨自整理現場照片的時候，突然害怕起來，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見到那么多的血。

　　 回去以后，寫初步損傷情況的任務就落到了我頭上。

　　 沒有模版，沒有范文，巖哥就在電腦桌面上新建了一個空白文檔，隨后就去了走廊接電話。之前幾個普通現場幾乎沒有人關心和過問，但這個命案現場，從回到局里到現在，巖哥至少已經打了四五個電話。

　　 我有些猶豫地在文檔上打下記憶中的損傷：左胸部三處創口，左腹部兩處創口，創口均深入胸腹腔，死者左食指和中指有割傷，死因考慮為胸腹腔臟器破裂導致大出血死亡。

　　 除了這些，我根本不知道應該寫些什么。

　　 看著文檔上才一百字左右的記錄，我內心忐忑，尤其是巖哥掛完電話站在我身后的時候。

　　 “打開E盤，那里有個現場分析文件夾，你看看我以前怎么寫的。”

　　 巖哥的聲音聽不出情緒，但我總覺得這是在對我表達不滿。

　　 我按照吩咐，看到那些足足上千字的內容，恍然大悟，原來法醫分析報告是這樣寫的呀。每一個命案，除了詳細描述損傷，還得判斷死因和估算死亡時間，分析案件性質和作案過程，最后是物證處理意見、案犯刻畫和偵辦意見。

　　 對比之下，我也明白自己寫的內容缺少了很多細節。我站起來，把位置讓給巖哥，看著他對著我剛敲下的內容進行深度加工。隨著文檔上內容越來越詳實，巖哥專業能力在我心目中也越來越高。

　　 巖哥讓我有空的時候，多看看他這個文件夾的內容，多翻翻書架上的書。

　　 因為我們法醫這個行業，平時常用的，大學一點不教，教了很多的，平時只用一點兒——

　　 大五法醫專業課，最重要的兩門：法醫臨床學主講驗傷，法醫病理學主講死因。沒有書詳細分析作案工具，更沒講過現場要如何勘查。

　　 接下來的解剖里我也露了怯。

　　 老婦人的遺體擺在殯儀館的水泥墩上，那是我們簡易的解剖臺。

　　 巖哥和我一起執刀，他主執，每次上解剖臺，我都要給解剖刀裝上新的刀片，24號銀色小刀片，最普通最鋒利的那種。

　　 這場解剖他左我右，各負責一半尸體，他更多動刀，而我負責配合和記錄。他不斷地給我下達指令，而我在重復的服從，期間沒有太多的時間喚起情緒，只是專注聽清每一道指令，我要對應做出什么動作。

　　 “看胸腔，你扒胸壁，我扒肺”

　　 “切肩鎖關節，把小刀立起來，垂直切”

　　 “搖動肩膀觀察她關節在哪里”

　　 有驚無險完成了這些指令，老婦人的死因也差不多能確定了，就是臟器損傷導致大失血死亡。致命傷是左胸部的三處刀傷，左胸腔里足足有一千毫升的血液，整個左肺都就像是泡在黑色血水中抹布一樣，皺縮成了一小團。

　　 腹部的兩個創口只是劃破了腸道，并沒有損傷血管，腹腔里干干凈凈，一點血都看不到。

　　 可就是這兩處看似不起眼的損傷，巖哥卻對著那里研究了好一會兒，還反復測量那兩個創口的長度。

　　 我有些疑惑，問他那有什么特別的地方。

　　 巖哥搖了搖頭，沒有多解釋，囑咐我在尸檢記錄上寫好損傷的細節。

　　等我記錄好了很久之后，他才說出自己的猜測，之前受害者家屬說，匪徒有三個人，但不確認動手行兇的有誰參與。按理說對付一個老婦人，一個匪徒就足夠了。但從尸體檢測上來看，不太像，至少沒那么簡單。

　　他懷疑腹部的那兩個窗口，屬于“死后損傷”，也就是說在老婦人已經死亡的情況下，身上莫名又被捅了兩刀。

　　將一個死人再殺一遍？是誰做的？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他沒有讓我把這些寫在尸檢記錄上。因為不寫，這些就只是推論，寫下去了，我倆就要為這個論調負責。

