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未名湖。

每當想起母校北大，首先浮上腦海的，往往是那挺拔俊秀的博雅塔，柳枝婆娑的未名湖。在北大學子的心目中，這“湖光塔影”便是母校的象征。

早在金代，燕園就已是京郊著名的風景區。民國期間，這里成為燕京大學的校園。1952年燕京大學并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從皇城根下的沙灘遷入燕園。從此，“湖光塔影”便逐漸代替“紅樓”，成為北京大學新的象征。

北大之大，偏不在門大。按照現代人的觀念，北大的正門西校門似乎顯得小了些，剛剛駛得進一輛轎車。那中國傳統古宇殿堂風格的建筑，朱漆的大門，藍底金字的匾額，雄峙兩旁的石獅，那民族意識積淀后的古典與雍容，讓人感到莊嚴，神圣，肅然起敬。

步入西校門，眼前豁然開朗。潺潺流動的溪水，橫跨溪水的婁兜石橋，高高聳立的華表，綠茵似毯的草坪，疏枝弄影的花木，掩映在綠樹叢中的一座座古宇殿堂風格的建筑，紅柱，白墻，黛瓦，彩繪斗拱，古樸莊重，大方明朗。給人的感覺，似是步入了人間仙境，又像是進入了神圣的殿堂。好一塊產生思想偉人的東方圣地，好一派中國最高學府的醉人景象。

沿林蔭小路東行不遠，便到了未名湖。說到北大，人們會很自然地想到未名湖；而說到未名湖，人們也會很自然地想到北大。未名而有名，有名而未名，以未名而聞名天下，她的稱謂本身，就體現了北大歷代師生對名與實的思辯。未名湖原是清代大臣和珅的私產，歷經數百年歲月積澱，猶如鑲嵌在北京大學的一顆啟明星，以她特有的靈秀之氣，撫慰啟迪著一代又一代北大人。

每次回到母校，我都會流連于未名湖畔，久久不愿離去。我喜歡欣賞未名湖的景色，更欣賞湖邊的莘莘學子，他們或安坐于湖畔長凳，或掩卷佇立于湖邊，或者是在繞湖緩步慢行。每當他們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內心會泛起一股敬意，會不由自主后退兩步，似乎是在為他們讓路。湖邊的綠柳翠影當中，偶爾會響起的朗朗的書聲，而在臨湖軒或東石舫等處，則能聽到學子們的激烈辯論聲……使命與責任，理想與抱負，青春的躁動與期許，與那湖、那塔、那舫、那亭，融匯成一種濃濃的氛圍，令人陶醉。每念及此，我內心便會泛起幾許遺憾之感。

北大未名湖畔。

1970年8月，我作為首批工農兵學員進入北大中文系。在那個特殊時期，我們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上”為輕，“管”次之，“改”為重。大學要改造，教育要革命，這"上、管、改"就成了某些學員監督老師改造的尚方寶劍，成了戴在在教師頭上的“緊箍咒”。說到這里，我不由想起京師大學堂時“請大人上課”的趣聞軼事。當時，京師大學堂的學生多為官員或舉、貢、生、監等舊式學生。如仕學館、進士館的學生，來上課時均帶著隨從聽差。每到上課時間，各房中便響起一片"請大人上課"的聲音。上體育課就就更熱鬧了，操場上時不時傳來"大人，向左轉"、"大人，向右轉"的喊聲。我們打倒了封建地主階級，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孰料"文革"革除了北大科學與民主的校風，革出來個先生怕學生。

先舉一例工農兵學員念"緊箍咒"的事。有一次，是彭蘭老師的詩歌賞析課。彭蘭老師當時已年逾五旬，可講到興起時仍禁不住激情奔涌，如入無人之境，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平平仄仄，朗朗上口，甚是好聽。我們正聽得入迷呢，后排有位學員卻發出了嗤之以鼻般的冷哼聲。那冷哼聲并不算太大，卻如同是一聲炸雷般驚得彭蘭老師目瞪口呆。她站在講臺上講也不是，不講也不是，一會兒擦擦眼鏡，一會兒拭拭眼睛，神情尷尬之極。過了老半天，才回過神來似地說："我講課有什么不對的地方，請學員們多多批評幫助。"自然，批評是跑不掉的。下課后，那位哼念"緊箍咒"的學員尖銳地指出，"這既是個感情問題，也是個立場問題，更是一個用什么樣的世界觀影響工農兵學員的問題。對封建文化，我們的任務是了解它，批判它，而不是欣賞它，贊美它。"彭蘭老師只講此一課，便被金猴奮起的千鈞棒掃下大學的講臺。

