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悠悠的西敏古寺里，眾鬼寂寂，所有的石像什么也沒說。游客自紐約來，游客自歐陸，左顧右盼，恐后爭先，一批批的游客，也嚇得什么都不敢妄說。岑寂中，只聽得那該死的向導，無禮加上無知，在空廳堂上指東點西，制造合法的噪聲。十個向導，有九個進不了天國。但最后，那卑微斷續的噪聲，亦如歷史上大小事件的騷響一樣，終于寂滅，在西敏古寺深沉的肅穆之中。游客散后，他兀自坐在大理石亭之間，低回久不能去。那些石精銅怪，百魄千魂的噤嘿之中，自有一種冥冥的雄辯，再響的噪聲也辯它不贏，一層深似一層的陰影里，有一種音樂，灰撲撲地安撫他敏感的神經。當晚回到旅舍，他告訴自己的日記：“那是一座特大號的鬼屋。徘徊在幽光中，被那樣的鬼所祟，卻是無比的安慰。大過癮。大感動。那樣的被崇等于被祝福。很久。沒有流那樣的淚了。”

說它是一座特大號的鬼屋，一點也沒錯。在那座嵯峨的中世紀古寺里，幢幢作祟的鬼魂，可分三類。掘墓埋骨的，是實鬼。立碑留名的，是虛鬼。勒石供像的一類，有虛有實，無以名之，只好叫它作石精了。而無論是據墓為鬼也好，附石成精也好，這座古寺里的鬼籍是十分雜亂的。帝王與布衣，俗眾與僧侶，同一拱巍巍的屋頂下，鼾息相聞。高高低低，那些嶙峋的雕像，或立或坐，或倚或臥，或鍍金，或敷彩，異代的血肉都化為同穴的冷魂，一礦的頑塊。李白所說“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在此地并不適用。在西敏寺中，詩人一隅獨擁，固然受百代的推崇，而帝王的墓穴，將相的遺容，也遍受四方的游客瞻仰。1966年，西敏寺慶祝立寺九百年，宣揚的精神正是“萬民一體”。

西敏寺的位置，居倫敦的中心而稍稍偏南，詩人斯賓塞筆下的“風流的泰晤士河”在其東緩緩流過，華茲華斯駐足流連的西敏寺大橋凌乎波上，在寺之東北。早在7世紀初年，這塊地面已建過教堂。1065年，敕建西敏寺的英王，號稱“懺悔的愛德華”。次年諾曼底公爵威廉北渡海峽，征服了大不列顛，那年的圣誕節就在西敏寺舉行加冕大典，成為法裔的第一任英王。從此，在西敏寺加冕，成了英國宮廷的傳統，而歷代的帝王卿相高僧名將皇后王子等，也紛紛葬在寺中。不葬在此地的，也往往立碑勒銘，以志不忘。西敏寺，是一座大理石砌的教堂，七色的玻璃窗開向天國，至今仍是英國人每日祈禱的圣殿。但同時是一座石氣陰森陽光罕見的博物巨館，石槨銅棺，拱門回廊，無一不通向死亡，無一不通向幽暗的過去。

對于他，西敏古寺不只是這些。坐在南翼大壁畫前的古木排椅上，兩側是歷代詩人的雕像，凌空是百尺拱柱高舉的屋頂，遠眺北翼，歷代將相成排的白石立像盡處是所羅門的走廊，其上是直徑二十英尺的薔薇圓窗，七彩斑斕的薔瓣上，十一使徒的繪像，染花了上界的天光——這么坐著，仰望著，恍恍惚惚，神游于天人之際，西敏寺就是一部立體的英國歷史，就是一部，尤其是對于他，石砌的英國文學史。

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詩人之隅，他是屏息斂氣，放輕了腳步走進來的。忽然他已經立在詩魂蠢動的中間，四周，一尊尊的石像，頂上，一方方的浮雕，腳下，一塊接一塊的紀念碑平嵌于地板，令人落腳都為難。天使步躊躇，妄人踹莫顧，他低吟起頗普的名句來。似曾相識的那許多石像，逼近去端詳，退后來打量，或正面瞻仰，或旁行側望，或碑文喃喃以沉吟，或警句津津而冥想，詩人雖一角，竟低回了兩小時。終于在褐色的老木椅上坐下來，背著哥德斯密司的側面浮雕，仰望著崇高的空間怔怔出神。6世紀的英詩，巡禮兩小時。那么多的形象，聯想，感想，疲了，眼睛，酸了，肩頸，讓心靈慢慢去調整。