　　解剖完畢，巖哥帶我去了附近吃午餐。我的心思一點都沒在這頓飯上。

　　有個對我很重要的人，馬上就要來見我了。

　　我解剖結束，脫下手套的時候，就看到了女友木木的短信：她已經從廣州天河坐大巴過來了。

　　等我跑到客運站，木木已經在客運站對面吃過午飯，就是一碗最普通的蘭州拉面。我看她還是穿著那件灰色外套。

　　那天我們走在大街上，按照本地人的話說，叫“齋逛”，就是什么錢也不花，只要對方陪著自己。

　　我很擔心木木的工作問題，她的求職之路并不順遂，不久前才找到一份辦公室工作。到這會兒，她都還沒有過三個月的試用期，同時還在公司附近的城中村找合適的房子，

　　木木現在只能投靠在自己大伯家。她大伯也是在老家欠債，來了廣州，靠在城中村販賣塑料袋掙錢還錢。大伯一家三口都擠在一間不到50平米的出租屋。木木就是在囤積的塑料袋之間，騰挪出一個床位來睡。

　　大伯母對木木有些意見。私底下和木木抱怨，廣州生活艱難，在這里寄宿那么久總得給點家用。

　　木木一心想搬出去，寄人籬下總不自在。為了準備租房的押金，木木也沒舍得過年置辦新衣服，她身上的灰色外套，已經是她唯二愿意穿出來見我的衣服。

　　只是生活再難，木木看到我，嘴角還是會微微地扯起弧度，因為覺得自己牙齒不好看，她從來不會露齒大笑。

　　我牽住了她的手，終于是一雙干燥而溫暖的手，我心中滿是欣喜。

　　我鬼使神差地晃了晃了手：“剛還在殯儀館解剖，摸了尸體，不嫌棄吧。”

　　“你又不會不洗手，何況還戴著手套呢。”

　　我點了點頭：“我們都是戴兩層手套的！”

　　快樂總是短暫的。回到公安局，馬上就要開命案碰頭會了。

　　巖哥叮囑我千萬不要亂說話。

　　我點了點頭，心中充滿期待，這可是我第一次參加命案的碰頭會。

　　我聯想到了大學時最愛的美劇《CSI：拉斯維加斯》，里邊的法醫專家，總是能結合各類證據，來還原死者被害全過程。

　　或許這次開會，很可能有個小黑板，上面貼滿照片，然后一堆人圍著那塊小黑板，聽著巖哥講解現場情況。

　　結果我發現自己完全想多了。

　　現場是十幾個人圍著巨大的橢圓形會議桌，包括主位的老秦，大多數人都點著煙，吐著白霧等待會議正式開始。

　　看到我和巖哥進來，老秦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會議室徹底安靜了下來。

　　巖哥從挎包里掏出一沓照片，遞給坐在主位的老秦，隨后又把打印出來的幾份報告遞了過去，隨后他就站在老秦的側面對著照片開始講解。其他偵查員就只能像一只被拽住脖子的鵝一樣，探著腦袋去看那些照片。

　　巖哥講解時說的是普通話，可老秦一開口就是帶著地方口音的粵語。而平時在我面前端著架子的巖哥，講解時卻明顯有些緊張。老秦一提問，他就下意識地繃緊身子，說話磕磕絆絆。

　　巖哥大約用了十分鐘，把現場和尸體情況講完之后，還想多說幾句分析意見，可老秦揮了揮手讓巖哥坐下。接著負責排查的偵查員快速地匯報了案情。

　　何主任一家總共有七口人，兇手有三個，其中一個高個子說——

　　“你們醫生都是吃回扣，賺大錢，不在乎這點，只要不呼救，不惹來麻煩，就不會傷和氣。”

　　幾個受害人都沒法描述出兇手的外貌特征。但他們一口咬定，三個兇手口音都很像“撈仔”，也就是外省人。

　　兇手殺人之后，迅速地搜羅了臥室里的首飾和現金，還帶走了所有人的手機。

　　我聽完調查情況，才發現我們辦案和美劇非常不一樣。美劇里的警探熱衷還原全過程，是因為審判時的陪審團制度，陪審團里是普通人，他們要聽一個完整的“罪案故事過程”才好來判斷。

　　而我們這里，負責拍板判決的是法官，是專業人士，他們更看關鍵證據。

　　所以在場的偵查員們，并沒有像我想象那樣的還原殺戮過程，而是更關心法醫能不能提供幾個人動手，用了幾把刀這樣的核心信息。但針對這樣的信息，巖哥也只是心中有猜測，沒更多的證據，說出來可能還誤導大家。