再舉一例工農兵學員睜大"火眼金睛"的事。有一次，是吳組湘老先生的課。吳組湘先生三十年代就在文壇嶄露頭角，曾被馮玉祥將軍邀為幕賓，實為馮玉祥將軍的文化教員。在北大中文系，吳老先生以治學嚴謹而享有很高的聲望?？墒?，沒想到他剛剛打開講義，就被一位火眼金睛的工農兵學員發現了問題。原來，吳先生的講義中，有一部分是發了黃的舊講稿。這還了得？"文革"如此深入徹底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斗、批、改運動"如此深人徹底地肅清舊教育的流毒，你吳組湘膽敢將"文革"前十七年封資修的黑伙夾帶進新大學的課堂，公開向工農兵學員兜售封資修的東西，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與教育革命唱對臺戲嗎？說話到這里，大帽子已經夠可怕的了，可有的學員仍不罷休，接著又用上了人身攻擊的語言："這就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這些老家伙，一肚子的壞水，又冥頑不化，怎么配給工農兵學員上課呢？他們早該退出歷史舞臺了。"就這樣，吳老先生又帶著他那發黃的舊講義，"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1973年6月大學招生時，采用推薦與考試選拔相結合的方式，發生了張鐵生交白卷事件，成為當時社會關注的焦點。在此后開展的所謂反擊"右"傾回潮運動中，北大、清華搞了一場考教授的鬧劇。我們系里有學員被選拔為監考官，將學生管先生這一亙古未有的鬧劇推向了高潮。據說，發的通知說是開座談會。結果，許多教授、副教授以為真的開座談會，真的拿著筆記本去開會。到了后才說：今天是突然襲擊，給你們考試，而且是數理化考試。結果，不及格的占90％以上，許多教授以拒絕參加考試或交白卷的方式進行了抵制。我們系的"監考"學員回來后，揚揚得意的渲染考場的見聞，說老教授們如何"像熱鍋上的螞蟻"，如何"急得抓耳撓腮"，如何"愁得雙眉緊鎖"，如何"垂頭喪氣"、"丑態百出"，等等。最后，以勝利者的口氣大聲說：要破除對老教授們的迷信，他們沒什么了不起，他們在咱工農兵面前照樣交白卷。

應當說，我們大多數的學員對先生們是尊敬的。但是，在我們與先生們之間，總是有一種隱隱的距離感。許多年了，每念及此，心里還頗覺遺憾。

本人于2019年重返母校時在未名湖畔留影。

我個人感受，那是一個不太敢講真話的年代，或者說是不能隨便講話的年代。即便是工農兵學員之間，人們也是層層包裹,公開場所說的話，與私底下說話的往往是不一樣的。即便是私下說話，如果不是知心朋友，也是會留有余地的。如果說話太隨便，就有可能禍從口出，惹上麻煩。

我們文學專業有三十幾人，其中有六位解放軍學員。有位名叫郝潮泉的學員，戰士，河北人，1968年入伍，來自63軍。郝潮泉是烈士子弟，他的父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了，他是由父母的戰友撫養長大的。郝潮泉高個子，大眼睛，白凈臉，平時愛說愛笑，有點大大咧咧，看上去不夠老道的樣子。他開會時愛說幾句怪說話，發幾句牢騷，平日里說話很隨便，不著調，同學們便給他起了個外號：“郝操蛋”。別人的外號，多是私下叫，而他的糾號，我們則可以當面叫。聽到同學們喊他“郝操蛋”，他從不計較，還會開心地笑笑。大概是在學業過半時，我們文學專業到房山縣周口店“以社會為工廠”，住在一家規模很小的工廠里，印象中應該是家社辦企業。那次社會實踐活動，我的印象很深，參觀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和山頂洞人遺址，對原始人類的進化及猿人時代的社會生活狀態，有了一個深刻而具體的了解。就在此次活動結束，同學們開開心心地回到學校以后，突然間傳出消息，說郝潮泉同學要離開北大回部隊去，而且說走就走，第二天就那樣走了。我當時感到稀里糊涂，就去問班干部尹良兵同學，尹良兵告訴我說，這小子調皮搗蛋，給工農兵學員抹黑，被學校給退回去了。至于被退學的具體理由，尹良兵沒有說，我也沒有再問。據說，郝潮泉回到部隊后，當年即退伍回到石家莊，被安排在基層派出所，當了一名片警。

我的另一位同學張建中，則因為說話不小心，私下對人吐露真言，落了個身敗名裂的下場。當時，已經離畢業沒幾天了，留校學員的名單已基本確定，張建中因為各方面都比較優秀，被系里列入留校任教名單當中。而就在這關鍵時刻，我們文學專業有位學員向系黨總支和軍代表揭發了張建忠，其罪名是私下議論攻擊領導。這位學員與張建中是上海同鄉，大概是由于這層關系，至使極為精明干練的張建忠放松了防范,竟在和這位同鄉學員閑聊時,發泄了幾句對領導的不滿。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這位學員立功心切，急于表現，告發了張建忠。

次日清晨,我們班的全體黨員，被緊急召集到教室，召開支部大會。支部書記神情嚴肅地宣布，張建中攻擊中央領導同志，性質特別嚴重，屬現行反革命，校方建議文學專業黨支部立即開除張建中的黨籍。說罷，讓大家舉手表決。當時,我的腦袋一陣發懵，因為精神過于緊張，感覺身體有些發抖。別人說了些什么，我沒聽清，反正我是一聲沒吭。但是，當看到別人舉手時，我也跟著舉起了手。前后不到幾分鐘的時間，便終結了張建中的政治生命。接下來，便是將張建忠交由校方處理，在批斗大會上，當場宣布開除校籍，押送回原籍，交由貧下中農監督勞動改造。

張建中出生在上海崇明縣農村，1965年入伍，在北海艦隊服役四年，并加入中國共產黨。1969年退伍回鄉，1970年入北大為工農兵學員。張建忠同學肯吃苦，愛鉆研，性格開朗，待人熱情，學習成績優異，是同班同學中的佼佼者。他個頭不高，體型偏瘦，同學們便按照《沙家浜》中的人物形象，給他起了個外號：“刁小三”。張建忠同學毫不忌諱，同學經常直呼其為“刁小三”，他聽到后照樣答應，還會開心地笑笑。沒想到，就在即將畢業的前夕，就在1974年春節即將到來之時，竟然一夜之間被徹底打翻在地。雖然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得以平反，但那心靈上的創傷，恐怕卻是永遠難以撫平。那五年勞改中喪失的青春歲月，恐怕也是永遠無法彌補。想到這里，我為那個時代而遺憾，為張建中同學而遺憾，也為自己在表決時舉起的手臂而遺憾。

本人于2019年重返母校時在未名湖畔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