最老的詩魂，是六百多歲的喬叟。詩人晚年貧苦，曾因負債被告，乃戲筆寫了一首諧詩，向自己的阮囊訴窮。亨利四世讀詩會意，加賜喬叟年俸。不到幾個月，喬叟卻病死在寺側一小屋中，時為1400年10月25日。寺方葬他在寺之南翼，尸體則由東向的側門抬入。但身后之事并未了結。原來喬叟埋骨圣殿，不是因為他是英詩開卷的大師，或什么“英詩之父”之類的名義——那都是后來的事——而是因為他做過朝官，當過宮中的工務總監，死前的寓所又恰是寺方所賃。七十多年后，卡克斯敦在南翼墻外裝置了英國第一架印刷機，才向寺方請準在喬叟墓上刻石致敬，說明墓中人是一位詩人。又過了八十年的光景，英國人對自己的這位詩翁認識漸深，乃于1556年，把喬叟從朱艾敦此時立像的地點，遷葬于今日游客所瞻仰的新墓。當時的詩人名布禮根者，更為他嵌立一方巨碑，橫于碩大典麗的石棺之上，赫赫的詩名由是而彰。其后又過百年，大詩人朱艾敦提出“英詩之父，或竟亦英詩之王”之說，喬叟的地位更見崇高。所謂寂寞身后事，看來也真不簡單。蓋棺之論難定，一個民族，有時要看上幾十年幾百年，才看得清自己的詩魂。

喬叟死后二百年，另一位詩人葬到西敏寺來。1598年的圣誕前夕，斯賓塞從兵燹余燼的愛爾蘭逃來倫敦，貧病交加，不到一月便死了。親友遵他遺愿，葬他于喬叟的墓旁，他的棺木入寺，也是經由當年的同一道側門。據說寫詩吊他的詩友，當場即將所寫的詩和所用的筆一齊投入墓中陪葬。直到1620年，杜賽特伯爵夫人才在他墓上立碑紀念，可見斯賓塞死時，詩名也不很隆。

其實盛名即如莎士比亞，蓋棺之時，也不是立刻就被西敏寺接納的。英國最偉大的詩人，死于1616年，卻要等到1740年，在寺中才有石可托。1674年彌爾頓死時，清教徒的革命早已失敗，在政治上，彌爾頓是一個失勢的叛徒。時人報道他的死訊，十分冷淡，只說他是“一個失明的老人，書寫拉丁文件維生”。六十三年之后，他長發垂肩的半身像才高高俯臨于詩人之隅。

西敏寺南翼這一角，成為名詩人埋骨之地，既始于喬叟與斯賓塞，到了18世紀，已經相沿成習。1711年，散文家艾迪生在《閱世小品》里已經稱此地為“詩人之苑”，他說：“我發現苑中或葬詩人而未立其碑，或有其碑而未葬其人。”至于首先使用“詩人之隅”這名字的，據說是后來自己也立碑其間的哥德斯密司。

詩人之隅的形成，是一個緩慢的傳統而且不規則。說它是石砌的一部詩史吧，它實在建得不夠嚴整。時間那盲匠運斤成風，鬼斧過處固然留下了駭目的神工，失手的地方也著實不少。例如，石像羅列，重鎮的詩魁文豪之間就繚繞著一縷縷虛魅游魂。有名無實，不，有石無名，百年后，猶飄飄浮浮沒有個安頓。雪萊與濟慈，有碑無像。柯勒律治有半身像而無碑。相形之下，普賴爾(Matthew Prior)不但供像立碑，而且天使環侍，獨據一龕，未免大而無當了。至于謝德威爾(Thomas Shadwell)不但浮雕半身，甚且桂冠加頂，帷飾儼然，乍睹之下，他不禁啞然失笑，想起的，當然是德萊頓那些斷金削玉冷鋒凜人的千古名句。德萊頓的諷刺詩猶如一塊堅冰，謝德威爾冥頑的形象急凍冷藏在里面，透明而凝定。謝德威爾亦自有一種不朽，但這種不朽不是他自己光榮掙來的，是朱艾敦給罵出來的，算是一種反面的永恒，否定的紀念吧。跟天才吵架，是沒有多大好處的。