　　我努力地在筆記本上記下所有的內容，同時注意到在圍著老秦的身后，也坐著一個正在奮筆疾書的年輕偵查員。

　　這人身材高大，但面孔也很年輕，我想，這可能是個新警察，或者干脆和我一樣，是個實習生。

　　由于案件調查沒有進展，老秦全程黑著臉，等到所有偵查員離開之后，老秦地把桌上照片收攏起來。

　　巖哥連忙從座位上站起來伸手去幫忙。

　　老秦放下手里的照片，看著只剩下我和巖哥的會議，拿起那份我倆寫的現場分析報告，輕輕一扔，丟到巖哥面前，給了一句至今我都記得的評語：“寫的是咩嘢嘅，咁樂色？”（寫的是什么垃圾？）

　　我的心跳停了一拍。

　　看著老秦推開門，我偷偷地瞄了一眼正低著頭收拾檔案袋的巖哥，整個周末的好心情終于徹底崩壞。

　　釗哥中午從市局開會回來，聽了會議情況后，立即和巖哥又去找老秦。

　　在釗哥看來，案件陷入困境根本不是我們技術隊里法醫的錯，他得問明白老秦到底想要什么。

　　他們回來以后告訴了我這場交涉的過程。

　　釗哥認為案件性質明確就是搶劫殺人，法醫該做的工作都做了。

　　老秦卻覺得，那么多膠帶，那么多人，一個有用的指紋和足跡都沒有確定下來，很不給力。

　　我對足跡的提取不明白，但我知道，所有案犯都戴著手套，怎么可能在現場留下指紋呢？

　　老秦還是要求我們復查現場，尋找新線索和證據。

　　釗哥提出了一個方法：擴大搜索面積，動員轄區里的警察和治安員，搜索藍天路附近所有的冷巷和垃圾桶。也就是說，我們要拉著一大幫人，去翻垃圾桶，看看有沒匪徒丟掉的兇器和血衣。

　　老秦卻批評了釗哥和巖哥，認為他們有這個想法就要早點提，周末不搜索，現在已經過了兩天，“蚊都瞓啦！（黃花菜都涼了）”而且這才剛過元宵節，搞那么大的陣仗，鬧得人心惶惶的，影響也很不好。

　　我替巖哥叫屈，明明周六我跟著去解剖的時候，釗哥就帶著人去復查了現場，就這也要被批評。

　　可巖哥兩句話就消除了我的困惑：“破案就是這樣，大家都沒線索，偵查忙得團團轉，誰都不能先歇著。”

　　“沒有發揮作用，在領導看來就是無能的表現。”

　　盡管老秦沒有同意調來附近的民警，但下午的時候，釗哥還是叫上了隊里所有人去藍天路。兩臺破舊的五十鈴面包車，十幾個人都穿著便服。釗哥在車上重申了一遍搜查工作的要求：細致，低調。

　　不是發生命案的屋子，但是情景八九不離十

　　分配完搜索區域，巖哥抱怨了老秦兩句。

　　釗哥回過頭來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現場看不細，基礎工作沒做好，那就是欠錢，遲早要還的。”

　　聽到這句話我愣了一下。

　　年前我在老家寫欠條時，父親說的也是同樣的話：“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此刻的我更沒想到的是，很多年以后，命案已經越來越少，我越來越認同這句話，沒破的案子，就是警察欠老百姓的債。

　　到了藍天路，我有些茫然地看著路邊的巷道，不明白外圍搜索該如何進行。

　　巖哥走過來，教了我一個至今記憶尤深的訣竅：換位思考，假定自己就是兇手，會把東西丟哪里就去找那里。

　　于是我學著巖哥的樣子，從小樓出發，沿著這里熟悉又陌生的巷子一步一步開始探索。

　　踢著鞭炮紙，揭開巷子遮蓋的塑料布，翻開每一個簡易垃圾桶，我低著頭，像小狗一樣嗅探著可能存在的線索。天色漸暗，居民們陸續回家，巷里不斷有摩托車進出。路人看著我們這些陌生的面孔，露出戒備的眼神。

