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 3546

婁月站在心理科診區走廊的一側，手里攥著一沓剛出爐的報告。
紙張堆疊著，她有些急切地翻找，目光越過那些她無暇細究的曲線和表格，終于，在其中一張的末尾，她發現了那一行能看明白的診斷結果。

“受試者具備ADHD多動沖動型癥狀。”

為了這行字，她經歷了一場難度不亞于搶演唱會門票的戰斗。在預約界面輸完驗證碼，屏幕上跳出的，往往是“該號源已被預訂”。

為了這行字，她和女兒付出了1493元的診費。

而現在，這行字躺在她手里，像一塊終于落地的石頭，沉重，卻也帶來一絲詭異的平靜。她的女兒，在上海一所雙語學校讀四年級，從今天起，成了一個“A娃”。

文 | 周游

圖 | 中國新聞周刊、Pexels

（原文發布于《中國新聞周刊》，有刪改）

浪潮：“以為這里可以提分”

如果學習困難成了一種“病”，你會帶孩子去看醫生嗎？

答案是肯定的，并且隊伍已經排得很長。自2021年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開設國內最早的學習與閱讀障礙門診起，這類門診開始在全國各地“冒頭”。

2024年12月，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學習與閱讀障礙門診出具的患兒近紅外腦功能檢查報告。

圖/受訪者提供

首都兒科醫學中心2022年開設的學習困難門診，每月接診約300人，號源在幾秒鐘內就被搶光。難度，不亞于一場熱門演唱會的門票。

“學習困難門診的門診號大概提前一周就會約滿。”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心理醫學科主治醫師黃懿钖介紹。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副院長陳立則觀察到，每到暑假，期末考試暴露出的問題，會進一步放大這種就診需求。

陳立是今年4月發布的《學習困難門診規范化建設專家共識》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她解釋，學習困難只是一類癥狀，其背后的病因極其多樣，多與神經發育性障礙相關，如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智力障礙、閱讀障礙、運動協調障礙等。同時，焦慮抑郁等情緒問題和網絡沉迷也很常見。

顯然，學習困難門診不只看一種病。但黃懿钖觀察，門診里確診最多的還是ADHD，因為它本身就是兒童青少年最高發的精神疾病之一，發病率在5%到15%之間。這些孩子的大腦發育比同齡人“慢半拍”，自我控制能力差，顯得更為“幼稚”，因此更容易被發現。

學習困難門診這個名字，精準地呼應了廣大家長的需求。陳立認為，如果醫院只設ADHD或閱讀障礙門診，很多家長會因“病恥感”而忌諱，耽誤孩子的診治。而“學習困難”，聽起來更像一個便民的、中性的入口。

正視醫學問題本是好事，但被焦慮驅使的盲目，也構成了門診的另一幅景象。多位醫生觀察到，甚至有家長帶著兩歲多的孩子來看數學學習困難。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副院長葉敏捷將這些家長形容為“一窩蜂”，盡管門診能幫助識別病因，但不乏有人只是因為“不甘落后”，甚至“以為這里可以提分”而來。

那么，究竟什么樣的孩子需要來？葉敏捷建議家長關注“三個不匹配”：第一，能力與成績不匹配，孩子很聰明，但成績很差；第二，努力與成績不匹配，花十分力氣，只得到一兩分的結果；第三，發展過程不連續，比如孩子四歲了還講話不清，記不住簡單歌詞。這些，都可能是需要專業評估的信號。

診斷：在量表與談話間尋找答案

當劉瑩站在診室外，內心忐忑不安。她既想要一個確切的結果，又害怕那個“期待已久”的結果正式落地。

診室內，她的兒子正在接受一系列評估：“學障認知加工評估”“學障視知覺評估”“學障書寫障礙評估”。其中一項，是讓他朗讀一篇四年級的課文，看有無錯漏，并計算一分鐘內能讀多少字。

學習困難門診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精準定位困難的來源。但這個過程，遠比想象的復雜。

“我在老家看了好幾所醫院，醫生隨便問幾個問題，就說是ADHD，要給孩子開藥。”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來自河北的母親馮娟表達著她的疑慮。她的兒子上課總走神，寫字很慢。

但在北醫六院，醫生開具了血液檢測和行為評估后告訴她，孩子問題不大，邏輯思維甚至超前，只是專注力一般，并沒有病理性的學習障礙。

2025年7月1日，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診區，候診家長在診室外排起了長隊

“目前，全國許多地方的學習困難門診是名不副實的。”葉敏捷坦言。有些醫院為了迎合熱度而掛牌，但專業配置不達標，甚至還有線上門診。“有的醫院評估手段也不夠，扔給家長幾個表格，填完了就診斷是ADHD。這類案例太多了。”

