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南京照相館》于7月25日正式上映。

申奧執導的影片《南京照相館》從點映到7月25日正式上映，票房近億元，口碑更是一路走高，尤為稱奇的是，這樣一部戰爭題材影片，卻有很多家庭都是三代人一起去看。

關于“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有很多拍法。

陸川的《南京！南京！》全景式呈現了南京淪陷后的悲劇，但影片站在一名日本兵的視角去反思戰爭，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從13個金陵風塵女子的角度切入，表達一個救贖的主題，但用妓女去救大學生的設定，也讓不少觀眾發出“難道妓女的命不是命”的詰難；中外合拍的《拉貝日記》，則從一個德國商人拉貝的視角，呈現了一個“中國版辛德勒”的故事，但影片表現力度稍弱，流于溫情傳奇，南京成為背景板。而更早時期，牟敦芾執導的《黑太陽南京大屠殺》則是對殘忍的最大限度還原，影片用了大量常人難以接受的“cult”等級鏡頭來展示日軍的殘忍獸行。

當然，從創作本身來說，以上角度完全沒有問題。但從目前國際政治環境、國內輿論氛圍、戰爭歷史觀、創作分寸等方面來看，申奧執導的《南京照相館》是能爭取到受眾最大公約數的一種拍法，這并非批評影片創作上的保守與投機，相反，這是創作者在尊重歷史、尊重觀眾、尊重市場所達成的最好結果。

這種小人物視角、影像克制的表達，打破了一些主旋律電影相對說教的刻板印象，對于各年齡層觀眾來說，都能各取所需，既完成了歷史教育使命，又保證了觀影體驗，確實稱得上近幾年主旋律電影的新標桿。

以小人物視角取代宏大敘事

《南京照相館》在歷史縫隙中尋找到一個極其巧妙的敘事切口：1937年12月13日，日本軍隊攻占南京，城內吉祥照相館中的七個老百姓，為了盡可能地多活一日，被迫幫助日軍攝影師沖洗底片，卻意外沖印出了能證明日軍屠城的罪證照片。

影片拋棄了戰爭的宏大敘事，取而代之的是小人物在戰爭背景下的人性搖擺。幾個普通人的生死懸于是否沖洗底片的抉擇中，“洗是漢奸，不洗沒命”的困局撕開了人性的復雜肌理。

電影開篇，南京城淪陷，衛戍司令唐生智棄城，防御力量潰不成軍，日軍大肆屠城，一片哀鴻。因為一份善意，劉昊然飾演的郵差阿昌沒有趕上出城的郵車，而下一秒鐘，日軍空投的炸彈瞬間炸翻郵車，同事被燒成火人，阿昌目睹了這一切慘烈。

導演申奧一開始就將南京城構建成一個人間煉獄，讓觀眾置身其中，與片中被困于吉祥照相館的人物產生共情。在塑造角色方面，影片很好的一點在于，沒有回避人性的弱點，拍出了人在面對死亡時的恐懼與懦弱，但也拍出了他們的尊嚴與反抗。

王傳君飾演的日軍翻譯王廣海是亂世中的投機者，用翻譯技能換取生存機會，為日軍俯首帖耳，抱有幻想，但在兩處關鍵時刻，沒有拿槍射向同胞，以及對日軍做出反抗，顯示了其意識上的覺醒。

阿昌從最初的畏死怯懦，試圖逃離南京，到最終讓出通行證，為大義挺身而出，這是在絕境中被一步步喚醒的良知和勇氣，沒有誰是天生的英雄。當自稱是“朋友”的偽善日軍攝影師用刀無情地插進阿昌的胸膛時，他用盡最后一絲力氣說出：“我們永遠不可能是朋友”。而正是這一句擲地有聲的控訴，對現實中日本右翼仍在外網散布“親善照”否認南京大屠殺，靖國神社供奉戰犯的行為也一直在持續等謊言和丑行，進行了一次有力的跨時空回擊。