　　最終我一無所獲。

　　回到車上，看著空蕩蕩的物證箱，我知道其他人和我一樣。釗哥有些失望，但還是招呼所有人吃了一餐。

　　隔天，負責命案偵辦的梁哥來辦公室找巖哥，隨行的還有那個之前坐在會議室里，身材健壯的年輕偵查員。

　　我有些好奇地詢問了這位偵查員的身份，吳勝，非公安院校的體育生，也是局里一早看好的苗子，提前來實習，區別在于我是法醫，他是偵查。

　　吳勝還比我大幾個月，我叫他勝哥，算是讓他提前體驗到當前輩的快感。

　　他笑著撞了一下我的肩膀，說是互換情報，案件有什么新進展他也會告訴我。

　　他問了一句搜查情況，見我苦笑著搖頭，他挑了挑眉，帶著兩分炫耀地告訴我，他們找到了新的線索。

　　不，確切的說，他們已經快抓到兇手了。

　　之前開會的時候，釗哥提過一個新思路，命案發生時剛過完年，還沒開學開工，不管是文具店，還是賣手套的勞保店，生意都不好。如果兇手是在附近買的工具，說不定會給店主留下印象。

　　勝哥和其它偵查員，采用了這個思路，調查兇具來源。

　　他們找到了疑似售賣手套和透明膠的店鋪，兩個店鋪都在人民醫院的對面街。那里有一所小學，膠帶是一個高個子在學校旁的文具店購買，手套則是在相隔不到五十米的一個勞保用品店，由一個寸頭壯漢購買。

　　2004年的時候，監控攝像頭還是昂貴物件，兩家店里都沒有安裝。

　　只有勞保店的老板提供了一條線索，那個寸頭壯漢是中原口音。勞保店的老板是山東人，聽出對方是北方口音，就隨口多問了一句，但對方并沒有細說自己具體是哪里人。

　　有了這個線索，結合受害者家屬的口供，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兇手來自北方。

　　重案隊也把這兩個家伙當做了重點嫌疑人，還特意請了市局的畫像師，給這兩人做了模擬畫像。

　　聽到模擬畫像，我停下筷子，以前只是在電視劇里見過這技術。我好奇地問勝哥，畫得像不像？

　　勝哥一臉詫異地望過來。從他的眼神里，我猜到自己說了傻話。他笑了笑，說市局的畫像師得明天才有時間去見商店老板和何主任，到時能不能當場畫出來，是個未知數。

　　我趕緊低頭扒飯，勝哥接著又拋出了個勁爆消息。

　　外地口音、北方人。偵查員們把兩個信息帶到了受害者何主任那去。

　　何主任說，他想起了一個線索，兩個多月前，真有幾個北方人去他科室鬧過。入院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女性，腹痛，遲遲查不到病因，治療了一周，病情急轉直下，送去ICU也沒有搶救過來。

　　病人的老公和兒子，找幾個老鄉，在科室大鬧一場，說是主治醫生收了他們紅包，還把人治死了，要賠錢。

　　雖然病人不是何主任收治，可他作為科室帶頭人，全程都陪著醫院領導和家屬談判。

　　他記得死者的大兒子，一個帶著北方口音的年輕男子，用手指著他的鼻子吼：“現在我媽死了！你們敢不認賬，不賠錢！我就讓你們也嘗嘗家破人亡的味道。”

　　這倒也符合匪徒們在搶劫時說的話：“你們醫生都是吃回扣，掙大錢。”

　　匪徒是帶有復仇心態的病患家屬？

　　聽到這里我皺緊了眉頭，我記得很清楚，巖哥給出的分析意見就是普通搶劫。難道老秦是因為這個才覺得巖哥的分析不對？我一時間有些混亂。

　　“這誰知道呢？先查查唄！”盡管勝哥說得輕描淡寫，但看得出來，他心中已經篤定，兇手就是病人的家屬。

　　勝哥和我正聊著就接到電話：他的隊長梁哥，要去醫院查病人資料，很快就要找到那幾個北方人了！

　　眼看偵查員們就要摸到兇手的尾巴，釗哥卻依然按計劃，組織我們技術隊去藍天路，進行第三次搜查。

　　這條路依然冷清。

　　這次我和巖哥分到的方向，通往一個僅有百來平米小小的街心公園。公園里有四個長條形的花壇，中間的一小片沙土地上立著單杠和攀爬架，供街坊們閑坐和鍛煉。這些設施在我老家是見不到的。

