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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第六病室》的“創作心態”及其他

□盧江良

中國現代作家茅盾曾說：“在世界古典文學中，契訶夫是中國人民和中國作家最喜愛的作家之一。他的偉大的名字很早就已經為中國人民所知道。”確實，對中國讀者和作者來說，契訶夫應該算是國外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短篇小說《套中人》《變色龍》《苦惱》《萬卡》等，分別入選我國中小學語文教材，為我們耳熟能詳。特別是筆者從事文學創作后，更是對他的作品情有獨鐘，幾乎閱讀了他所有的中短篇小說，并深受其文風的影響。

而在契訶夫的眾多小說中，最令筆者刻骨銘心的是《第六病室》。該小說講述了在偏僻小城的一家醫院里，院內有一幢名為“第六病室”的廂房，由一名退伍老兵看守，里面關著五個被當作瘋子的病人，其中之一是出身貴族的?伊萬·德米特里奇，他因對社會不滿和對現實的清醒認識而精神崩潰。醫生安德烈·葉菲梅奇是這家醫院的管理者，他想為醫院建立一種合理健全的秩序而無能為力，于是開始逃避現實，但內心充滿苦悶和矛盾。后來，他在跟伊萬·德米特里奇的爭論中，漸漸覺悟和清醒，可很快也被當作瘋子關進了第六病室，最終被迫害至死。

應該說，這部中篇小說沒有離奇曲折的故事線索、沒有大起大落的跌宕情節、沒有重大的歷史事件、沒有復雜的人物關系，它像契訶夫之前創作的中短篇小說一樣，以普通人們的日常生活為題材，通過一個“典型環境”和一群“典型人物”，憑借巧妙的藝術手法，對現實生活和人物心理進行真實細致地描繪，勾勒出一個“時代背景”，尋求一個“中心思想”，讓讀者認知和體會其含義。但這部小說顯然有所不同，它除了“繼承”上述的那種“固定模式”外，作者在創作時改變了之前不問政治的心態，開始著述揭露沙俄專制制度下的內幕。

關于這一點，只要了解一下它的創作背景，我們其實不難發現：在這部小說發表前兩年的“1890年4月，契訶夫從莫斯科起程赴庫頁島旅行，7月抵達，調查囚犯生活，10月回程，12月抵達莫斯科。”據傳，那次旅行，讓契訶夫見識了庫頁島地獄般的慘狀和西伯利亞那些城市的貧窮，使他對黑暗的現實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他在給好友、當時沙俄最大的民營報業主蘇沃林的信中這樣寫道：“除了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見了……我知道了許多東西……我覺得薩哈林島簡直是一座地獄。”

正因為這種心態的驅使，讓契訶夫在創作《第六病室》時，一改之前所持有的“樸素的民主主義思想”，深度融入了自己的“政見”，描繪出一個“黑暗、腐朽、令人窒息”，并“像監獄一般陰森可怕”的社會——19世紀末沙皇俄國的縮影，無情地揭露了沙皇統治下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的丑惡現象，充分表達了對貧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對丑惡現象的嘲笑。于是，1892年冬天，這部小說在《俄羅斯思想》一經發表，便震動了整個俄羅斯，被稱之為“整個俄國文學中最可怕的小說”。據說，年輕的列寧讀完后說自己害怕得“好像也被關在六號病房里了”。

可以這么認為，《第六病室》是契訶夫小說中極具代表性的作品，它不僅標志著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成熟，也是他批判現實主義風格的集中體現。隨后，契訶夫的作品日臻完善，并進入了創作高峰。1904年7月，年僅44歲的他因病離世，同時代的俄國批評現實主義文學巨匠列夫·托爾斯泰動情地評價道：“契訶夫創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絲毫不假作謙遜地肯定說，在技巧方面，契訶夫遠比我高明。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家。”20世紀最杰出的德國作家之一托馬斯·曼更是認為：“毫無疑問，契訶夫的藝術在整個歐洲文學中屬于最有力、最優秀的一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俄國19世紀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現實主義藝術大師”，契訶夫盡管猛烈地抨擊了沙皇專制制度，可并未像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作家那樣被封禁、流放、驅逐出境，甚至于槍決。在《第六病室》問世后，他又陸續發表或上演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并于1900年被選為科學院文學部榮譽院士。究其原因，雖然他身處沙俄最黑暗時期，但鑒于當時的沙皇對西方文明的羨慕和追求，知識分子面臨的處境相對較為寬松，從而使得契訶夫免受數十年后布爾加科夫、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巴別爾等人的那般遭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

2024.8.30于杭州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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