詩人之隅，不但是歷代時尚的記錄，更是英國官方態度的留影。拜倫生前名聞全歐，時譽之隆，當然有資格在西敏寺中立石分土，但是他那叛徒的形象，法律、名教、朝廷，皆不能容，注定他是要埋骨異鄉。浪漫派三位前輩都安葬本土，三位晚輩都魂游海外，葉飄飄而歸不了根。拜倫死時，他的朋友霍普浩司出面呼吁，要葬他在西敏寺里而不得。其后一個半世紀，西敏寺之門始終不肯為拜倫而開。19世紀末年，又有人提議為他立碑，為住持布瑞德禮所峻拒，引起一場論戰。直到1969年5月，詩人之隅的地上才算為這位浪子奠了一方大理石碑，上面刻著：“拜倫勛爵，1824年逝于希臘之米索朗吉，享年三十六歲。”英國和她的叛徒爭吵了一百多年，到此才告和解。激怒英國上流社會的，是一個魔鬼附身的血肉之軀，被原諒的，卻是一堆白骨了。

本土的詩人，魂飄海外，一放便是百年，外國的詩客卻高供在像座上，任人膜拜，是詩人之隅的另一種倒置。莎士比亞、彌爾頓、布雷克、拜倫，都要等幾十年甚至百年才能進寺，新大陸的朗費羅，死后兩年便進來了。丁尼生身后的柱石上，卻是澳大利亞的二流詩人高登(A.L.Gordon)。頗普不在，他是天主教徒。洛里爵士也不在，他已成為西敏宮中的冤鬼。可是大詩人葉芝呢，他又在哪里？

甚至詩人之隅的名字，也發生了問題。南翼的這一帶，鬼籍有多么零亂。有的鬼實葬在此地，墓上供著巍然的雕像，像座刻著堂皇的碑銘，例如，德萊頓、約翰遜、詹森。至于葬在他處的詩魂，有的在此只有雕像和碑銘，例如，華茲華斯和莎翁，有的有像無碑，例如柯勒律治和斯考特，有的有碑無像，例如拜倫和奧登。生前的遭遇不同，死后的待遇也相異，這些幽靈之中，除詩魂之外，尚有散文家、小說家、戲劇家、批評家、音樂家、學者、貴婦、僧侶和將軍，詩人的一角也不盡歸于詩人。大理石的殿堂，碑接著碑，雕像凝望著雕像，深刻拉丁文的記憶、圣樂繞梁，猶繚繞亨德爾的雕像。哈代的地碑毗鄰狄更斯的地碑。麥考利偏頭側耳，聽遠處，歷史迂緩的回音？巧舌的名伶，賈禮克那樣優雅的手勢，掀開的絨幕里，是哪一出悲壯的莎劇？

而無論是雄辯滔滔或情話喃喃，無論是風琴的圣樂起伏如海潮，大理石的聽眾，今天，都十分安寧，冷石的耳朵，白石的盲瞳，此刻都十分肅靜。游客自管自來去，朝代自管自輪替，最后留下的，總是這一方方、一棱棱、一座座，堅冷凝重的大理白石。日磋月磨，不可磨滅的石精石怪永遠祟著中古這廳堂。風晚或月夜，那邊的老鐘樓當當敲罷十二時，游人散盡，寺僧在夢魘里翻一個身，這時，石像們會不會全部醒來，可驚千百對眼瞳，在暗處矍矍眈眈，無聲地旋轉。被不朽罰站的立像，這時，也該換一換腳了。

因為古典的大理石雕像，在此地正如在他處一樣，眼雖睜而無瞳如盲。傳神盡在阿堵，畫龍端待點睛。希臘人放過這靈魂的穴口，一任它空空茫茫面對著大荒，真是聰明，因為石像所視不是我們的世界，原不由我們向那盈寸間去揣摩，妄想。什么都不說的，說得最多。倚柱支頤，莎翁的立姿，俯首沉吟，華茲華斯的坐像，德萊頓的儒雅，彌爾頓的嚴肅。詩人之隅大大小小的石像，全身的，半身的，側面浮雕的，全盲了那對靈珠，不與世間人的眼神灼灼相接。天人之間原應有一堵墻，哪怕是一對空眶。