　　巖哥還在前面認真地扒拉街邊沒清理走的垃圾，我已經泄氣了，畢竟這個地方已經被同事們搜索過兩遍了。

　　看著街心公園中間的單杠，我發現這個地方以前居然來過。當初我還在醫院實習時，散步到過這個地方。同伴們說我太瘦了，肯定拉不了三個引體向上，平時都不喜歡逞能的我，那次沖過去掙扎著做了十個引體向上。

　　我走過去單杠那里，看了眼還在認真搜索的巖哥，偷偷跳起來拉了兩個引體向上。又裝模作樣地用腳踢了踢地面的沙子，單杠下面薄薄的沙土當然不可能埋什么兇器。

　　旁邊的小花壇里，只有些零食袋，橘子皮之類的雜物，我走了兩圈也毫無所獲。

　　我想起回廣東已經有半個月了，都沒有給家里打過電話，這會兒又無事可做，干脆給父親撥了個電話。

　　電話那頭還是父親熟悉的聲音，我甚至能聽到他搓麻將的聲音。

　　巖哥走過來，似乎想和我說什么，見我在接電話，就轉頭去搜索我剛看過的花壇。

　　我拿著電話，轉到了公園對面的死巷子，只有一米五寬，盡頭是高高的圍墻，墻頂上還插著閃亮的玻璃碎片。

　　電話接通了，我說：“爸，我這實習還順利，師兄挺關照，你和媽媽身體還好嗎？”

　　“嗯嗯嗯，知道了。都好，都好。”

　　緊接著電話里傳來一聲“砰”，那是麻將牌砸上桌的聲音。

　　或許是手氣不好，也可能父親根本不在乎我說什么，他有些急了：“是不是有啥子事？沒得事啊？是，是得打牌。胡了，二回再聊。”

　　我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沒有告訴他，我還欠著巖哥路費的事情。畢竟實習補助就要下來了，這幾天我也參加了尸檢，尸檢補助也會有我一份。

　　聽著電話里傳來碰牌的聲音，我失落地掛了電話，本想發條信息給女友木木吐槽，又覺得自己有點小題大做。

　　我踹了一腳旁邊的墻壁。

　　這一腳出去，轉身時，我的角度正好看到兩棟緊貼的小樓之間，一片斜放的塑料瓦下，有個裝東西的塑料袋。

　　我側著身子，用還戴著手套的左手，把塑料袋拽了出來。

　　那是一個半透明的黃色塑料袋，被人隨手打了個結，隔著薄薄的塑料，我看到了手套和透明膠帶卷。

　　我一把解開塑料袋，里面有三雙白色勞保手套，還兩卷用過的透明膠帶，那膠帶上還粘著干涸的血液。

　　這都是作案工具！我立功了！

　　釗哥看見搜索到的物證，拍著我肩膀，夸我說:年輕人就是眼神好。

　　我有些自得也有些靦腆地笑了笑，算是認下了這份功勞，覺得自己給釗哥留下了好印象。

　　回去的車上，我本來想和巖哥聊聊天。巖哥卻沒有搭腔。

　　我幫著巖哥整理物證，給每一個物證單獨編號，在記錄本和物證袋上寫下名稱。黃色塑料袋里總共兩個透明膠，其中一個上面有血跡，六個手套上，其中四只有血跡，這些血跡也都單獨提取保存到紙質物證袋里。

　　提取完血跡，透明膠帶和黃色塑料袋一起，掛在了指紋熏顯柜里，準備用502熏顯指紋。

　　我問巖哥提取好的血跡怎么辦？他告訴我，經費緊張，只能選取條件最好的兩處痕跡送到市局檢驗。

　　和巖哥聊天的整個過程都很壓抑，他幾乎沒有多余的話。

　　想起巖哥從現場回來以后一直垮著臉，我摸不著頭腦，找到了關鍵物證不該開心嗎？

　　沒等我想明白，巖哥就領著我進到內間的打印室，關上了門。

　　他吐了一口氣，盯著我看了足足有十幾秒，直到我心底只剩下忐忑，他才壓低著聲調開口說道：

　　“你是不是以為自己很厲害？”

　　“你還記不記得我教過你什么？”

　　見我一臉懵懂的樣子，他打開旁邊的書柜，從里面拿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那是隊里自己打印的小冊子，封面上印著一行大字：公安機關現場勘察規則。

　　“我讓你讀幾遍，認真記熟了，你到底看了沒？”

