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正裹挾著沙塵吹來一個古老而雄渾的名字——涼州。因地處寒涼之地，西漢武帝時期“涼州”這個名字誕生，隨后更是憑借“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涼州詞“出圈”了千年，也滿足了公眾對于涼州所有關于地域和文化方面的想象。7月25日，“涼州”特展在蘇州吳文化博物館開幕，這是該博物館“新九州”系列的第四期，展現181套272件文物，包含王杖詔書令冊簡、北涼石塔等國寶文物。

涼州自西漢河西四郡的建置到魏晉南北朝五涼時代的經營，它不僅是華夏視野中的文化昌盛之地，也是漢唐磅礴浪漫的光榮與夢想的重要載體。澎湃新聞記者了解到，此次展覽甄選了3個地市、6家博物館共181套272件文物，分為六個單元展開敘述，力圖通過恢宏的歷史與真實敘述的視角，帶來豐富的文化想象空間，帶你觸摸涼州跳動的脈搏，品嘗它千年的滋味，聆聽那些被風沙打磨過的傳奇故事。

展覽現場

春秋戰國時，河西一帶為月氏、烏孫、匈奴等民族駐牧之地。漢武帝元朔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6年，由于土地寒涼的原因，雍州改稱涼州，正式進入中原版圖。公元前111年“列四郡，據兩關”。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經之路，占有河西后，西漢政府建漢塞、實施移民實邊政策，內地人士的遷入，不僅帶入了豐富的勞動力、先進的農耕技術，更帶去了漢地儒家文化與生活方式。

記者了解到，展覽主要地域范圍選取自漢代“河西四郡”，以時間為線，為觀眾展現涼州通史，同時這也是國內少數涉及五胡十六國的特展。

展覽現場，圓點紋折腹彩陶罐，新石器時代馬家窯文化，武威市博物館藏

王杖詔書令冊簡（左）與彩繪漆木鳩（右），武威市博物館藏

這一板塊中，最重要的文物為漢代王杖詔書令冊簡。1959年7月，甘肅省博物館的考古工作者在發掘武威市新華鄉纏山村磨嘴子18號漢墓時，發現了一組木簡，一共10枚，出土時還有幾枚系在一根鳩杖上，從出土位置和殘存跡象看，這10枚簡應該是捆束后系在鳩杖之上，跟鳩杖一起入葬的，這批簡被稱為“王杖十簡”。1981年，武威磨嘴子漢墓群18號墓又出土了26枚王杖詔書令冊簡。王杖詔書令冊簡和1959年出土的王杖十簡屬同類性質的詔令，內容比王杖十簡更豐富更完整，兩者相得益彰，同為研究漢代養老制度的珍貴資料。簡文內容豐富，記載明確，既有撫恤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的具體做法，又有尊老養老高年賜王杖的明確規定。

所謂王杖，又稱鳩杖，是漢代給年滿七十歲以上的長者所頒賜的一種優待憑證。王杖上的杖首為彩繪漆木鳩。王杖詔令冊簡和彩繪漆木鳩被稱為漢代的“養老令”和“敬老卡”，對研究漢代社會制度、法制史、民俗學以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蓮花藻井磚，魏晉，武威市博物館藏

千佛，北魏，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護研究所藏

西晉末年， “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州耳”，遠離中土的涼州成為了北中國最為安定的地方。“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后，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涼州成為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重要匯合點。

彩繪采帛木幾圖壁畫磚，魏晉，高臺縣博物館藏

彩繪剪布圖壁畫磚，魏晉，高臺縣博物館藏

展覽現場，北涼石塔，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藏

在這一板塊中，最值得關注的重點文物為北涼石塔和北魏造像石塔。其中，北涼石塔（又稱北涼程段兒造像石塔），該塔1969年出土于酒泉縣專署街石佛寺灣，刻制于北魏太緣（太延）二年（436年）。通高43厘米，底徑12厘米。由基座、經柱、覆缽、塔頸、相輪、寶頂六部分組成，塔身整體呈圓錐形。

據悉，我國現存的北涼石塔共有14座，發現于河西走廊的酒泉、敦煌和武威及吐魯番地區。其中有明確北涼紀年的7座，無確切紀年的7座。北涼石塔是已知時代最早的中國古塔實例，對研究中國早期塔的形制及演變提供了珍貴資料。