阿昌完成了從“茍活”到“守護”的精神升華。

影片結尾，導演為阿昌這個人物揭曉了一個彩蛋：阿昌，全名蘇柳昌，作為中華郵政送信員，郵差編號是1213，與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12月13日）呼應，仿佛在說：有些“信”，必須送到；有些記憶，必須傳遞。

影片塑造的每個形象都復雜而立體，從最初只求自保的普通人，到最終舍命傳遞日軍罪證的勇士，從茍且偷生藏在地下室，到最后走上地面，覺醒反抗，完成了一道道人物弧光。

照相機，也成為影片中的重要隱喻。日本攝影師按動相機快門的聲音和槍械上膛發射的聲音交叉剪輯，為相機這一道具賦予了一種權利隱喻。而十年之后，歷史猶如一枚回旋鏢，將日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釘在歷史恥辱柱上。1947年，南京大屠殺的主犯之一谷壽夫在南京雨花臺被執行槍決。吉祥照相館幸存者、高葉飾演的林毓秀也拿起相機，在槍決谷壽夫的那一刻，按下快門，對日本人也進行了一次審判。

在冷靜克制中完成價值觀傳遞

戰爭電影，尤其是“南京大屠殺”這樣帶有全民傷痛的題材，在創作上很容易陷入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過度渲染暴力，缺乏理性克制，之前影視作品中曾出現的“手撕鬼子”抗日神劇便是反面例子。

在創作上，《南京照相館》做到了盡量冷靜克制，日軍在南京城實施的很多殘暴鏡頭都以電影語言進行了留白處理。比如，日本兵摔死孩子的情節，放置在畫面后景，焦點更多的是呈現前景中人物的反應。還有日本兵對中國女性的暴行，也沒有將鏡頭直接對準施暴場面，把南京大屠殺的沉重感保留在情感層面而非感官沖擊。

影片在表現形式上也做了一些創新，用雙重曝光的視覺手法來展現日軍“親善照”背后的暴行，既直觀又有藝術性。暗房沖洗照片時紅光中逐漸顯現的罪證畫面，這種意象化的處理比直接呈現血腥鏡頭更有沖擊力。

暗房沖洗照片時紅光中逐漸顯現的罪證畫面，這種意象化的處理比直接呈現血腥鏡頭更有沖擊力。

盡管電影影像表達相對克制，觀眾還是能夠感受到日軍視生命如草芥后的憤怒，同胞尊嚴被踐踏后的屈辱。如同觀眾所言：“止不住的壓抑和無力感，一直憋在胸口。”

片中的日本軍官攝影師，用扭曲的價值觀解讀中國老祖宗傳下來的道德準則“仁義禮智信”，鏡頭一轉，則是日本攝影師背信棄義，將通行證變成鬼門關，葬送了一對母女，徹底撕開了日本人偽善的假面。他們在墻上掛著“仁義禮智信”牌匾，擺出溫和的模樣，底子里卻是對生命的漠視、對侵略的縱容。

可能全片最讓觀眾心情舒展的有兩個片刻：一是周游飾演的宋存義舉起南京城墻磚砸向鬼子的那幾下，二是王驍飾演的金老板拿著斧頭，砍向鬼子的那一刻。

《南京照相館》應該是今年暑期檔觀眾觀影最安靜的一部電影，影片沒有簡單地喊口號，沒有生硬說教，卻讓觀眾在克制的影像、人物的人性選擇中，自然代入角色，自然共情，潛移默化中完成了價值觀的層層傳遞。

《南京照相館》已經證明，優秀的主旋律作品可兼具歷史嚴謹性、藝術感染力與全齡普適性。對孩童，它在作為認識善與謊言的啟蒙課的同時，也沒有令家長擔心“少兒不宜”的鏡頭；對青年，它是理解個體力量的成長寓言，讓我們看到“普通人也能成為英雄”；對長者，它是民族苦難記憶的影像紀念碑，更體現出當下歷史記憶守護的現實意義。

影片結尾，一張張舊照片中的場景，與當下南京城新貌重疊在一起，有一種隔空對話感，提醒著后人：“銘記歷史，吾輩自強。”

撰文 滕朝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