　　我緊張地咽了咽口水，這本小冊子上面只有幾千字。我看了一遍，感覺都是常識，再也沒認真研究過它。

　　巖哥看我樣子，估計是猜到了我沒認真讀過，終于指出了我之前在搜索時犯下的兩個致命錯誤：

　　沒拍照就動了物證，明明看出袋子里裝的可能是作案工具，卻還一個人就把塑料袋打開了；另一個更蠢的行為是，在現場墻壁上留了一個足跡，害得拍照的痕跡員，看到那么新鮮的鞋印，還以為是案犯留下的。

　　我心中不服氣，那個瞬間，就覺得他是故意為難我，打壓我。

　　直到巖哥走出房間，我留在打印室才醒悟過來，我不過是個實習生，是他的徒弟，他有什么必要為難我，打壓我？

　　我羞愧著，卻沒有勇氣追出去認錯，只能緊緊握住那本小冊子。

　　萬幸的是，雖然我搜證時出了問題，但沒影響到證據的有效性。

　　我找到的塑料袋上，提取到兩個指紋，交給了指紋室的零哥。他卻告訴我，沒能在本地庫里比對出來任何嫌疑人。

　　零哥是警校畢業，學的專業就是痕跡，工作后一直在指紋室干活，他們比對指紋的電腦都是定制版的蘋果電腦，精貴得很，就連地板都是防靜電的。

　　我有些好奇地問零哥，為什么指紋比對是本地庫，如果案犯只在外地有案底怎么辦。

　　零哥告訴我，全國各地用的軟件有差異，甚至省廳里的系統都和我們不一樣，所以根本沒法跨系統比對。我們要想和其他地區的指紋比對，就得發協查，讓當地的指紋技術員用他們的系統，重新標識特征后比對。

　　我很納悶，不明白為什么指紋不能用同一系統。

　　零哥告訴我，指紋系統也才用了六七年，以前還得手工一張一張比對呢，就這還不知足？

　　看著零哥挨個給周邊的指紋室聯絡員打電話，發郵件，我起身告辭。

　　巖哥又去開了兩次碰頭會，終于沒再陰沉著臉，老秦對技術能夠找到作案工具，還熏出指紋非常滿意。

　　我聽他們說，只要你對案件有功，老秦就會笑嘻嘻地遞煙，給你倒杯茶：“就知你至勁”（我就知道你最厲害）

　　只是我們法醫技術這邊解脫了，負責偵查的警員卻被噴得滿臉口水。

　　重案隊從醫院找到了病人的資料，而何主任一家人，對著鬧事家屬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都沒能認出來哪一個是兇手。作案時，三個兇手全程都戴著口罩，何主任一家驚慌失措之余，根本記不清幾個人的眉眼樣貌。

　　情報那邊也打電話到病人家屬的北方老家，找當地派出所，問過村里的老人和鄰居，都說那一家子人過年一直在家，沒有外出。那些家屬的照片也找五金商店老板辨認過，沒認出購買作案工具的人。

　　周邊地市陸續反饋，兇手指紋都沒有比中信息，手套上血跡證明也都是死者的，沒有任何意義。

　　線索斷了，兇手根本不是幾個月前醫鬧的患者。

　　現在我們手里掌握的，不過是那幾個對比不出任何人的指紋。

　　偵查員的任務只剩下盯著二手手機店，讓各個線人留意最近銷贓的人里面，有沒可疑人員。大家也只能期待那三個劫匪，去變賣從何主任家里搶到的手機了。

　　查到這里，老秦的臉色很不好看。

　　那個年輕的偵查員勝哥，幾天都沒有休息好，整個人明顯憔悴了下來。據他得到的小道消息，人民醫院的院長也打電話到局里，來追問過案件進展。

　　局長的面子掛不住，老秦的臉色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每次在樓道里撞著他，都會不由自主地繃緊神經。

　　勝哥私底下和我說，他師傅梁哥認為，案子查到這步就算是斷線了，接下來都是無用功，只能靠撞大運。

　　“前兩年好幾個沒破的搶劫案都是這樣，查著查著就擱置了。”勝哥轉述了他師傅的論斷。

　　我沒想到經歷的第一個命案，居然就要這樣無疾而終，我忍不住有些情緒低落。

　　突然手機響了，是木木給我發來的短信。

　　木木又來看我了，轉了三趟車過來，而她還是暈車的體質。

　　我緊緊拉著她的手。

　　不僅因為心疼，也是害怕。畢竟每次從車站出來，都會有一大群摩托車搭客佬圍過來，這些日子下來，我見過好幾宗摩托車搶劫傷人，甚至為了搶奪金耳環，拉斷女孩耳朵的案子。

　　或許是看出我情緒不高，木木主動和我聊了挺多。

　　木木新的工作是在一家手機公司做信息轉發員，這時候大多數人還是用的諾基亞手機，上網能訪問的頁面幾乎是純文字。木木她們每天就是把各種簡要新聞，新段子，笑話，用短信形式轉發給他們的訂閱用戶。