而北魏石塔，又稱北魏曹天護造像石塔。該塔為方形三層樓閣式結構，由基座、塔身、塔剎三部分組成。塔身分三層，每層有塔檐覆蓋，檐角上翹，雕出瓦壟、斗拱和屋脊。塔身每層四面皆雕圓拱形佛龕，龕內共刻佛像12身。第一層為釋迦誕生、九龍灌頂、釋迦成道、釋迦多寶并坐像；第二層為彌勒說法像；第三層為交腳彌勒，雙樹龕苦修等。該塔造型獨特，雕鑿精美，仿木結構的樓閣式造型，再現了中國早期佛塔的構筑特征。其造像風格、形制與北涼石塔明顯不同，是我國現存為數不多的佛教造像方形石塔，具有極高的研究和藝術價值。

展覽現場，銅獬豸，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藏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在河西地區的武威、張掖、酒泉、嘉峪關等地漢末至魏晉墓葬中多有獬豸出土。其質地有銅、陶、木等，制作工藝有青銅鑄造、陶塑、木雕等。作為專觸不直，善辨忠奸，勇猛公正的神獸，獬豸備受推崇。將其陪葬于墓穴內，則有辟邪爙災，祈福、護佑逝者的意味，也反映了漢末魏晉時期河西地區普通民眾“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和理想。

展覽現場，中矢牛圖畫像磚，魏晉，酒泉市博物館藏

隋唐時期，涼州市井繁華，胡漢雜居，是僅次于長安和洛陽的北方大都會，“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充滿著盛唐開放包容的國際氣象。晚唐河西節度使的設立，使得涼州成為唐代文化士人建功立業的理想去處，豪情寄寓涼州，也催生出了意蘊蒼涼深遠又不失壯闊的“涼州詞”。

展覽現場，翟舍集墓志，唐·開元十四年，武威市博物館藏

翟舍集墓志由志蓋和志身兩部分組成，青石質，正方形，志蓋方盝式，正中陰刻篆文“大唐故翟君銘”六字，志蓋四坡上雕刻十二生肖圖案。志身為陰刻楷書，記載翟舍集及夫人安氏生平。唐代武威的翟氏、安氏均為粟特胡人。粟特人又被稱為九姓胡、粟特胡等，以長于經商而聞名。粟特原是生活在中亞地區的古老民族，從東漢時至宋代活躍在絲綢之路上，對我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有深刻的影響。

翟舍集夫婦是入華粟特人的縮影，他們雖然沒有像安修仁安祿山一樣產生重要影響，但墓志的記載反映其家族已入籍授田，成為了唐政府的編戶。粟特胡人入華后，除了經營其擅長的興販之業，也從軍求功名，務農事生產，“進有榮秩，居而退耕”，參與到大唐的社會秩序之中。

鍍金口三魚蓮瓣紋銀碗，唐，武威市博物館藏

西夏于公元1032年奪取了涼州，1038年西夏建國，升涼州為西涼府。西夏立國期間，與宋、遼兩國大體保持和睦相處、友好往來的關系。與宋、遼、金之間的朝貢貿易和邊境的榷場貿易興盛，并逐步確立了儒教治國之道，著力吸收和借鑒中原生產技術和文化，崇信、扶持并弘揚佛教，佛教文化在此時發展到高峰。

另外，西夏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創制了自己獨特的文字。官方文書、民間契約、儒家經典、漢藏佛經等都被以西夏文書寫或被翻譯成西夏文。元滅西夏后，西夏文字直至明朝仍然繼續在一定范圍內使用。這些均在“西夏輔郡”單元中有所體現。

西夏文手抄文書 西夏，武威市博物館藏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涼州歸附，公元1246年吐蕃正式和平納入蒙古統治，藏傳佛教也得到了蒙古人的尊重。

到了明朝時為保證邊疆穩定，建立起了以甘肅為中心的衛所防御體系。與此同時移民屯田等一系列舉措，構筑起明代西北基層邊防體系。至清代，河西變成了清朝經營西域的后方，在此修城駐兵，崇文重教，確保了西北邊疆的穩定和發展。

藏文“六字真言”石經版，元，敦煌市博物館藏

六字真言，又叫六字大明咒，是藏傳佛教秘密蓮花部的根本真言，敦煌作為溝通西域的重要補給站，過往客商中必定有許多虔誠的佛教徒與商旅。這塊石經板的出現說明元代藏傳佛教曾流入了敦煌地區。

坐佛，元，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護研究所藏

注：展覽由吳文化博物館和武威市博物館聯合主辦，得到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敦煌市博物館、酒泉市博物館、高臺縣博物館 、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護研究所大力支持。

展覽將展至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