死者的心聲相通，以火焰為舌，活人的語言遠不可接。

所以隱隱他感到，每到午夜，這一對對偽裝的盲睛，在暗里會全部活起來，空廳里一片明滅的青磷。但此刻正是半下午，寺門未閉，零落的游客三三兩兩，在廳上逡巡猶未去。

也就在此時，以為覽盡了所有的石魂，一轉過頭去，布雷克的青銅半身像卻和他猛打個照面！剛強堅硬的圓頭顱光光，額上現兩三條紋路像鑿在絕壁上，眉下的巖穴深深，睜兩只可怖的眼睛，瞳孔漆漆黑，那眼神驚愕地眺出去，像一層層現象的盡頭驟見到，預言里駭目的遠景，不忍注目又不能不逼視。雕者亦驚亦怒，銅像亦怒亦驚，鼻脊與嘴唇緊閉的棱角，陰影，塑出瘦削的頰骨沉毅的風神。更瘦更剛是肩胛骨和寬大的肩膀，頭顱和頸項從其上挺起矗一座獨立的頑崗。布雷克青銅半身像的眼睛是兩個火山口，近處的空氣都怕被灼傷。惶惶然他立在那銅像前，也怕被灼傷又希望被灼傷。于是四周的石像都顯得太馴服、太乖、太軟弱、太多脂肪，鎖閉的盲瞳與盲瞳之間唯有這銅像瞋目而裂眥。古典脈脈。現代眈眈。

銅像是艾普斯坦的杰作。千座百座都兢兢仰望過，沒一座令他悸栗震動像這座。布雷克默默奮斗了一生，老而更貧，死后草草埋彭山的荒郊，墓上連一塊碑也未豎。生前世人都目他為狂人，現在，又追認他為浪漫派的先驅大師，既嘆其詩，復驚其畫。艾普斯坦的雕塑，粗獷沉雄出于羅丹，每出一品，輒令觀者駭怪不安。這座青銅像是他死前兩年的力作，那是1957年，來供于詩人之隅，正是布雷克誕生的兩百周年。承認一位天才，有時需要很久的時間。

詩人之隅雖為傳統的圣地，卻也為現代而開放。現代詩人在其中有碑題名者，依生年先后，有哈代、吉普林、梅士菲爾、艾略特、奧登。如以對現代詩壇的實際影響而言，則尚有布雷克與霍普金斯。除了布萊克立有雕像之外，其他六人的長方形石碑都嵌在地上。年代愈晚，詩人之隅要供置石像便愈少空間，鬼滿為患，后代的詩魂只好委屈些，平鋪在地板上了。哈代的情形最特別：他之入葬西敏寺，小說家的身份恐大于詩名，同時，葬在寺里，是他的骨灰，而他的心呢，卻照他遺囑所要求，是埋在道且斯特的故鄉。艾略特和奧登，死后便入了詩人之隅，足證兩人詩名之盛，而英國的政教也不厚古人而薄今人，奧登是入寺的最后一人。他死于1973年9月，葬在奧地利。第二年10月，他的地碑便在西敏寺揭幕，由桂冠詩人貝杰曼獻上桂冠。