　　雖然每天的工作也很枯燥，但木木卻能在里面找到樂趣，她說很多段子，讓自己這個學中文的也大開眼界。

　　那天我盯著她的眼睛，聽她說著瑣事和段子，很久很久。

　　那場約會過后，廣東就進入了令人厭煩的“回南天”，我常去解剖的那家殯儀館地面每天積滿水漬，就連墻上的瓷磚也開始淌水。這樣潮濕，所有的東西都好像在發霉，我需要每天整理物證室，不然物證都得發霉。

　　那些物證里也包括當初我撿到的手套和塑料袋。

　　偶爾我會想，是不是何主任母親被殺的案子，也就這樣發霉了，爛掉了？

　　有兩個人讓我擔心的事沒有發生。

　　在我不知道的時候，指紋室的零哥，已經帶著塑料袋上的兩個指紋，跑遍省內的其他地市。這是老秦的要求，他太熟悉公安這個行業了，光發協查，其它地方根本不會重視。

　　只有自己人親自去比對過，老秦自己才放心，對方也上心。

　　三月初，公安部在上海開一個痕跡技術會議，零哥也去了。他這幾年每次開會，都會揣著厚厚的一沓資料，全部都是未破的大案要案。按照他的說法是，反正都要到處跑著比對，去了其他省份，正好用用他們的系統比對。

　　他去了不到三天，找到匪徒了。

　　三個匪徒的指紋在上海被比中，很快就被捕了，被分開關押在幾個審訊室里。

　　我看了筆錄，三個兇手都是河南同鄉，他們最早去上海打工，既是工友又是同鄉，自然就會抱團。為首的那個高個子叫做李軍，去買手套的寸頭壯漢叫李勝利，剩下的那個叫做劉二寶。

　　某次下工，他們仨和工友起沖突，動了手。這事鬧大了，主管決定把三人辭退，各扣了半個月工資賠償。

　　李軍覺得，這就是作為主管的上海人排外偏心，看不起外地人，故意欺負他們。

　　因為這次打架，三人都在派出所留下了指紋。

　　李勝利以前到過廣東，他告訴李軍：“廣東很好找工作，有的是機會，上海人看不起我們，我們就去廣東。”

　　結果三個老鄉到廣東游蕩了幾天，他們聽不懂粵語，但多少知道有本地人說他們這些外地來的是“撈仔”，來掙一筆錢就走。三人在廣州待了半年，好幾份工作都不滿意，自然也沒“撈”到什么錢。

　　在外地打工的人，身上沒錢，是自覺沒臉回家過年的。

　　過年那幾天，其它人都回老家了，但他們回不去，街邊的大排檔和快餐廳也不開了。他們吃面條，看著留下的人，尤其是本地有錢人一家團聚，開著豪車進酒樓。他們想搏一把，搶劫。

　　動手前他們自己包了一頓餃子。

　　李軍三人先是在藍天路附近轉了幾圈，最后瞄準何主任一家。

　　李軍路過醫院，在宣傳欄看到過何主任的照片，在他看來，在醫院做主任，還住這么大的房子，肯定是撈了不少錢。他可不止一次聽說醫生開刀都要收大紅包，卻根本沒想過，何主任是消化內科的主任，根本不上手術臺。

　　案發這天李軍三人帶著準備好的作案工具，一早就蹲守在何主任家門口，本來是準備等其他人上班之后，闖進去。結果這天何主任輪休，一家子早上去酒樓喝完早茶又都折回了家里。

　　看著進去的一大家子，李軍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決定硬上，反正他們就是求財，而有錢人都怕死。

　　剛開始一切順利，只是所有人都忘記了，三樓還有個行動并不便利的老太太。

　　聽到樓下的響動，老太太下樓來，剛好撞見了正在翻箱倒柜的李勝利。眼看老太太要開口呼叫，李勝利沖上前去想捂老太太的嘴，手里刀不知什么時候就捅進了老太太的肚子上。

　　李軍看著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的老太太，同樣傻了眼，他根本沒想到，就是準備搶點錢就走的事情怎么會搞成這樣。他看著綁起來的何主任一家，他當時的想法是，把這家人都殺了。

