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元對于有錢人來說，可能連一頓飯錢都不夠，但卻可能讓貧困家庭的孩子失去生命。

19歲的年紀正青春，還有大把美好時光沒有享受，卻因為一次打車精神崩潰自殺。

這樣的劇情像是會出現在八點檔的電視劇中，沒想到卻真實發生在一個19歲男孩的身上。

這910塊，不是錢，是命根子

910塊，這個數字本身沒有任何溫度，但在農村一個靠母親打零工、父親常年臥病的家庭里，它幾乎就是天。

它可能是一個人幾個月的藥費，是全家人幾周的飯錢，是一個剛走出社會的孩子，在偌大上海咬著牙，一滴汗一滴汗攢下來的血本。

這個孩子叫小郭，19歲，剛剛成年的年紀，只身一個人跑到上海，不是為了見識繁華，就是想讓家里能喘口氣。

所以，當他不小心把100元的車費錯付成1010元時，他丟的不是一筆小財，他丟的是尊嚴，是對自己辛勞的否定，是對那個貧病交加的家庭的一份巨大虧欠。

這筆錢，像一根刺，扎進了他心里最軟的地方，那里藏著他全部的自尊和責任感，對他來說，這不是“區區”910元。這是他賴以生存，并讓家人活下去的“命根子”。

而小郭的性格，也是內向，話不多，這樣的人，往往把事都扛在自己心里，不愿給別人添麻煩。

他獨自來上海打工，住的地方想必不會太好，吃的東西也一定很省，這座城市的燈紅酒綠，與他無關，他只是一個沉默的掙錢機器，盼著發工資的日子，好把錢寄回家。

當他發現錢轉錯了，他一定慌了，但他沒有撒潑打滾，他只是用最笨拙、最規矩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打電話，發信息，聯系平臺，報警，他做了一個普通人能做的一切。

他把希望寄托在規則和人性的善良上，可一個剛成年的孩子，社會經驗幾乎為零，他不知道，有些善意是要看運氣的。

在一次次嘗試，一次次碰壁后，他被困住了，一邊是無法追回的血汗錢，一邊是遠房家庭沉重的負擔，孤獨感，無力感，還有對自己犯錯的強烈自責，他不是脆弱，他只是太負責任了，這份責任感，超出了他19歲的肩膀所能承受的重量。

沒人跟他講道理

而那個司機呢，他和小郭達成口頭交易，通過微信掃碼進行交易，這本身就繞開了平臺的監管，而在收到1010元后，他沒有片刻猶豫，迅速消失。

事后，面對小郭的哀求和警方的電話，他選擇了沉默、失聯、拒絕。

他或許覺得，這是天上掉下來的橫財，不拿白不拿。

他可能壓根沒想過，這筆“小錢”的背后，是一個年輕人多大的絕望，他的貪婪和冷漠，是捅向小郭的第一刀，也是最致命的一刀。

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被他視作一個可以隨手丟棄的麻煩。

據哥哥描述，小郭在3月31日報警，4月3日，他從堂弟口中得知弟弟不見了，還得知弟弟有輕生的念頭，最后在4月4日尋找無果后打電話報案，經調取監控發現弟弟到了蘇州，最終在蘇州穹窿山發現弟弟遺體。

哥哥沒能帶弟弟回家

悲劇發生后，最痛的，是活著的人。

那種眼睜睜看著至親面目全非，卻什么都做不了的無力與悲慟，足以撕碎任何一個硬漢，他想不通弟弟為什么會走上絕路，直到他從弟弟朋友那里，聽到一段含糊不清的語音。

“我喝了半瓶敵敵畏。”

這幾個字，像一把淬了毒的錐子，扎進哥哥心里，他憤怒，絕望，在社交平臺上發出撕心裂肺的吶喊。

但他不能倒下，身后還有生病的父親和悲痛的母親。他成了家里唯一的支柱，他強忍著悲痛，把司機告上法庭，不要賠償，只有一個要求：讓他道歉。

這是哥哥能為弟弟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對這個冷漠世界最后的抗爭。

7月16日，這個案件開庭了，但是郭先生表示，這個司機沒有到場，也聯系不到他，不過已經扒出了這個司機的身份，姓王來自四川，而隨著事情的發酵，上海市交通委員會也已經介入。

這場官司還沒有確切結果，但是郭先生卻要面臨一個注定悲傷的局面，一個家庭的破碎，父母失去了懂事的兒子，哥哥失去了唯一的弟弟，這份傷痛，將伴隨他們余生。

就算司機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這也換不來弟弟的生命，小郭的死，像一聲尖銳的警報。

它提醒我們，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有很多人正活在我們難以想象的艱難里。我們眼中的一筆小錢，可能是他們世界的全部。

它也拷問著我們每個人，當面對他人的求助時，是選擇伸出援手，還是選擇冷漠地扭過頭？我們每一個微小的選擇，都可能成為改變另一個人命運的支點。

人性的幽暗與貪婪，制度的漏洞與蒼白，共同導演了這場悲劇。

我們譴責那個司機，我們反思這個社會，但一切都顯得那么無力。

910塊錢或許最終能追回來，但那個在上海街頭彷徨無助，最終在蘇州河邊喝下農藥的19歲少年，永遠都追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