下一位可輪到貝杰曼自己？奧登死時才六十六歲，貝杰曼今年卻已過七十。他從東方一海港來喬叟和莎翁的故鄉，四十多國的作家也和他一樣，自熱帶自寒帶的山城與水港，濟慈的一箋書，書中的一念信仰，群彥倜儻要仔細參詳。七天前也是一個下午，他曾和莎髯的詩苗詩裔分一席講壇；右側是白頭怒發鷹顏矍然的斯彭德，再右，是清瘦而易慍的洛威爾，半被他擋住的，是貝杰曼好脾氣的龍鐘側影。洛威爾是美國人，雖然西敏寺收納過朗費羅、亨利·詹姆斯、艾略特等幾位美國作家，看來詩人之隅難成為他的永久戶籍。然則斯彭德的鷹隼，貝杰曼的龍鐘，又如何？兩人都有可能，貝杰曼的機會也許更大，但兩人都不是一代詩宗。斯彭德崛起于30年代，一度與奧登齊名，并為牛津出身的左翼詩人。四十年的文壇和政局，塵土落定，憤怒的牛津少年，一回頭已成歷史——出征時那批少年誓必反抗法西斯追隨馬克思，到半途旗摧馬蹶，壯士齊回頭，遙揮手，別了那炫目而不驗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奧登去花旗下，作客在山姆叔叔家，弗洛伊德，祈克果，一路拜回去回到耶穌。戴·路易斯繼梅士菲爾做桂冠詩人，死了已四年。麥克尼斯做了古典文學教授，進了英國廣播公司，作古已十三載。牛津四杰只剩下煢煢這一人，老矣。白發皚皚的詩翁坐在他右側，喉音蒼老遲滯中仍透出了剛毅。四十年來，一手揮筆，一手麥克風，從加入共產黨到訣別馬列，文壇政壇耗盡了此生。而繆斯呢是被他冷落了，二十年來已少見他新句。詩名，已落在奧登下，傳誦眾口又不及貝杰曼，斯彭德最后的地址該不是西敏寺。詩人之隅，當然也不是繆斯的天秤，銖兩悉稱能鑒定詩骨的重輕，里面住的詩魂，有一些，不如斯彭德遠甚。詩人死后，有一塊白石安慰荒土，也就算不寂寞了，有一座大教堂崢嶸而高，廣蔽歷代的詩魂把栩栩的石像縈繞，當然更美好。但一位詩人最大的安慰，是他的詩句傳誦于后世，活在發燙的唇上快速的血里，所謂不朽，不必像大理石那樣冰涼。

可是那天下午，南翼那高挺的石柱下坐著，四周的雕像那么寧靜地守著，他回到寺深僧肅的中世紀悠悠，緩緩地他仰起臉來仰起來，那樣光燦華美的一扇又一扇玻璃長窗更上面，猗猗盛哉是倒心形的薔薇巨窗，天使成群比翼在窗口飛翔。耿耿詩魂安息在這樣的祝福里，是可羨的。19世紀初，華茲華斯的血肉之身還沒有僵成冥坐的石像，丁尼生、勃朗寧猶在孩提的時代，這座歌德式的龐大建筑已經是很老很老了——煙熏石黑，七色斑斑黑線勾勒的厚窗蔽暗了白晝。涉海來拜的伊爾文所見的西敏寺，是“死神的帝國：死神冠冕儼然，坐鎮他宏偉而陰森的宮殿，笑傲人世光榮的遺跡，把塵上和遺忘滿布在君王的碑上。”今日的西敏寺，比伊爾文憑吊時更老了一百多歲，卻已大加刮磨清掃：雕門鏤扉，銅像石碑，色彩凡有剝落，都細加髹繪，玻璃花窗新鑲千扇，燭如復瓣的大吊燈，一蕊蕊一簇簇從高不可仰的屋頂拱脊上一落七八丈當頭懸下來，隱隱似空中有縹緲的圣樂，啊。這永生的殿堂。

對詩人自己說來，詩，只是生前的浮名，徒增擾攘，何足療饑，死后即使有不朽的遠景如蜃樓，墓中的白骸也笑不出聲來。正如他，在一個半島的秋夜所吟：

倘那人老去還不忘寫詩

燈就陪他低誦又沉吟

身后事付亂草與繁星

但對一個民族，這卻是千秋的盛業，詩柱一折，文廟岌岌乎必將傾。無論如何，西敏寺能辟出這一隅來招詩魂，供后人仰慕低回，挹不老桂枝之清芳，總是多情可愛的傳統。而他，迢迢自東方來，心香一縷，來愛德華古英王的教堂，頂禮的不是帝后的陵寢與偃像，世胄的旌旗，將相的功勛，是那些漱齒猶香觸舌猶燙的詩句和句中吟嘯歌哭的詩魂。悵望異國，蕭條異代，傷心此時。深闃隔世的西敏古寺啊。寺門九重石壁外面是現代。衛星和巨無霸，Honda和Minolta的現代。車塞于途，人囚于市，魚死于江海的現代。所有的古跡都陷落，蹂躪于美國的旅行團去后又來日本的游客。天羅地網，難逃口號與廣告的噪聲。月球可登、火星可探而有面墻不可攀、有條小河不可渡的現代。但此刻，他感到無比的寧靜。一切亂象與噪聲，紛繁無定，在詩人之隅的永寂里，都已沉淀，留給他的，是一個透明的信念，堅信一首詩的沉默比所有的擴音器加起來更清晰，比機槍的口才、野炮的雄辯更持久。堅信文字的冰庫能冷藏最燙的激情、最新鮮的想象。時間，你帶得走歌者帶不走歌。