　　可是這時候何主任的兩個小孩哭了起來。

　　“我看著兩個小娃兒哭那么慘，想想自家也有娃，不能做這么絕。”

　　李軍很想念自己留在老家的孩子。

　　他沒再讓同伙對這家人下手，但為了保證小團伙的穩定，也顯示自己自己不會出賣兄弟，他又上去給了老太太的尸體兩刀，還讓沒動過手的劉二寶同樣去補了刀。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當年的搶劫現象很多，往往出人命的時候，動刀的那個人，會讓剩下的人都用類似行兇的方式，再“殺死”死者一次。

　　這是那時匪徒們之間的“投名狀”。

　　事后，三人帶著搜羅到的財物，迅速地離開了何主任的住宅，在走了幾百米后，才隨便選了個冷巷，把帶血的手套和沒用完的透明膠帶塞到了雜物堆。

　　李軍知道，如果只是搶了點錢，那還是小事，可殺了人，就完全不是一回事。“殺人要償命的。”

　　三人顧不得把搜羅到的金銀首飾變現，連夜就收拾行李離開了廣州，直至被我們逮捕。

　　他們在被審訊的時候，我就有些好奇，因為我從來沒見過殺人兇手。我見過那兩幅專家給的人像畫像，上面兩人都是線條冷硬，給人一種兇惡的感覺，給我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

　　審訊完畢我見了這幾人一面。

　　真人和畫像根本不太像，除了為首的高個子比普通人高大健壯一點，他們的長相都很普通。普通到火車站門口等著回家的民工，街邊的摩托佬，技術隊的我們都有可能長成這樣。

　　我有些好奇地問過吳勝，他們三人到底搶了多少錢。

　　吳勝皺著眉頭合計了一下，現金大約只有六千多塊，其中有一半都還是何主任一家過年換的利是（紅包）錢，全部是五塊和十塊的新鈔票。首飾倒是值三萬塊錢，但直到重案隊把李軍三人抓捕到案，那些首飾都還原封不動。

　　值得嗎？我提出問題。

　　明明來了廣東，隨便進一家普通工廠打工，每個月也可以有兩千元。他們搶劫一趟，不過就是半年的工資。

　　為此搭上命，值得嗎？

　　這個問題吳勝也沒法給我答案，他也還只是一個沒辦過多少案子的偵查員，見過的罪犯也少。

　　后來根據指認，我們在河里，撈起來了那三把明晃晃的刀。案子破了。

　　按照警隊慣例，這個時候要辦慶功宴，論功行賞。

　　隊里參加辦案的人都去了，老秦這時候會敬酒，功勞大的多敬幾杯，到我這提了一杯。

　　我從不喝酒，那天還是喝了半杯洋的。喝完快暈倒了，我坐在最角落，看著觥籌交錯，喜氣洋洋的偵查員，心中莫名有些失落。我想起了木木，想起了來廣東打拼的同學和表弟，這一個個在城市里打拼的渺小的人。

　　我參與了整個案子，也干了很多工作，卻又似乎什么都與我無關。

　　無論緊張壓力，無論悲歡喜樂，似乎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旁觀者。

　　一個無人在意的法醫實習生。

　　我曾經想問小刀，為什么辦完這起“第一案”，他還認為自己是一個無人在意的實習生？

　　他可是在案子里立了功的。

　　他說，因為很多人都在這一起案件中立功，無論是查找指紋的零哥，還是負責抓人的民警，也包括堅持復勘現場的釗哥。缺了誰的認真，這個案子都不一定能成。

　　而且領導們一般記不住實習生的名字，除非他能夠留下來。

　　在下一篇故事里，小刀還在為自己能夠留下來做努力，他開始學習如何在解剖中，更能幫上主刀手的忙。

　　同時他也安慰債務纏身的父母，不要焦慮絕望。

　　但他不知道的是，第二起緊跟而來的命案，是棘手的雙尸案。而案發現場給他的第一眼，就讓他回想到自己曾經一段噩夢般的經歷。另一邊，他的父親已經無法承受壓力，為自己準備了一瓶有機磷農藥。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小旋風 火柴

　　插畫：超人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