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天的一個傍晚——爹，我回去陪奶奶吧。”餐桌旁，許光把筷子放下，說得很輕，卻斬釘截鐵。

這一年，許光三十出頭，正當壯年，肩章上閃著金色海浪。北海艦隊里，無論操艇還是火炮數據，他都拿得出手，艦艇長競賽排第一，幾位老兵常拍著他的肩膀感嘆：“早晚是師級料。”可許世友聽不進這些，他只惦記著大別山深處那位白發母親。家里兄弟姐妹多，老大總是被提前召喚出來扛擔子，何況奶奶已過七旬。于是，一頓普通家常菜成了人生分岔口。

許光答應得痛快，好像放棄的只是一次周末外出。可旁人心里明白，那是新中國第一批本科海軍軍官的檔案袋，也是難得的藍色夢想。許光卻回憶起十六年前第一次見父親時的情景：1949年秋，解放戰爭尾聲，他在前線營帳外等了半夜。天剛蒙蒙亮，一位滿身塵土的將軍掀開簾子，猛地把他抱起，“黑伢，你真來了！”那是從小名到學名的跨越，也是父子第一次握手的溫度。

緊接著，他被送去山東軍區文化速成中學。許世友難得囑咐：“要想保家衛國，腦子不能空。”許光記住了，從速成班一路跳到華東軍政大學，再進大連艦艇學院，海圖與英語單詞塞滿厚厚筆記本。海上考核時，別的艇只還在比對羅經，他已經憑星象算好方位。那些數據與獎狀堆在軍港倉庫，如今看來不過是紙片，可對二十幾歲的小伙子來說，卻曾是全部價值坐標。

到底是什么讓他愿意調轉方向？一封家書透露玄機。奶奶住到南京沒幾個月，就拉著孫子的手說：“風聲大，睡不踏實，山里雞叫才入夢。”老人辛苦慣了，鋼筋水泥的城市堵住了她的呼吸。她想念山梁、想念院子里那口老水井，也想念跟鄰居一起曬辣椒時的閑話。做兒子的勸了幾次，終究拗不過。許世友心里明白，母親這一走，也許就見不到自己最后身影，便把希望寄托在長子身上。

許光回到新縣，掛職縣武裝部副部長。剛下火車，鄉親們圍上來摸摸他制服上的海軍藍，又笑又羨：“聽說大上海的軍官不怕曬，你這皮膚咋還那么黑？”許光大笑：“甲板上吹海風，比大別山太陽毒多了。”幾句話拉近了距離。工作之外，他幾乎寸步不離老屋。奶奶喜歡喝紅薯粥，他半夜架鍋；老人牙口不好，他把青菜切成絲。有人悄悄問他后悔不后悔，他搖頭：“若船要返航，總有人得去拉纜繩。”

1967年深秋，奶奶病情惡化。許世友正巡防舟山，電報接連飛來，他卻分身乏術。南京總院備好病房，可山路顛簸延誤了最好時機。老人彌留時抓著許光手，低聲喚著小名：“黑伢，別忘了孝也別忘了苦。”話音落，手涼了。葬禮那天，山口小路擠滿素布和棉帽。許世友趕到，只能在墳前默默站一會兒。夜里，他拍拍兒子的肩：“回海軍吧，位置給你留著。”許光看著父親的眼睛，輕輕地，卻堅定：“我想留下。”

留下就要做事。新縣山多溝深，主路只有一條石子路，一到雨季全是爛泥。許光帶民兵搶修，他自己掄錘子、抬枕木。有人勸他寫封信給父親，調撥工程車更快，他偏不：“資源得靠正規渠道，不能搞特殊。”三年后，新縣通了縣級公路，運輸成本立刻降了三成。修路成功，再推水利。搞水渠要炸石，他站爆破點旁邊一次性點六根雷管，嚇得技術員直冒冷汗，他卻說：“我當年在艦上也是玩火藥的。”

教育是他心頭事。縣里只有一所完全中學，且教室陰暗。他帶著武裝部挨家挨戶動員捐木材，又跑到省里要指標，硬是把舊禮堂改成四層教學樓。第一批高中畢業生考上省大學時，許光偷偷請假趕去車站，看著孩子們揮著手，他背過身抹眼淚。

1979年后，外地企業想請他掛名顧問，待遇優厚。他婉拒：“我姓許，不姓股份。”有領導要調他去省城，他也笑著謝絕：“山里還沒富夠。”他寫給兒子的家書里曾說：“世友爺爺打的是江山，我守的是人心。”這句話，后來成了許家堂屋的一副對聯。許世友病逝，老戰友來人慰問，順便問他有何需求，許光端茶：“父親已為國家辦事一輩子，該休息了，我也一樣。”

日子一晃到九十年代，新縣在全國還算貧困。許光卻拉著縣領導研究旅游：“咱們紅色資源這么多，山又好水又好，不挖掘太可惜。”那會兒紅色旅游還沒火，他先試點搞了個紀念館，游客不到兩千人，可第二年翻了四倍。有人評價說他腦子轉得快，他擺手：“老區要自我造血。”等到本世紀初，旅游產業已經成了新縣最大收入來源之一。

2013年1月6日凌晨，許光在醫院的最后一句話是：“賬目別亂，我那點積蓄全留給福利院。”二十萬元，對于一輩子不搞副業的老人來說，幾乎是全部身家。遺體告別當天，鄉親們排成長長隊伍，很多人不懂敬軍禮，就把帽檐抓得緊緊，像當年送戰士上前線。靈車緩緩開過縣城，小孩站在父母肩頭，老人拄杖抹淚。有人低聲感慨：“這是個把孝心活成了一輩子的人。”

許光沒有碩大墓碑，只有一塊青石，刻著短短八個字：孝恭克彰，樸實無華。風吹過山崗，松濤像浪聲，仿佛在對那位離開航道的人輕輕招手：海上的位置依舊空著，但故鄉的土地因你而豐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