西敏寺乃消滅萬籟、釋盡眾嫌的大堂，千載宿怨在其中埋葬，史家麥科利如此說。此地長眠的千百鬼魂，碑石相接，生前為敵為友，死后相伴相鄰，一任慈藹的遺忘覆蓋著，混沌沌而不分。英國的母體一視同仁，將他們全領了回去，冥冥中似乎在說：“唉，都是我孩子，一起都回來吧，愿一切都被饒恕。”彌爾頓革命失敗，死猶盲眼之罪人。布雷克歿時，忙碌的倫敦太忙碌，渾然不知。拜倫和雪萊，被拒于家島的門外，悠悠游魂無主，流落在南歐的江湖。有名的野鬼陰魂總難散，最后是母土心軟，一一招回了西敏寺去。到黃昏，所有的鴉都必須歸塔。詩人的南翼對公侯的北堂，月桂擎天，同樣是為棟為梁，西敏寺兼容的傳統是可貴的。他想起自己的家渺渺在東方，昆侖高，黃河長，一百條泰晤士的波濤也注不滿長江，他想起自己的家里激辯正高昂，仇恨，是人人上街佩戴的假面，所有的擴音器蟬噪同一個單腔單調，桂葉都編成掃帚，標語貼滿屈原的額頭。

出得寺來，倫敦的街上已近黃昏，八百萬人的紅塵把他卷進去，匯入浮光掠影的街景。這便是肩相摩踵相接古老又時新的倫敦，西敏寺中的那些鬼魂，用血肉之身愛過，咒過，鬧過的名城。這樣的街上曾走過孫中山，丘吉爾，馬克思，當倫敦較小較矮，滿地是水塘，更走過女王的車輦和紅氅披肩的少年。四百年后，執節戴冕的是另一個伊麗莎白在白金漢宮，但誰是錦心繡口另一個威廉？在一排猶青的楓樹下他回過頭去。那灰撲撲的西敏寺，和更為魁偉的國會，夕照里，峻拔的鐘樓，高高低低的尖塔纖頂，正托著天色迥藍和云影輕輕。他向前走去，沿著一排排黑漆的鐵柵長欄，然后是斑馬線和過街的綠燈，紅圈藍杠的地下車標志下，七色鮮麗的報攤水果攤，紀念品商店的櫥窗里，一列列紅衣黑褲的衛兵，玻璃上映出的卻是兩個警伯的側像，高盔岌岌而束頸。他沿著風車堤緩緩向南走，逆著泰晤士河的東流，看不厭堤上的榆樹，樹外的近橋和遠橋，過橋的雙層紅巴士，游河的白艇。

——水仙水神已散盡，

泰晤士河啊你悠悠地流，我歇猶未休。

從豪健的喬叟到聰明的奧登，一江東流水奶過多少代詩人？而他的母奶呢，奶他的汨羅江水飲他的淡水河呢？那年是中國大地震西歐大旱的一年，整個英倫在喘氣，惴惴于二百五十年未見的苦旱。圣杰姆斯公園和海德公園的草地，枯黃一片，恰如艾略特所預言，長靠背椅上總有三兩個老人，在亢旱的月份枯坐待雨。而就在同時一場大臺風，把小小的香港笞成旋轉的陀螺，暴雨急湍，沖斷了九廣鐵路。那晚是他在倫敦最后的一晚，那天是8月最后的一天。一架波音707在蓋特威克機場等他，不同的風云在不同的領空，東方迢迢，是他的起點和終點。他是西征倦游的海客，一顆心惦著三處的家：一處是新窩，寄在多風的半島；一處是舊巢，偎在多雨的島城，多雨而多情；而真正的一處那無所不載的后土，倒顯得生疏了，縱鄉心是鐵砧也經不起三十載的捶打捶打，怕早已忘了他吧，雖然他不能忘記。

當晚在旅館的臺燈下，他這樣結束自己的日記：“這世界，來時她送我兩件禮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語文。走時，這兩件都要還她，一件，已被我用壞，連她自己也認不出來；另一件我愈用愈好，還她時比領來時更活更新。縱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后我或許會被寬恕，欣然被認作她的孩子。”

1976年10月追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