專業的診斷，遠非幾張量表能夠完成。黃懿钖最近接診的9歲男孩小滿，全面發育遲緩，所有科目不及格。最初懷疑是精神發育遲滯，但智力檢查只在遲鈍邊緣。黃懿钖沒有止步于此，她進一步開具了腦電圖和頭顱核磁共振，結果發現，小滿的腦部有血管畸形，影響了語言和視覺中樞的功能。

更何況，許多病因并不涉及能被儀器輕易捕捉的器質性病變。長期研究閱讀障礙的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虹指出，相關的腦部病變常是功能性的，而非結構性的，靜態掃描很難發現問題。

因此，醫生的專業性至關重要。診療，在醫生和患者家人的對談間就已經開始。“很多時候，醫生會問一些看似簡單的問題，例如‘感覺孩子有沒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葉敏捷說，“但家長回答的內容和神情語氣就能透露海量信息，包括父母與孩子的互動模式，孩子是否缺乏安全感等等。”

《專家共識》明確提出，一個合格的學習困難門診，需要有5年以上相關經驗的專科醫生、有資質的心理行為測評師、教育干預治療師等組成的完整團隊。它適合開設在能方便轉診的專科兒童醫院或大型綜合醫院的兒童保健科或發育行為兒科下，而不是一兩個醫生掛個牌子就能做的。

解藥：藥片、家庭與一間“能接納變量”的教室

在診斷之后，家長們面臨著更艱難的選擇：如何干預？

首當其沖的是藥物。專注達，藥品名鹽酸哌甲酯，是治療ADHD的常用藥，卻也是讓許多家長望而卻步的存在。婁月就因為擔心副作用，想等孩子青春期后再用藥。

一位兒童精神科醫生曾親身體驗過專注達，他坦言，藥物的確能提高效率，但代價是入睡困難和情緒波動。然而對另一些“A娃家庭”，這種被嚴格管控的精神藥品又是“救命藥”，一旦斷藥，“天都塌了”。

“最關鍵的還是對癥。”葉敏捷指出，如果孩子不患ADHD，吃“聰明藥”也聰明不起來。在一些基層或民營醫院，用藥不規范的現象時有發生，甚至有醫生開具缺乏足夠循證醫學證據的小兒智力糖漿。

“治愈孩子前要先治愈父母。”這是許多一線醫生的共識。葉敏捷曾接診過一個三年級的男孩，父母在場時他一言不發，而當父母離開后，醫生一句“你覺得委屈嗎”，就讓男孩流下淚來。他后來發現，這個家庭“我說你聽著”的命令式交流，成了孩子學習能力的封印。

2024年8月，浙江嘉興市一家公立醫院學習困難門診出具的患兒視聽整合連續測試報告。

圖/受訪者提供

因此，理想的診療模式，是一個家、校、醫協同的體系。醫生提供方案，家長改善養育環境，學校則負責配合專業的康復指導。然而，這其中最欠缺的一環，恰恰是學校。

劉瑩曾向學校申請為兒子延長考試時間，被校方拒絕。在現有的考試體制和師生配比下，想讓老師關注到每個學習困難的孩子，近乎奢求。

黃懿钖認為，有些實踐并不需要擠占太多時間，比如，讓ADHD孩子坐在老師眼神能經常覆蓋的地方，當他走神時，老師悄悄走到身邊，輕撫一下他的肩膀，這種自然的、積極的關注就非常重要。

但大多數老師對此缺乏認知。葉敏捷認為，本質上是目前的中小學教育過于趨同，難以接受“變量”。一個ADHD孩子可能不夠專注，但創造力和想 象力卻可能很出眾，就像達·芬奇。但在“40分鐘乖乖聽完一堂課”的語境下，這些天賦很難施展。

令人欣慰的是，改變正在發生。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中小學老師開始主動聯系陳立等專家，希望了解如何為班上的特殊孩子創造更公平的教育環境。

“既然人群中不同性格的人能被接受，那么發育水平的多樣性也應被接受。”陳立說。在成長早期，誰也不知道這些孩子未來會有什么樣的成就。

“對于有閱讀障礙的孩子來說，每個字、每一個句子都是難以戰勝的可怕‘怪獸’，”李虹教授說，“父母、學校應站在孩子這邊，和他們一起打‘怪獸’，而不是讓他們成為帶著病恥感的孤獨戰士。”

文中劉瑩、婁月、小滿、馮娟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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